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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查:互聯網揭批「台獨」之火,如何燒毀「戴立忍們」?

這場舉報戰役的參與者,每個人的動機都不相同。有親國民黨者在民進黨上台後轉身面向中國;也有共青團的身份危機。


台灣演員戴立忍。
台灣演員戴立忍。圖:AFP

7月中旬,電影《沒有別的愛》的片方聯繫該片的男主角戴立忍,告訴他「台獨」爭議鬧得兇了。

還沒來得及商量好如何應對,事情又惡化了。知情者透露,當時中國廣電總局每天收到撻伐電話,國台辦也對此向廣電總局發文詢問。製片方告訴戴立忍,如今必須對「反對台獨、反對法輪功、我是中國人」三件事作出明確的公開表態,才有得解。

早在4月,《沒有別的愛》進行第一波宣傳並公布演員名單後,便開始遭到網友質疑,怎能邀請台獨藝人戴立忍擔任男主角?但根據知情人士透露,最初兩個月,片方對於網絡的攻擊,並不十分在意。畢竟在中國任何影片要拍攝或者上映,從劇本審查到參與人員,都必需經過相關局處核可。《沒有別的愛》導演趙薇在邀戴立忍演出之前也必定經過層層審核,據悉戴立忍和大陸影人合作20年來未曾有被遭疑為「台獨」的情況,因此當時電影方只覺得「冷處理」即可。

7月中,廣電總局向《沒有別的愛》製片方下了最後通牒:要求戴立忍必須對「反對台獨、反對法輪功、我是中國人」作出明確的公開表態,否則未來台籍藝人在中國可能面臨大規模封殺。

面對廣電總局揚言對其他台籍藝人連坐懲罰,讓電影團隊相當為難。對戴立忍而言,公開宣示「我是中國人」與否,未來都會讓更多藝人受害,他最後決定用放棄自己在中國的演藝事業作為停損點,拒絕表態。

隔日,《沒有別的愛》片方發表聲明指稱戴立忍表態模糊,決定撤換戴立忍。

稍晚,戴立忍又發表3千字長文,一條一條回應網友指稱他為「台獨」的各種「證據」,並把自己的家族歷史與對待社會議題的立場攤開來供人檢視。但這3千字長文,既不被中國網友接受,也備受台灣網友責難。雙邊頂着愛國主義的旗幟,質問戴立忍為什麼不能真真切切的喊出自己的立場。

「台獨」帽子亂飛,人人保密防諜

這幾年,在中國的台灣籍影視產業從業人員,隱隱都能感覺大環境的氣氛越來越肅殺。「過去談到『台獨』,別人頂多是不認同你支持『台獨』;現在『台獨入罪』風氣正盛,絕對不能隨便讓人知道你的政治傾向。」待在中國的導演小肆(化名)即使在台灣受訪也壓低了聲音。他說,內部的從業人員也心裏多少有底,公開指稱某人支持「台獨」,無異於把槍抵在對方太陽穴。

為了明哲保身,待在中國好些年,小肆早已學會一套「保密防諜」的本領。「和政府有關的人總是會有意無意的打探你的立場。像有次一位從政府機關退下來的人找我吃飯,聊着聊着他開始罵起中國政府。」小肆眼珠一轉,神色嚴肅的說:「這時你絕對不要聽他罵中國政府,就跟着把自己的想法說出來!要不就冷處理,要不就強調自己『很愛國』。因為他是在試探你。」

在小肆看來,待在中國生活,再怎麼有話想說,都得用「隱喻」,「就是一種『香港情境』,談什麼都得暗着來,不能公開挑明。」非得如此小心翼翼,小肆無奈地說,當身邊隨時都存在着「告密者」,你無法確認誰能信得過時,那就絕對不要對誰吐露真心,「除非是很熟,而且沒有任何利益相關的朋友,才能透露一點點。」

「告密者」的身份不僅侷限在官方人士,更擴及網絡上的網友,都可能暗中搜集着各種資訊,隨時準備往上報。「像我看到我facebook好友名單中,有些人在香港雨傘革命時,發了隱含親中國官方立場的文字,我就立馬解除與這些人的好友關係,不讓他們能輕易蒐集到我的資訊。」

