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裔美籍作家楊小娜的新書《綠島》以小說的形式探索了戒嚴時期台灣政治犯的生活困境和心靈煎熬，再度鉤起了台灣社會對「白色恐怖」時期的記憶。而日前由「國家人權博物館籌備處」在綠島舉辦的「第五屆青年人權體驗營」上，兩位當年曾被關押在綠島的政治犯蔡焜霖和陳欽生，接受了端傳媒的專訪，道出了自己當年遭到整肅服刑的經歷……。
蔡焜霖：在那個恐怖的時刻，我們只能唱歌
蔡焜霖，1930年出生，台中一中畢業，因高二時參加過老師主辦的「讀書會」，不到20歲便被捕入獄。被刑求逼供，被判10年有期徒刑，關押綠島「新生訓導處」。
我本來是個日本小孩。1945年，日本投降後，大家都很高興回歸祖國了，但原本天大的希望變成失望，通貨膨脹、官員腐敗、軍紀敗壞等等，都是過去想不到的。隔年，我初中畢業，參加台灣省青年夏令營，開始學習中文，也有了國民黨籍，沒想到時機從此劇烈變化，先是二二八，再是清鄉，台灣菁英都被殺光了。等到1949年，我高三快畢業時，發布了戒嚴令，沒人知道戒嚴維持38年之久，到1987年結束。那個時候，開始抓人殺人了。
當時抓的殺的，不是殺人放火的江洋大盜，都是學中文最認真的人，他們聽老師的話，去看魯迅、茅盾、巴金等三零年代左派文學家的作品，都是大陸來的老師熱切推薦的，到1949年後，這些書都變成禁書。
音樂也是，剛光復時，我們學了兩首歌，一個就是〈國歌〉，一個是對抗戰勝利有貢獻的〈義勇軍進行曲〉，十幾歲的小孩都比較喜歡〈義勇軍進行曲〉，因為節奏輕快，意思也容易懂。我們根本不知道「吾黨所宗」的意思，樂曲也不好聽。結果，毛澤東登上天安門，宣布〈義勇軍進行曲〉是國歌，唱這首歌會被抓的時代來了。
剛開始，國民黨抓人還蠻客氣的。但1950年，韓戰（中國大陸稱朝鮮戰爭）爆發，美國第七艦隊進來協防，蔣介石就不客氣了，大量抓人殺人。我是個軟弱的學生，什麼都不懂，但老師校長跟家人都很疼我，那年九月莫名其妙被抓，把我用麻繩拖着，走過清水的大馬路，再搭公車到彰化憲兵隊。所有人都跑出來看，說這矮小的青年發生什麼事？但沒人敢講話，我的父母也是躲在人群裏，留着眼淚看着寶貝兒子被折磨。我在憲兵隊被瘋狂拷打，後來才知道，原來被抓的原因是我17歲參加讀書會。
在一千多個人的空間，沒有一點聲音，氣氛緊張地等點名，點到名的，就是要送去刑場槍決的……我們會替他唱〈安息歌〉……韓戰爆發，蔣介石政府大開殺戒，鍾校長在名單上，出去前他跟大家說：「〈安息歌〉好悲傷，請你們唱〈幌馬車之歌〉送我。」
我很快就認了，因為他們說，看我年幼無知，沒什麼大不了的事，趕快認就可以趕快回家。我就蓋了指印。我從彰化憲兵隊被送到台南憲兵隊，再到現在西門町獅子林大樓那個保安司令部，再送到現在延平南路的國防部保密局。保密局很可怕，常聽到拷打哀號，還有人被拖着走的聲音，但因為我已經認了，所以沒有被折磨。最後，他們把我們送到青島東路三號，軍法處。
軍法處的牢房五六坪大，關30個人左右，天花板有個小燈泡，沒有窗戶不見天日，是個黑牢。我們無法好好睡覺，只能弓着身子。因為不通風，房間悶熱，就在房中央吊個毯子，大家輪流拉動，讓空氣流通，否則無法呼吸。簡直是人間地獄。
最恐怖的是，每天早晨，聽到鐵門打開的聲音。在一千多個人的空間，沒有一點聲音，氣氛緊張地等點名，點到名的，就是要送去刑場槍決的。那時點到名的前輩，會站起來，穿好衣服，跟大家握握手，出牢房。我們會替他唱〈安息歌〉。〈安息歌〉是大陸那邊傳來的，為了紀念西南聯大反飢餓、反內戰運動中被鎮壓的學生，作者是兩岸知名報人成舍我的女兒成幼殊，他在上海追悼會唱的。歌詞是「安息吧，死難的同學。」傳來台灣，我們唱的是「安息吧，死難的同志。」
