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論

劉紹麟:中國與香港民主化的三點思考

曾幾何時,香港人期望內地有了民主,香港便會民主;又期望香港有了民主,便能隔開內地的影響。這些想法是否實際呢?

刊登於 2015-08-19

劉紹麟:即使中國有民主,仍要想方設法,確保香港不會落入她信不過的人手中。
攝:Alex Ogle / AFP
劉紹麟:即使中國有民主,仍要想方設法,確保香港不會落入她信不過的人手中。 攝:Alex Ogle / AFP

曾幾何時,香港人期望內地有了民主,香港便會民主;又期望香港有了民主,便能隔開內地的影響。這些想法是否實際呢?筆者的看法是悲觀的。問題的根源是,強鄰在側,實力懸殊,香港只能在夾隙中尋找空間。

思考一:內地有民主,香港就有民主?

不一定。首先要明白,內地要對香港的民主設限,不只是因為共產黨天性不愛民主、擔心香港的民主派對內地政權造成衝擊,這固然是重要原因,但同樣重要的是,擔心香港會受到不為內地政府信任的力量主導,為中國政府帶來麻煩。這種「臥榻之旁,豈容他人鼾睡」的思考方式,在孔子的年代(見《論語.季氏篇》)及現代的國家領導人也要嚴肅處理。美國人信不過卡斯特羅,於是半世紀與之為敵;蘇聯擔心當時新成立的阿富汗政府對蘇不利,直接出兵將之打掉。我曾跟朋友開玩笑說,如果香港獨立了,將會視境內的「大中華派」為心腹大患,要想法子對付。基於這種思維模式,不管中國有沒有民主,仍會擔心香港出了個不聽話的領袖,仍會出手控制香港特首產生方式。

筆者不認為這種思維模式是哪位領導加強控制的結果,早在前途談判時已是有這類想法,至六四後成了一個實在的議題。六四後中國政府看到香港對內地構成的政治影響,意識到不能讓其不信任的力量存在管治體系中,因此才產生1990年代初要篩走司徒華、李柱銘的立法會「直通車驗票」問題。2003年後,這種「香港要作反」的擔憂越來越強,於是更主動介入香港事務。其擔憂是,如果香港落入他們信不過的人手上,例如說由何俊仁當選,他會否讓王丹入境,會否容許保釣船出境?會否如台灣民進黨般,推動有利泛民長期執政的政策?在現今很多香港人不願向內地「恭順」的情況下,這就被內地視為威脅。

好了,如果中國有民主,情況會怎樣呢?當然,俄羅斯也有民主,印度也有民主,俄式與英式民主便有很大分別。說中國有民主,是個很籠統的講法,讓籠統繼續下去,即使一個民主化程度較現在高的中國,仍有不少國家利益需要保護,「臥榻之旁」的考慮仍然是存在的。美軍重返太平洋,日本、越南、菲律賓似有包圍中國之勢,不管中國有沒有民主,仍會小心在意這個事情,擔心一個不聽話的香港政府會是個禍胎、一個親西方的領袖會成為不安全的因素。即使中國有民主,仍要想方設法,確保香港不會落入她信不過的人手中,香港的民主不能超過中國的國家利益,仍只會是鳥籠內的民主。

思考二:香港在經濟上對內地重要,內地越要香港在掌握之中

最大人民幣離岸中心、協助人民幣國際化、幫助中國經濟走向世界,凡此種種,說明香港在內地經濟發展仍有一定價值,暫時仍是中國與海外的重要中介站。1949年時新成立的中國政府已看到當時香港的「現狀」對內地有利,暫不解放香港;80年代前途談判,同樣是認識到如果解放香港,將使香港失去這個中介角色,對中國經濟展不利。可以說,這個經濟角色保護了香港。

但事情的另一面是,這增加了中國對香港的擔心,這就是香港的兩難局面。如果香港對內地相當重要,有重大利益在香港,就不能忍受香港落入他信不過的人手中。到得香港在經濟上不再重要,就會容許香港更大程度的自由嗎?經濟上不重要,但只要政治上會可能帶來負面影響,則這種考慮仍會存在。而且經濟上不再重要,內地大手整治香港也無後顧之憂了。

思考三:香港民主足以成為制度區間阻止中國影響嗎?

政治制度是表層,底層是綜合力量。只要香港的版圖沒有移到其他地區、香港走下坡的趨勢沒有逆轉、兩地經貿往來仍然頻繁,香港仍會受到內地的影響,不管香港有沒有民主。

日本在20世紀30年代,軍力是相當強的,部分人還真以為日本可以不理英美而獨立行事,但國力比起美國差了一大截,硬碰之下還是要輸。20年前,中國在釣魚島問題上只能忍氣吞聲,時至今日,實力此消彼長,情況變了對中國有利。英國人在80年代初的時候,在香港有政府有軍隊,但也深明論實力還是鬥不過中國的,內地真要硬來,香港也守不住。新加坡區內算是經濟水平相當高的國家,但面對人口與面積比她大得多的印尼和馬來西亞,仍要因應兩國的狀況而行事,甚至是盡可能不要惹怒她們。要和別人較勁,實力最重要;有意志、有決心也是好的,但要將意志決心化成實力才有用。

香港作為一個小地方,人口只有大陸二百分之一,面積就更小;糧食、食水,以至經濟,也是靠內地。在實力懸殊的情況下,對方有牌在手,香港也是受制於人,不管民主與否,這個限制也會存在。例如選出了某民主派領袖任特首,遇有不聽話的電視台,硬要在黃金時段播映嘲諷內地人的節目,他要怎辦?類似事情曾在80年代的香港發生,當時香港政府禁止了嘲笑大陸的電影《假如我是真的》在戲院上演;美國的電視連續劇很好看,但對伊斯蘭的描述也是小心在意,避免惹怒了他們。如果民選特首容許這些節目播出,將受到內地巨大壓力;如果他公開或枱底罷平,將被指為對內地軟弱而受攻擊。兩難之間,他要怎麼辦?

我們都希望不要被人壓着,有出頭天,但現實卻是強鄰在側,不管怎樣憤怒,這個格局仍會存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

引申問題就是,即使香港獨立了,仍受制於內地大香港小的困局,新而獨立的香港國也難以完全按自己的意願行事。以現時的氣氛而言,他將受到「對內地軟弱」的指控而舉步維艱。同樣困難的是,如果香港獨立了,與內地的關係一定不會好,中國政府連門面工夫也可省掉,就來重手對付香港。

我們都希望不要被人壓着,有出頭天,但現實卻是強鄰在側,不管怎樣憤怒,這個格局仍會存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作為個人,不少人也萌生去意;但作為一個群體,卻是想要逃也逃不了。一個不大恰當的比喻是,就當內地是條大暴龍(雖然筆者認為不能簡單將中國視為暴龍),我們就住在暴龍身邊,面對這個處境,要怎樣的策略才算是合適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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