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8月3日，我的微信朋友圈被端傳媒刷屏。
那天，端傳媒登載了四篇深度報導，小小地震動中國大陸媒體圈。發刊詞《漩渦裏的人，有責任說出漩渦的樣子》讓很多人血沸騰淚盈眶，其中包括我。
我給執筆的潔平發私信：「祝賀你，端傳媒一炮打響了。但記住火力別太猛，要一直響亮下去。」
一直響亮下去，很不容易。彼時的中國大陸媒體，一派寂寥。經過十幾年發展，撐起一些言論空間的中國市場化媒體，仍在做深度和調查新聞的團隊，僅剩下財新、財經、新京報等寥寥幾家。曾經「一紙風行」的《南方週末》在2013年的新年獻詞事件之後，全面凋零，大部分被新聞審查束縛，對媒體空間完全失去信心的深度調查記者，紛紛轉行，或自行創業，或去商業公司做PR，或抑鬱在家，只餘下很少的人在前線，孤軍奮戰。
在這樣的環境裏，以「不偏不倚的事實與資訊」建構對話平台為定位的端傳媒的出現讓人眼前一亮。我曾在北京為外媒工作，知道中國大陸讀者需要這樣的聲音，但也深知一家以討論「真問題」，展開「真思辨」的全球化中文媒體，會在中國大陸牆內的資訊世界裏，遭受怎樣的碾壓與現實阻力。
媒體原本只應該以產生最好的新聞和資訊產品為其最正常的運作方式，報導的深度、獨立，信息的準確真實和不受審查，全面深入直視社會最嚴酷問題和弊病，更是最正常不過的「應有之意」。
但在一個對獨立聲音沒有容忍，公權力有可能對發出「不和諧」聲音的媒體和個人進行絞殺的環境裏，影響力與被容忍度，其產品質量的高度與可能獲得的生存資源，都是成反比的。內容越好，在公共輿論場上的影響力越大，越清醒和獨立，越會成為「靶子」， 政治與商業壓力，共同塑造了一個 「非常態」扭曲水域。
幾周之後，機緣巧合，我加入了端傳媒。 潔平對我說，「該遇見的人總會遇見」，我想，此謂「同道」。駐紮在香港的這支背景極其多元、也幫我拓展了對華語世界想象的團隊，讓我找到了久違的蓬勃與生命力，一種不被扭曲，健康地成長的媒體精神。這群人，他們珍惜文字的力量，技術的力量，記錄的力量，新聞專業的價值，他們讓我心懷欣喜。
我知道，正在迅速崛起的中國，無論從政治、文化、經濟、技術和軍事哪個角度，她的一舉一動都牽動全球。中國必須學會與世界共處，而世界也必須面對中國。 但是如何準確清晰地把握這個國家的變化？如何了解轉型社會中的中國人？這些問題仍然近乎黑洞。
置身於黑洞之中的人，會感受到一種巨大的阻力，無法全面準確地了解權力的運行，無法自由地言說前進的力量，無法預測阻力與推力，又或者是其他牽扯力量之間的抗衡，將會把中國帶去何處。人們都缺乏安全感，更缺少歷史感。記錄這個黑洞，是對所有媒體人的挑戰，也是有抱負的媒體人願意迎接的挑戰。
如何面對挑戰，如何確立端傳媒中國報導的方向和調性？僅舉一例。
2015年八月，天津大火。這是我加入之後，與團隊處理的第一個報導。 作為新興的香港數媒，端傳媒在現場幾乎沒有任何資源，不可能如其他國內媒體搶話筒提問，甚至很多官方記者會都無法進入。 前線記者吳婧情緒有些低落，找不到報導方向。
我讓她先從天津撤回北京，休整一下。 我們相約在朝外北小街的一家陝西飯館。在小板凳上坐着，吃着麻辣的釀皮子，討論如何在災後報導中寫出新意，體現端傳媒不一樣的視角。 我說：去和災後的中產階級聊聊吧。那些在海港城購房置業的天津市民，能夠支付得起兩萬人民幣的均價購買萬科地產，應該是最典型的中國大中城市裏的新興小中產階級。這個階級懷有對生活的美好憧憬也始終是社會轉型中相對沉默的一群。他們如何面對重大公共安全事故中被瞬間砸碎的人生？ 其中個人選擇與現實的衝突，人性與命運本身的張力，也許是最應該被敘述的中國故事。