至於「告密者」的動機,小肆說,有時這些人是把柄被握在官方手上,所以他們得配合官方進行情資蒐集;有時告密者是渴望分得資源的人,透過把別人往上報來輸誠。但不管是哪一類,在小肆眼中,這些人「既是受壓迫者,同時也是壓迫者。靠着壓迫別人,緩解自身被壓迫的情境。」

隨處存在的監控,碰上處處都是「人」的影視產業,如履薄冰的感受更加深刻。「影視產業本來就是特許行業,背後沒有一點關係的人根本沒辦法搞。」

中國影劇圈,流傳着一份口耳相傳的「黑名單」……當一部片子策劃之初,製作人拿到演員名單後,如果覺得其中部分人選「怪怪的」,只能透過非正式的管道,問問自己在廣電總局的熟人,或是其他資深同行,聽聽不同的小道消息再來判斷。

在中國影劇圈,流傳着一份口耳相傳的「黑名單」,沒有人能向任何單位查詢它是不是存在,但大家都知道要把它「當一回事看」。這正是這高度人治的複雜產業中,其特性的具體展現。

「我們唯一知道的,就是『吸毒』和『召妓』這兩種紀錄的,一定會列在黑名單上。其他就是猜。」小肆露出帶着嘲諷的苦笑,解釋起在中國的電影製作流程。

當一部片子策劃之初,製作人拿到演員名單後,如果覺得其中部分人選「怪怪的」,只能透過非正式的管道,問問自己在廣電總局的熟人,或是其他資深同行,聽聽不同的小道消息再來判斷。即便不能用,製作人頂多得到一句回應「你再想想」,不會有人確切地指出「他到底能不能用」或是「他幹了什麼好事」。

至於什麼時候能夠解禁,也說不準。也許哪一天出了一個相當適合某人的劇本,而他也願意用非常低廉的價格接下來,加上被封殺也過了一段時間,風聲似乎也沒那麼緊了,或許製作人就有願意和動機把他列上名單送審,試試看能否過關。一旦過關,那便是解禁。

熟悉這套潛規則的影視產業從業人員說,在替代率極高的影視產業中,製作人為「有問題」的人冒險一試的動機並不高,除非有着強大的利益動機,或是鐵桿交情,否則沒人想淌這渾水。

而是否被列上「黑名單」的標準也時時在浮動,有時某人雖然禁止出現在衛星電視台的節目中,但卻依然可以在網絡節目中露出;有時拍片一向沒有問題的演員,莫名被指為「台獨」後連辯解和查證的機會也沒有,便進了「黑名單」。

國際政治紛擾,限韓令正發酵

這陣子影視產業內開始流傳一份訊息:由於韓國決定部署「終端高空區域防禦」(THAAD,薩德)系統,讓中國認為中韓信任基礎遭破壞,廣電總局因此打算禁止所有當紅韓國團體在中國的所有表演活動。

業內人士透露,影視產業的高層因為這則訊息,已開始調整內容。首當其衝的便是已經殺青的合拍戲,部分中韓明星合拍的電視劇與電影,像是《錦衣夜行》和《閉嘴!愛吧》等,目前雖已完成,但開播時間仍未確定。是否受到「限韓」影響,也未可知。但不少跡象確實讓人感覺「限韓令」開始發酵,例如原本預定演出郭敬明新戲《夏至未至》的韓星李賢宰,便未出席8月1日的北京發布會。

根據中國媒體報導,目前中國是韓國最大的文化輸出市場,2014年韓國輸出至中國的電影與電視節目的總額,佔相關類別出口總額的42%與43%。韓國SBS電視台光是憑藉把節目版權轉售中國,就還清了300億韓元(約2.2億/2910萬美元/9.1億台幣)的債務。一旦「限韓」,對韓國影視產業衝擊之深,可想而知。 但究竟有沒有「限韓」,「也許永遠不會有一份公文下來,跟你說要『限韓』,但你就是知道他們不能用了。」一位影視從業人員透露。

