筆者上篇文章探討了為香港劃界的困難，這篇將延續討論。這兩篇文章嘗試將現在的「本土／一國」對立，放在更寛的平面上來看，以理解不同立場的貢獻與盲點。要討論香港的界線問題，就要回到香港的屬性、香港是怎樣一回事的問題上來講。唯其如此，才能建立一些指導性的原則，來思考香港界線的問題。
要談香港的屬性，就要分清，是在談過往的香港，還是心目中期望未來的香港。現在不同立場針鋒相對，其中一個原因是混淆了到底是在談哪一部分，要保衛哪一個香港。包括筆者在內，也覺得過往香港有一些特色值得留戀，但如果這些東西與我們期望的遠像有衝突，這又要怎麼辦呢？
香港現正落在這個兩難局面中。表面現象是很多激烈鬥爭，但筆者看到的卻是這個社會痛苦地掙扎著要往哪裏走。筆者並不認為是某批人「搞亂香港」或另一批人「出賣香港」，只是在既有「本土／一國」、「民主／極權」等等的二元對立框架裏，難以搭建溝通互諒的空間。
下文提出「橋」與「家」的比喻，期望以此來梳理過往與現在香港的不同屬性，並突出香港作為「家」的屬性，以此建立各個群體溝通的基礎。
橋與救生艇──香港的過渡性
先談過往的香港。已故陸鴻基教授曾說，過往的香港是一座橋，人來人往，透過香港來達到心中所想所求。無論說香港是溝通東西方的大門、是西方進入中國的橋頭堡、是中國的窗口，這些講法都是說，香港是過渡性的，是一個工具，不是目標。
在橋以外，筆者認為對過往香港的另一個適切比喻，就是救生艇。過往諸色人等，從19世紀太平天國的洪仁玕、20世紀初的前清太史、1949年以後避共來港的國民黨背境人士、上海來港的移民資本家，南來學人、逃避國內政治運動與饑荒的內地人，以至越南船民、南亞難民，都是以香港作為救生艇。但無論是橋或救生艇，都是一種過渡的特性。沒多少人會以橋為家，大家達到目的便會離開，就如當救生艇遇到陸地或搜救隊時，大家便高興地告別救生艇了。
弔詭的是，這種過渡性造就了很多我們覺得可愛的特色。說香港多元、自由、靈活多變、有創意等等，多少都源於此。例如越南船民帶來的越式餐廳，隨著上海資本家而來的上海食館、澡堂，印度、尼泊爾人帶來的風味美食等。到中上環走一趟，各種文化景觀並列，猶太教堂、天主教堂、基督教堂、清真寺、文武廟等，就在十數分鐘步行距離之內並存。
1960至80年代的香港音樂創作，大量吸收外地元素，拼貼出一幅精彩的圖畫，如薰妮的《每當變幻時》、潘秀瓊的《梭羅河之戀》，以至林子祥的《美麗小姑娘》，便是包含日本、印尼以至俄羅斯的音樂。如果說七八十年代是音樂創作的高峰期，則這個高峰期的不少作品都是這樣調配出來的。香港的茶餐廳，特別是筆者認為最能體現多元混雜風格的叉燒湯意粉，就說明了這種不拘泥於「正宗」，將不同元素湊合創作出新東西的精神。
過渡性的狀態，亦影響群體的成員怎樣看自己與群體的關係。這狀態下群體對個人的要求不多，成員不覺得要犧牲自己成全這個群體，或是保護群體的其他人。在這種處境說「不要問國家可以為你做什麼，應問你可以為國家做什麼」，簡直是開玩笑。群體成員有解決不了的問題便逃跑，亦不會覺得要跟其他成員分享勞動成果。
過往筆者還以為只是既得利益者才是這樣，但近這一年的退保討論，出現「點解要黃之鋒養阿叻」（為何要新一代供養享盡了香港經濟起飛機遇的上一代）之說，點出了同屬「香港的」身份，不足以鼓勵成員保護他們看不過眼的其他香港人。
這也是可以理解的，正如在橋上，其他人都只是像你和我一樣的過客，沒必要為他人犧牲自己的利益。這種不講集體主義的狀態，也可說是某種意義下的自由；但亦正是缺乏「大我」的概念，以至難以協調不同的意見。
這種多元風格的特性，對香港思考模式也有影響，其中一項就是香港人「醒目」、實際、「識轉彎」。陳冠中在其《我這一代香港人》提到，一個香港的道具工匠，替外國在港的攝製人員製成了一張拍攝用的椅子，外國製作人不收貨，因為認為椅子根本未造好，而香港道具工匠就認為已完成了，因為未造好的部分不會入鏡，不造也沒問題。這是是外國製作公司太高要求，還是香港工匠太隨便？這種靈活機變、但求「搞掂」（弄好）的態度，是否能產生出德國工程師、日本匠人的精準工藝？這種態度，追溯上去就是缺乏一種建立更長遠體系的視野。但在過往的香港，這是非常可以理解的：在借來的空間下、在過渡性的狀態中，難望遠景，短期行為成為習以為常的思考模式。