我進軍法處時，剛好碰到基隆中學鍾浩東校長被槍決。他是侯孝賢電影《好男好女》跟《悲情城市》中的故事人物。本來國民黨將他關押在現在內湖國小的新生總部，想要感化他，但他不接受。韓戰爆發，蔣介石政府大開殺戒，鍾校長在名單上，出去前他跟大家說：「〈安息歌〉好悲傷，請你們唱〈幌馬車之歌〉送我。」我跟他不同房，但歌聲從他牢房裏傳出，到我這邊時，越來越大聲，變成大合唱。大家都流着眼淚送他。
有一天，于凱說：「守禮啊，你可以為我唱〈Danny boy〉這首歌嗎？」〈Danny boy〉是愛爾蘭民謠，描述母親盼望遊子回鄉的心情……于凱還是被槍決……與母親相見的卑微心願沒有完成，也無法到母親的墓園跪下來說我愛妳。
在軍法處，還有另一段故事。有個名叫黃守禮的台北工業學校學生很愛唱歌，他常跟隔壁牢房的台大歷史系學生于凱聊天，于凱是山東過來的流亡學生。雖然隔着板子看不到，但年紀相近，很容易就聊起來，他們常一起唱歌。在那個恐怖時刻，我們只能唱歌，音樂是我們唯一能留下來的東西，我們教彼此唱歌，隔着牆，幾個人在死亡監獄裏放聲高歌。有一天，于凱說：「守禮啊，你可以為我唱〈Danny boy〉這首歌嗎？」〈Danny boy〉是愛爾蘭民謠，描述母親盼望遊子回鄉的心情，她年紀已經很大，不久人世。只希望有一天，兒子從墓園走過，她感覺到兒子跪下來說媽媽我愛妳，如此她就能安息。黃守禮便唱給于凱聽，卻聽到于凱哭泣，他想安慰自己的朋友，於是說我們都很年輕，有一天一定可以回鄉看到母親，說完將手伸過去，要拍拍于凱，于凱卻痛得將手縮回來，他這才知道，于凱所有的指甲都被剝光了。一個才20歲的年輕人，只是因為喜歡看書，就遭到這痛苦，兩個人一起哭了起來。
于凱還是被槍決，因為在台灣沒親人，被匆匆埋在六張犁的荒草裏。與母親相見的卑微心願沒有完成，也無法到母親的墓園跪下來說我愛妳。
很多跟我年紀差不多的年輕人都被槍決了，我一直很害怕。但後來判決下來，我因「參加非法組織」被判10年。沒有多久，我們就被移送綠島的「新生訓導處」。
我們兩個兩個銬一起，被軍車送到基隆港。基隆氣氛很恐怖，到處都是荷槍實彈的軍人。我們登上了LST美國艦艇，和其他一千多個人被送到綠島。當時我們坐在甲板裏，空氣不流通，很多人都暈船了。我不知道要去哪裏，一直很害怕，等下了船，看到海水跟綠島的山，突然放鬆，感到自由。畢竟，之前一直被關在黑牢裏。
綠島那個時候很原始，當地人沒穿什麼衣服，看着我們一大群人上岸，還想哪裏來的「白蟑螂」。我們扛着自己的行李，走泥土路，一路都是林投樹，天氣炎熱，我們口渴得不得了，當地人非常好心，替我們從水井打水上來，讓我們喝。
我從幼稚園就喜歡一個女孩，還沒告白就被抓到這裏來，往台灣看去，我就會忍不住唱起〈歸來吧蘇連多〉，想要唱歌給她聽。
我們這些政治犯被編隊，後來一共三大隊，每個大隊有四小隊。我被編在第一大隊的第三中隊。那個時候新生訓導處什麼都沒有，連地都沒有整，我們一開始做的工作就是整地。會打石頭的去海邊打石頭，為的是做圍牆，把我們自己圍起來。起床還沒吃早餐，就要先去打石頭。早餐後，我們要上思想課，要小組討論，上馬克思主義批判、毛澤東批判。以前我從沒接觸過馬克思，也在這個時候知道怎麼回事，拼命抄筆記。新竹女中的傅如之上課很專心，毛澤東說的話拼命抄，批判的部分不抄，整個本子變成毛語錄。下午繼續勞動。九點鐵門關起來到十點熄燈，這一個小時我們可以寫信下棋，是不自由中的自由。
新生訓導處像兵營，外面就是三峰岩。運氣好會看到中央山脈，想到那裏是我的故鄉，我的親人都在哪裏。我從幼稚園就喜歡一個女孩，還沒告白就被抓到這裏來，往台灣看去，我就會忍不住唱起〈歸來吧蘇連多〉，想要唱歌給她聽。