因為受制對方,小肆體會10年下來,不論台港,電影產業逐漸被掏空,「什麼文化歸文化、藝術歸藝術、政治歸政治,屁!文化就是政治!」

「中國就是什麼都不會跟你講清楚,因為模糊才有不確定感、才能製造恐懼。有了不確定,才有賄賂的空間;有了恐懼,你才會聽話。」小肆說,為了確認是否解禁,檯面下的吃飯、給好處都是常態。而有些製作人為了確保「一路平安」,則會一開始就打點好廣電總局,拉攏官方以求保障。

不只演員得送審批,劇本一樣得受規範。行之有年的劇本、製作規範,即便條文模糊,但大抵上從業人員也摸索出一套標準,像是「內容健康、不許挑戰政府機構。一旦涉及抗日、建國、國共內戰 ,那麼意識型態要統一戰線,不能有太多雜音或比政治氛圍更突破的詮釋。所以在中國可以拍的,幾乎都是架空歷史的東西,或是偶像劇類的電影。」小肆笑了笑。

這幾年與中國有不少合作的導演阿文(化名)說,台灣與中國在許多議題上的認知落差之大,大到根本無法在演劇創作上突破這些差異,「在台灣覺得沒什麼不能說的,在中國是根本不能說。所以根本還不到審批的層次,這些東西就根本不會出現在腳本裏。而且電影公司要拿到執照,自己也會心裏有分寸啦。」

中國影視內容產製的重重限制,讓阿文自己感覺在中國,僅僅就是執行對方劇本的一個「打工仔」,「反正我是去打工的,也不用管人家的家事,就去賺錢就好了。」

目前不少台灣電影都有中資投資,這類電影又是否同樣面對審查關卡?對此小肆解釋,若是合資電影,就得看電影的市場定位,如果想在中國上映,基本上還是得遵守這些審查規範,否則也進不了中國;至於一開始定位不在中國市場的,就毋需擔心這些審查,「不過,投資人自己要想想,他今天投了這部片,惹的中國不高興,以後他要投資在中國上映的電影時,可能就會有麻煩。」

當錢(投資方)與人(觀眾/市場)都來自中國時,電影製作要不被掐住脖子,機會渺茫。但也因為受制對方,小肆體會10年下來,不論台港,電影產業逐漸被掏空,「什麼文化歸文化、藝術歸藝術、政治歸政治,屁!文化就是政治!」

台灣人舉報「台獨」,更有「公信力」

「戴立忍事件一發生,我們第一時間趕快檢查臉書和Instagram,如果有敏感圖片和留言,趕快刪!」一名長期在中國影視產業圈發展的台籍人士陸北(化名)回憶,戴立忍遭換角的消息傳來,他和幾位港、台籍朋友立刻互相提醒刪照片。其中,有幾人因工作需求,2014年曾赴香港觀察「佔中運動」,這些照片更是不能留,「都趕快刪!」這名人士觀察,包含自己在內的相關台籍人員,目前幾乎完全陷入自我審查的框架中,「自己築起高牆」。

平日,他們特別注意用詞,諸如「大陸」、「內地」、「閩南語」等詞彙,言談和行文之間,都要再三斟酌。

陸北透露,此前不久,在一次自家同事談話裏,有人提到了戴立忍事件,現場立時安靜了一下,好半天,一位同事說道:

「逼人表態!我們誰沒過去?大家說穿了都來這討生活的,能做的就是不表態。現在這樣搞,你逼着我們都得到前表示效忠,弄的我們回去都跟個龜孫子似的。」

另一位同事跟着抱怨:「這些人沒上限了,以前文革,紅衛兵背後還有個毛主席,現在網上這些九幾年零零年後的小粉紅都太自私了,他們更可怕,他們心中只有自己,看到任何不滿就拿起國族大傘罩上。」

陸北說,那一刻讓自己想到英國作家喬治奧威爾(George Orwell)他的代表作《動物莊園》(台譯作《動物農莊》)和《1984》,這是兩部反極權主義的經典名著,其中他在《1984》有段名言:謊言遍地,講真話就成了一種革命。因為有的人害怕真話, 因為愚民和牲口不需要自由!