戰後至九七的獨特空間
這種鬆散結連的狀態，是連串政經角力與計算的結果。二次大戰前的英國殖民地政府，深明在施政上過於有為的話，將激起民間的反抗，是以政府一直有意識地減少對民間的干預，從而減低民間可能產生的不滿。日本殖民管治台灣時，推行大規模的社會改革，要將台灣人同化，在其管治後期，甚至強迫台灣人拜日本的神祗、取日本名字等等。英國管治者不搞這一套，以至如一夫多妻制等封建東西，也延續到戰後。
到20世紀60年代以後，政府對香港社會的主動塑造是多了，但香港沒有出現諸如50至70年代的台灣國民黨政府，進行各方面的管控；或如新加坡李光耀政府那般，進行巨大而全方位的社會改造工程。因著港英政府主動限制自身角色，民間的空間相對較大。此外，港英政府也面對中國與美國的壓力，要小心翼翼，不要太開罪中國，也不能開罪美國這盟友，於是只能監察共產黨及國民黨在港的運作和影響，而不能杜絕。
政府當然不是不管，而是沒有像其他地方般管得那麼嚴厲、那麼全方位罷了。最終誰可過橋、誰能上救生艇，仍是政府作最終仲裁人。所以中共和國民黨的力量，受監控下也可留在香港，但前蘇聯機構打算在港購下物業，便不能容忍了。越南船民雖不受香港人歡迎，但英國也要求香港人接受；其他如抵壘政策、單程證、容許美國資助的出版社在港活動、容許中資機構在港辦出版，都是由當時的港英政府拍板，並承擔所引起的政治壓力。
一個英式的殖民地管治，一個在中國眼中仍然有利的「現狀」，再加上一群來自各方的避難者，造就了這個意外產生的空間。國民黨共產黨、歐風美雨、封建殘餘、傳統瑰寶等，都可在香港存在。政府似乎都很克制，社會看來有點自由，且百花齊放。
但這是過往的情況，這種狀態在將來能繼續下去、要繼續下去嗎？
建立正宗的過程
九七後，宗主國走了、過往的「仲裁者」不復存在了，產生戰後至九七年間香港獨特空間的地區格局已然消失了。橋上仍然人來人往，但在這條橋上，已出現了幾代以此為家的人。沒有多少人願意將自己的家園視為救生艇，隨便哪個遇險的人也可以上來待一段時間，這是影響深遠的重大轉折。
只要萌生「家」的觀念，最終也要在「救生艇」與「家」之間取捨，始終都要凝聚起某些中心、訂定某些界線、主導思想等。基督教初期教會的一批熱心信徒，發展起來後也要訂定何謂「正統」與「異端」，成為有規章有制度的緊密的群體。但問題是，有了「正宗」，就自然產生「不正宗」、「異端」，後者將在建立正宗的過程中被篩走、被邊緣化，這都是建立正統的代價。
港式茶餐廳的歷程，正好反映現在「界定香港」的處境。十多年前一位內地朋友問筆者找好吃的，想知哪家香港茶餐廳才「最正宗」，我當時的回答是：「茶餐廳的精粹，是各種地方的東西也可以納入來，但又每樣東西也不大正宗。例如港式奶茶便和英國奶茶很不同；港式法蘭西多，應該和法國的很不同。我明白你們會說正宗北京菜，正宗四川口味，但我想不到怎樣的茶餐廳才算正宗。」
但十多年後的今天，已不只一家連鎖茶餐廳宣稱自己是正宗了，「正宗港式奶茶」便早已出現。姑勿論他們怎樣界定「正宗」，但茶餐廳要向「建立正宗」的方向走，就是嘗試在混雜模糊中，提煉出一種「香港特性」，清楚地呈現出來。這與早期基督教徒建立正統信仰，本質上是相同的。而在這過程中，不管是雲南米線或是意大利薄餅，總會有一些東西要被視為「不正宗」而被篩走。
這個過程不是近十年才出現，而是一個歷時數十年的社會變遷，而且仍在進行中。例如已有論者提過，40年前的香港，在城市裏還可隨處聽到潮州話、客家話、上海話、鶴佬話。在那個年代，南洋華僑、金山阿伯、鶴佬人、順德媽姐、山東差等的族群，仍然是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到了今天，這些不同的元素都被篩走了。在語言上以廣府話為正宗，鶴佬話便被看成不那麼正宗了，這是否一種對少數群體的壓迫？香港現在的挑戰，就是建立「正宗茶餐廳」路上的掙扎。