當時除了三民主義以外，我們什麼書都不能看，只有晚點名時，會找人簡單地講現在的時局，例如板門店談判這樣的消息。後來有大陸來的跟我們說，過去國民黨要撤退時，會先把政治犯集合在一起，用機關槍掃射，把他們都殺掉。這是焦土策略。我們覺得很緊張，想着要更注意時局，否則時局緊張我們都不知道。後來，長官們受不了伙夫兵煮的伙食，叫我們選伙食委員，除了煮飯的，還有採買的，我因為什麼都不會，常被選做採買記帳的，所以常跑海邊，看到小商店的報紙，就偷偷拿回來，然後大家分頭抄一抄，讓懂得分析的寫些要點，一個隊一個隊的傳。我因為高中畢業傻傻的，還能寫字，就被派做傳令兵，因為長官比較不會注意我。
雖然大家都以共匪嫌疑被抓，但很多人都不知道馬克思主義共產主義。那個時候不知道誰把禁書引進來，我讀到了毛澤東的論人民民主專政，還有社會主義進化史。那時書一進來大家就拆書，輪流看。我社會學啟蒙是在綠島。這些筆記禁書都藏在克難房的屋頂上。沒想到後來出了事。
2002年，我和盧兆麟等人到台南悼念蔡炳紅，在他的墓前唱了〈千風之歌〉，這是那年最紅的歌。歌詞原本是美國詩作「Do not stand at my grave and weep」（別站在我的墳前哭泣），大意是死者安慰活者：「我並沒有死，而是化為千萬的風吹着。」
我有個好朋友叫蔡炳紅。他常常寫信鼓勵台南同鄉、台南女中的黃采薇，勸她要拋棄小圈子主義，走進群眾，這種用語不知道哪裏學來的，是左派用語。這種信本來應該看了就要毀掉，但蔡炳紅很帥，小女生收到這樣的信都小心翼翼收藏，沒想到後來被告發，揪了出來。除了他們之外，還有許學進寫給張常美的信也被找出來，傅如之抄寫的「毛語錄」也被發現。
那天我跟蔡炳紅在流麻溝做水壩工程，分隊長突然來找他。我不以為意，因為大家都喜歡蔡炳紅，常找他去做事。但不知為什麼，那晚蔡炳紅一夜都沒回來，我擔心得睡不着覺。隔天才知他被關進碉堡。碉堡是混泥土做的密閉空間，如果要處罰我們，就會把我們關進碉堡，吃喝拉撒都在裏面。我想了一想，去福利社買了蔡炳紅最喜歡的餅乾，趁守衛不注意，偷偷摸摸地鑽到碉堡旁的小窗戶，把餅乾丟進去。裏面還有幾個人，他們打着赤膊，穿着短褲內褲，滿頭大汗。因為打赤膊，我可以看到他們身上被拷打的痕跡。蔡炳紅氣喘吁吁，小聲跟我說：「水，水啊。」我聽到愣住，心想自己怎麼這麼小家子氣，只想餅乾糖果，沒有想到水，我真的好恨，恨死我自己了。可是我不知道怎麼裝水給他，就這樣，一直到他被送回台北，我都沒辦法給他一口水。
2002年，我和盧兆麟等人到台南悼念蔡炳紅，在他的墓前唱了〈千風之歌〉，這是那年最紅的歌。歌詞原本是美國詩作「Do not stand at my grave and weep」（別站在我的墳前哭泣），大意是死者安慰活者：「我並沒有死，而是化為千萬的風吹着。」1995年，一名在愛爾蘭共和軍襲擊下犧牲的青年，託人將信帶給父母，信裏就是這首詩，2001年，九一一事件後的追悼儀式中，一名少女朗誦了這首詩以表達她對捲入事件而亡父親的追思，引起話題。隔年，日本作家新井滿將這詩做成了日文歌，在紅白大賽中被傳唱，成為人人都會唱的歌。我們就在難友面前唱這首歌。
我們台灣一代一代年輕人，包含林義雄家的兩個小女孩、老母親都被殘殺，現在找不到凶手，1981年又是陳文成博士，回鄉省親也被殺。一代一代青年，可愛的小妹妹，都這樣被殺，不人道的。唱着首歌，彷彿我們都看到他們都在小山崗樹林或那棵樹的樹葉上，變成陽光，變成一陣風看着我們。
離開綠島前，班長叫我宣示「脫離共產黨」。我這一輩子，唯一參加的是國民黨，唯一宣布脫離的，是共產黨。
陳欽生：唱歌跟說故事對我們來說很重要
1949年生，馬來西亞華人。來台就讀國立成功大學化工系期間，因1971年台南市美國新聞處發生爆炸案，被羅織成為主謀，依「意圖以非法之方法顛覆政府着手實行」，判處有期徒刑12年。關押在綠島綠洲山莊。
我本來要到英國讀書，但同學約我到台灣讀書，我想如果他能幫我辦好，我就來。即使家裏反對。我對台灣一點都不了解，我在馬來西亞是受英國教育的，台灣在哪裏都不知道，一下飛機看到紅字大匾寫着殺朱拔毛，根本不知道意思，那時非常後悔，想要回去，但家人又反對。