在中國互聯網的世界裏,這場舉報戰役的參與者,每個人的動機都不相同。台灣評論者瑪嘉(化名)認為,今年台灣再度政黨輪替後,不少親國民黨的人,原本在台灣的政治資本迅速流失,因此轉身面向中國,並透過舉報「台獨」的方式累積自身的資源。

同樣地,戴立忍事件一發生,不少朋友第一時間傳了訊息給小肆,叮囑他千萬別在網路上發表任何看法。因為這幾年,從網路上延燒而鬧大的「台獨」爭議太多了。

早在戴立忍之前,台港的「舉報潮」已然發生。去年11月開始,不少自稱「愛國人士」者開始大量舉報台港藝人,例如曾在香港雨傘運動中現身金鐘佔領區遞送物資的女歌手謝安琪,被香港組織「愛港行動」成員陳淨心舉報後,在中國的演唱會被迫延遲。

一名支持者拿著周子瑜的照片在民進黨選舉晚會上替她聲援。
一名支持者拿著周子瑜的照片在民進黨選舉晚會上替她聲援。攝:PHILIPPE LOPEZ / AFP

今年1月台灣總統大選前,旅中台籍藝人黃安在微博上發文,質疑台籍韓國藝人周子瑜在節目上手舉台灣國旗,「周子瑜是不是台獨?」黃安的貼文在中國互聯網內迅速蔓延,導致周子瑜在中國的表演活動受阻,最後拍攝視頻道歉並宣稱「我是中國人」,才平息網友怒氣。

一位在影視產業工作的人謹慎地說,如今只要被扣上「台獨」帽子,幾乎是等着被網友誅九族,不只自己、身邊的人都恐受牽連。風險之大,讓身在中國的影視產業從業人員內心都有個警鐘,不時提醒自己的一舉一動。

舉報者的身份千奇百怪,像在戴立忍換角風波中,自稱是第一個在微博上舉報戴立忍為台獨的網友,看起來僅僅是個一般的台灣民眾。該網友舉報為台獨的依據,則是拿戴立忍過去參與或聲援過的社會議題,例如曾在反課綱微調等議題上表態,作為指認台獨的證據。但來自台灣及網友的舉報資料,立即被其他中國網友「發揚光大」,並強調「台灣人說戴立忍是台獨」,藉此為內容正確性背書。

「我們台灣人看,會覺得莫名其妙,參與這些運動跟台獨有什麼關係!但在中國,不是你加入民進黨才叫台獨。例如周子瑜事件,拿台灣國旗代表你『思想有問題了』,那就是犯罪!」小肆神情嚴肅的說,拿國旗,那絕對是符合中國人對於「台獨」定義的要件。加上舉報的人是台灣人,這則舉報對多人來說就是「有憑有據」。

有趣的是,在中國互聯網的世界裏,這場舉報戰役的參與者,每個人的動機都不相同。台灣評論者瑪嘉(化名)認為,今年台灣再度政黨輪替後,不少親國民黨的人,原本在台灣的政治資本迅速流失,因此轉身面向中國,並透過舉報「台獨」的方式累積自身的資源。這些人在中國的網絡世界中掌握了定義「台獨」的話語權,用粗暴的定義不斷舉報。

香港的張曉明(化名)是個網絡科技業者,長期觀察中國互聯網上網民的行為。他認為,這幾年中國的成長趨緩,讓一般人對於生存開始有了焦慮,這份焦慮以愛國主義的面貌出現,透過不斷貶低台獨或港獨,來維持自身的優越性。

互聯網中,不同動機的參與者在舉報的過程中,相互在微博上「@」對方,彼此呼應;又像打群架似的,集體在被舉報者及其相關人的微博上洗版,讓舉報的效應蔓延。不同手段與目的,在同一個標的——「舉報」上匯流,共同促成了這場戰役。

「這樣的戰役成本極低,每個人都可以參與。沒責任地煽動壓迫行為,成為一種社會的習慣。」張曉明認為,這會讓所有藝人都得選邊站,知識和理念上薄弱的藝人,容易兩面不是人,建立形象變得非常困難。

應該以「愛國」回應「愛國」嗎?