茶餐廳與方言群，在部分人心目中未必是很重要的事情，但在走向一個更緊密群體的過程裏，往往牽涉對個人更廣泛的宰制。當然，這過程可以透過遊說服、利誘等吸納異見者，但事情黑暗的一面，往往是排除異己、打扁不聽話的人、洗腦等東西。所差者恐怕只是手段是否高明，做得漂亮一點、難看一點而已。
新加坡就是最佳例子，自20世紀60年代起，新加坡的執政者很清楚人民要能安居，才能建立起對國家的認同感，並願意拿起武器保護這個家。他們建公營房屋不單是解決房屋問題，更是維持政治穩定和國家生存。建公營房屋是建設「大我」歷程中的大事，現在看來是好事，但要多強大的集權政府、掃平多少反對聲音，才可使政令通行，完成龐大的建設工程？
要數百萬人向著同一方向前進，不同形式的宰制恐怕是在所難免的。正如筆者之前提過，如果香港獨立建國，首要是進行國民教育，灌輸「愛港意識」，並排走（至少是監控）各式大中華傾向強烈的群體。宰制的來源不只是沒有民主，而是當自己和身邊的人緊緊地結成一個群體，群體就會對人有要求，而這些要求未必全都是自己喜歡或認同的。
香港走向一個更凝聚的群體，不是本土派首先提出，也不是近十年才開始，而是漫長的社會發展使然。事情已開始了半個世紀以上，而且還會繼續，今日本土派所提者，只是一種推到極致的版本而已。從這個角度看，即使一些人（包括筆者在內）對部分本土派訴求及行徑不以為然，但其大方向也是向著建立一個有更清楚界線的香港走，這難道不是相當一部分香港人（即使不滿本土派）的期望嗎？但這進路將會犧牲不少我們現在珍視的東西，反過來破壞了「家」，這亦是一些人不滿本土派的原因。這似乎是個難以疏解的兩難局面：既要凝聚、建立界線，亦希望保留現在珍視的東西。
長線規劃建設家園
從現在香港兩極化的情況來看，這似乎是難以疏解的，但其實這個困境是源於我們只看到「家」的某些屬性。從「家」的其他一些屬性來看，或能有一些亮光。首先，「家」必然存在著不同的成員，家之所以能夠維持，就是靠成員們能從不同中協商出共同方向；第二是，「家」是長線存在的，建立「家」不是短期行為，而是長線規劃。
在家裏，祖父母、父母、子女，不同世代、不同位置，先天地便是不同的思考方式。既然成員之間存在著不同，則只要不想這家散掉的話，便只能用一種「最大公因數」的方式來看待各個成員的差異。只要仍想這個家長治久安，就不能狠狠地將與自己不同的元素都剷除掉，否則只會留下更多不安定的種子。唯一可行的方案，是在差別中尋找合一（unity in diversity）。
在今天的政治氣氛中，這當然是不中聽的。尋求合一，勢必要放棄很多自己堅持的立場，將有很多妥協。但正如任何家庭的運作一樣，為了集體著想，從來都是在各種訴求之間尋求平衡，在妥協中尋找大概可行的共同方向。能在這鋼線上慢慢前進，已是上好。因為事情很容易跌進情緒化的排外，或是在各個方向各種訴求之間裹足不前，像現時一樣。
家不是橋或救生艇，而是幾代人的生活空間，必然要用較長的視野來看待。短期行為的思考模式，是過往香港過渡性狀態下的處境使然，而現在真要想建設自家的時候，就要想怎樣才是更長遠地建設家的方案了。其涉及的課題很多，例如怎樣建立香港足以自立自存的經濟體系？奈何這些都不是現在討論的焦點。現時流行曇花一現的活動、訴求，在媒體上熱了一回，在社會上留下什麼可持續的東西？這正正與建設「家」背道而馳，只是承襲了過往香港一直的短期行為思考模式。
經歷四九以後大半個世紀的發展，香港人已不再視這裏為過救生艇，而是以家的角度來看這裏，惟這種「家」的觀念還有待完善。有待深化的是，要明白家裏成員必然存在著差異，需以一種「最大公因數」的進路，而非突顯族群矛盾的進路來對待其他成員。
建設家園必然是長線的事情，而非「贏咗場交，輸咗個家」。明乎此，思考的時候就應從大局，從長線的角度看，而非只看局部的、短線的事情。當共同接受「家」這個大傘，才有空間理解其他聲音在說什麼，按捺住當下的怒氣怨氣，開始溝通。
（劉紹麟，香港中文大學社會學系講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