這樣一聊，吳婧超級興奮。一頓飯後，就轉頭又衝去了天津。臨行前，她問我，你對我有什麼要求和指示？ 我說：「平安、健康」。置身八月北京燥熱如蒸籠的街頭空氣裏，我意識到，用一句矯情的話說，端傳媒擁有 一群「不會辜負這個時代」的媒體人，用自己微薄的力量，我的專業知識與人生經驗，努力保護和陪伴這群人用最常態的方式「平安、健康」地記錄與寫作，是我在這個團隊裏的責任。
不出所料，數天後，八千字大稿《不堪一擊中產夢 爆炸把業主變成訪民》發回，採訪紮實，記者用充滿人性悲憫的冷靜筆觸，還原了一群普通人被災難改變的人生，讓人心頭一動。這篇稿後來成為微博上的熱文，我相信，我們的嘗試，被讀者認可了。
就這樣，在端傳媒大陸組，我們開始用更自然的態度，去描述中國大陸。這裏當然有對權力的毫不迴避的觀察，有政治經濟中最嚴峻的議題，有國家趨勢變化後面的驅動力量； 這裏也有對新興產業、新生活方式、新技術、新思維的體察和描摹；還有，在這龐大的舊式權力與蓬勃的新式生活之間，微小個體的命運、選擇與掙扎。
其中的困難？不一而足，不足掛齒。 許多個深夜，編輯稿件的時候，我會聽到自己內心的憤怒與糾結，新聞價值與現實壓力的較量和權衡。 優秀的團隊和端傳媒編輯部小環境裏呈現出的「新聞常態」與我置身的魔幻現實主義大環境之間的衝突，更加刺激了我的反思。我開始審視自己身上的憤怒感、無力感和戾氣。
自2003年起，我用英文在南華早報（SCMP）報導中國的政治、媒體和法律新聞，彼時胸中充滿「鐵肩擔道義」的豪情，相信做記者一篇一篇稿子寫下去，會幫到一些弱者，會推動社會與制度的改善，相信這個國家會在我們的眼前和筆下一步步變好。作為極少數在香港媒體裏工作的大陸人，我一直滿懷期待中國政府可以放寬對境外新聞機構在華採訪和聘用人員的限制，讓更多優秀的新聞人才可以在國內外新聞機構裏自由流動。這個期待在北京奧運會之後，被證實為不可能。時至2009年9月， 我突感疲倦，一度陷入抑鬱。
如果新聞人只是記錄事實和發現問題，而看到問題後又根本沒有解決的力量，而你筆下的弱者的人生，也仍然會繼續下去，這種幫不到別人的無力感很摧毀人。 此路不通，那就轉換領域，我開始投身於新聞培訓和公益組織的field work。
在一家國際媒體NGO機構裏，我和同事們希望整合資源，切實地做一些個案和制度層面的推動，改變在中國新聞界人員不專業、體制不透明、法律不規範的現狀。但數年工作之後，現實又再次給了我重重的一擊，靠個案推動制度改進、言論自由和司法專業化的道路被證明行不通，國際機構在中國開展公益活動更是難上加難。
有時候想，就此什麼事情都不做，去賺錢，下海，移民，為什麼不行呢？這不也就是今天大多數人的正常且正確的選擇嗎？
西西弗是幸福的，因為他有信念。 有信念的人，會找到方向，會找到工具，會找到走下去的力量。
我們會繼續挖掘字裏行間裏的張力與韌性，還會堅持用平靜的心態，冷靜看待和記錄中國，我們會視野更開闊，用更高的價值，推動中國與世界對話，構建一種走向常態的可能。
在這個過程中，內心的迷惘也許還會繼續。但我總是相信，即使最黑暗的時代，也會有人願意持一盞燈，往光明的地方走。我們的觀察寫作和記錄本身，就是那盞燈，會照亮我們的內心，記錄光明與黑暗中的一步一步。
光明，不是由黑暗定義的， 是由尋找光明的人定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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