但不論台灣或香港的網絡觀察者,都不約而同擔憂起這類舉報行動,會讓台灣或香港以自身的愛國主義回應,讓彼此間的對立更加尖銳。例如這次的戴立忍換角風波,戴立忍最後發出的3千字長文,看在許多台灣民眾眼中,並不能諒解,認為戴立忍迴避了表態,「不敢大聲說台獨」。

阿文也感慨,戴立忍換角的消息傳出後,中國接着傳出要求台籍影視工作從業人員簽署「不參與各種進行分裂國家主權」的聲明。「然後台灣的媒體就急着去找每個導演或藝人,詢問他們的立場,要求表態。如果不支持台獨,還會被挑出來批。」阿文略略動氣地質問,「不支持台獨又怎樣?台灣如今已經成了不能表達自己立場的地方了嗎?」

「最讓人心寒的是台灣這邊的反應。」談起台灣網友對於戴立忍聲明的反應,阿文越說越急促,「10多年前中國就是這樣對張惠妹的,這種招也不是他們第一次用,為什麼台灣人還會被騙?被這樣弄一下就跟着拿刀砍自己人?那對方就知道,這招是有用的,你會跟着起舞啊!」一旦跟着起舞,台灣人的格調,也變得和中國網民毫無二致,用「非我台灣獨立者,雖遠必誅」的態度來面對。「但支持或不支持台獨應該是台灣人可以有的選項,最後卻被對手牽着鼻子走,變成一言堂。」

面對愛國主義的攻擊,另一方也非得以同樣激烈的方式,揮着愛國主義大旗反擊。這樣的反應,張曉明深有所感:「畢竟對台灣民眾來說,這件事沒有模糊的空間,一旦容許模糊,會導致其他藝人爭相投降,使台灣陷入更大的危險當中。」而彼此激化的愛國主義下,又會讓其他意見噤聲;越是噤聲,發動愛國主義攻擊行為的人越感覺自己的影響力,類似行動也會越加頻繁。

相互仇恨的永劫輪迴中,理解他人變得困難。戴立忍的3千字長文發出後,一位影視產業內的工作人員直言:「任何人處在戴立忍的位置上,都不會處理得比他好了。」當廣電總局拿着「未來台籍藝人在中國可能面臨大量封殺」做脅迫時,在不願說出「我是中國人」,又得顧及其他相關人員安全的前提下,同在影視產業內工作的人,即便不是第一線的演藝人員,亦能感受到那壓迫與無奈。但這份無奈在彼此的愛國主義對峙中,並不容許存在。

共青團在網絡舉報活動中積極參戰,對這現象,方可成認為,多少與共青團近年遭遇的身份危機有關…… 為了證明仍有存在的必要性,共青團透過在網絡上參與愛國主義的行動,來證明他們的重要性。

網上舉報台獨的風潮,也不可避免地被認為和中國內部不同政治團體的權力競逐有關,零星突發的舉報活動,有意無意間成為中國政治派系鬥爭的槓桿。例如在這一次揭批戴立忍的風潮裏,共青團的角色就十分值得玩味。

2011年,中國政府各級機關開始設置微博帳號,研究發現,中國共青團的微博帳號數量逐步增長,如今佔官方機構微博帳號數的5成。

中國官方大量設置微博帳號,「將使網絡上言論的利益關係更複雜。這些行政行為背後涉及公共預算,這代表新的利益加入了網絡世界,有些人會爭奪這些利益、有些人會利用公權力獲取私利。」張曉明分析。

據了解,《沒有別的愛》雖早從4月起便不斷受到網友質疑啟用台獨藝人,但投資人與廣電總局一直認為這是網絡的抹黑言論,冷處理便可以。但直到7月6日,情況突然急轉直下,當天共青團的微博上發了一篇名為「趙薇、戴立忍及電影《沒有別的愛》遭網友普遍譴責抵制」的置頂文章,洋洋灑灑羅列10條戴立忍為「台獨」的證據。

電影《沒有別的愛》導演趙薇。
電影《沒有別的愛》導演趙薇。圖:Imagine China

隨後共青團的貼文遭微博刪除,立即引爆網友不滿,質疑文章遭刪,來自趙薇運用政商勢力施壓所致。擁有超過400萬微博粉絲的共青團中央立即號召抗議,幾個半官方色彩的微博號,如思想火炬、紫光閣等紛紛加入戰局。輿論風向也自此轉向聲討「資本控制媒體」,趙薇本身的政商關係,與馬雲、任志強等人私交甚篤等事也被重新翻出來來檢討。

即便微博公開澄清共青團遭刪文是因為貼文中含有「敏感詞」,「但陰謀論在中國很有市場,因為中國的政治一直都是個黑箱,外界只能憑猜測來做判斷,這種狀況下特別容易覺得任何事情背後都有『一盤大棋』。」曾在《南方周末》擔任記者、現在賓夕法尼亞大學就讀博士的方可成笑了笑說道。也因為堅信背後有陰謀,更多的壓力因此湧向趙薇和廣電總局。7月14日,軍方媒體《中國國防報》在頭版報導了戴立忍的台獨爭議,其他媒體也陸續跟進,讓這件事從冷處理即可,上升到必須立即滅火的層次。

這不是共青團第一次參與網絡的舉報戰爭,年初的周子瑜事件中,共青團也在微博上發表一篇名為〈讓理直氣壯地說愛國成為一種習慣〉的文章,將和周子瑜同經紀公司的中國籍藝人王嘉爾與周子瑜做了一番比較。並在文章中強調「驕傲地說出我是一個中國人,這應該是每一位海外華人的道德自覺。」

共青團在網絡舉報活動中積極參戰,對這現象,方可成認為,多少與共青團近年遭遇的身份危機有關。現階段共青團的作用早已被稀釋,較多是舉辦團康活動,政治空間不如以往,因此難免有了生存空間遭擠壓的壓力。

為了證明仍有存在的必要性,共青團透過在網絡上參與愛國主義的行動,來證明他們的重要性。「加上中國有句話,『越左越安全』,『左』就是對領導階層表現忠心,那你做這個在意識型態上是安全的,和習近平的大方向是一致的,做這些相對就風險小。他們會這樣做,可見是對自身有相當大的危機感。」方可成說道。

但就在戴立忍換角風波過去半個月後,中共中央辦公廳在8月2日印發了一份《共青團中央改革方案》,內容包括縮減共青團中央的領導層、加強黨對共青團的控制。這份改革方案,被解讀為共青團往昔作為政治精英搖籃的光環已不復返。

劍抵在頭上,藝術工作者怎麼選擇?

《沒有別的愛》殺青酒結束後,戴立忍發了一則簡短聲明,強調「不接受將根本不存在的台獨帽子扣我頭上」。據了解,電影公司原本希望戴立忍寫的是「我是中國人」,但遭到戴立忍拒絕。妥協後,才以這些字句作為聲明。

但隨着舉報的風波越演越烈,電影方再度要求戴立忍發表聲明,澄清自身政治立場,否則可能遭到換角。不過這樣的要求顯然也沒有結果。一直到廣電總局下最後通牒,強調將擴大封殺台灣藝人,戴立忍才選擇自己被換角,為這件事劃下句點。

3千字長文裏,戴立忍一一交代自己參與的議題以及家庭背景,這篇文章的目的不是要尋求諒解,而是為了「懇請大家未來不再針對全體工作人員辛勞完成的影片,我個人願承擔所有責難與後果」,讓火止於自身,不再連累他人。直到最後,他不願寫下「我是中國人」這樣幾乎是屈打成招的字眼。

「這部電影,基本上等於是『黃了』,(編按:大陸用語,「黃了」指計畫告吹、完蛋了)」陸北透露,戴立忍遭到撤換後,製片方有意補拍,但目前所有演員都不願回來演。原因不難猜測,中國電影圈已形成默契:「沒人想跟這片再沾上。若是補拍上映,也一定或被外界貼上標籤。」

「戴立忍及一系列類似事件代表過去所謂的『九二共識、各自表述』的灰色空間已經沒了,對所有人來說,永遠有把劍擺在你頭上,不知哪時會落下。」方可成感嘆道。

抵在頭上的劍,讓人窒息,在那威脅的陰影下,有人選擇不去中國市場發展,有人選擇成為「愛國人士」。「如今就是戰爭狀態,是意識型態的戰爭,也是金錢的戰爭。每一天都是對戰、每一天都是忍耐。」小肆的語氣透露着強硬,他強調,當你做不出和他們有差異的東西,他們永遠看不起你。如今你得學着把自己做得更好,讓對方不得不需要你,用實力搶下話語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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