1971年3月3日下午最後一節課上完，步行回住處的路上被攔截，對方問我是不是某某某？說我有個馬來西亞的親戚來見我，請我上台北看他。我不疑有他，就上車了，途中覺得很奇怪，問他們為什麼要抓我，他們說：「你做了什麼事，自己知道。」
我被送進一個日式平房，後來聽人說那是調查局的平房，在建國南路，但我一直不知道在哪。那裏空蕩蕩的什麼都沒，只有三個人輪流看守我。他們給我一支筆跟一疊十行紙，要我把做過的事，仔仔細細地寫出來。我根本不知道發生什麼事，兩三天都寫不出一個字。而這些天他們就不停對我施以酷刑，刑求我，讓我生不如死。在模模糊糊中，我聽到有人說：「這個人怎麼這麼倔強，要他寫都不寫，難道美國新聞處爆炸案不是他做的嗎？」我恍然大悟，原來他們要我說這件事。我根本不知道這個新聞，但他們要我寫，我就寫。我因為中文不好，常去美新處看英文書，對那裏很熟，所以就開始編，編了好幾次他們都不滿意。這個時候我才知道原來有個馬來西亞僑生已經先被抓，他在調查局授意下，寫好了一份，我必須要吻合他的自白書。總之我在這裏受了很多苦。
很苦的時候，我會唱很多歌。像是〈歸來吧蘇連多〉，想我女朋友的時候就唱。這首歌我小時候在馬來西亞就會唱了，小學六年級合唱比賽還以這首歌得獎。
五個星期後，他們跟我說，案子破了，可以回去了。結果是被關在景美看守所，一個關還沒偵訊犯人的地方。有兩個禮拜，他們對我不聞不問，最後把我叫出來說：「為了讓你回去，你要根據我們的要求寫自白書。」
「什麼自白書？」
「很簡單，你就把你在馬來西亞讀書的過程寫出來。」
我就寫了，他們不滿意，質問我是不是漏了什麼事？這是我的人生，我怎麼會漏？他們問我是不是認識副校長？我不認識副校長，我讀書根本不管校長副校長，但他們要我承認副校長是馬共。我說不可能，馬來西亞《內安法》這麼嚴，如果他是馬共，不可能當到副校長甚至公務員。他們說：「如果你可以把他叫來台灣，我們三個禮拜就可以讓他變成共產黨。」
最後，他們說如果想回去，就把另個馬來西亞僑生的自白書抄一抄，改一改名字。我就照做。因為如此，我日後被判的罪名是：在馬來西亞讀一年級時，經由副校長介紹，參加共產黨，接着到台灣升學想辦法顛覆中華民國政府。於是被判「二條一」。
在審理庭時，我一直強調自己是馬來西亞人。對方說：「你皮膚什麼顏色？黃色。你身上流着什麼血？中國人的血。你祖籍哪裏？廣東梅縣。所以你是中國人，我們中華民國政府有資格審判你。」
差不多這段時間，台灣跟馬來西亞斷交，馬來西亞移民官回馬來西亞之前，途經香港，召開記者會，一把眼淚一把鼻涕說：「作為馬來西亞政府代表，我卻無法保護在台灣的馬來西亞國民。」這新聞鬧很大，登上馬來西亞媒體頭條。我是後來才知道的。馬來西亞政府一直知道我是被冤枉的。
很苦的時候，我會唱很多歌。像是〈歸來吧蘇連多〉，想我女朋友的時候就唱。這首歌我小時候在馬來西亞就會唱了，小學六年級合唱比賽還以這首歌得獎。
在等待判決時，我被送到仁愛樓，33號房，待了1年3個月時間，沒有放過封，任何人有的福利我都沒有。在這期間我都和軍事犯在一起，只遇到兩個政治犯，第一個是調查局副處長李世傑，他拿起我的起訴書看，臉色大變。我中文不好，看不懂起訴書，不知道什麼是《懲治叛亂條例》，也不知「二條一」什麼意思，以為很輕。但李世傑說那是最重的罪，是唯一死刑。當我知道這件事後，被抓出去槍斃的情景一直浮現腦海，過着不是人過的日子。但李世傑教我怎麼答辯，不久，他就被調走了。可能被發現他在幫我，我中文不好嘛。李世傑走了後，又來一個更高的官，就是他的長官蔣海溶，他跟我說：「《懲治叛亂條例》就是我跟李世傑起的稿。沒想到我深受其害。」這一聽，我氣死了，心想自作孽，一直不跟他講話，什麼事我都抵制他。後來他也被調走了，聽說自殺了。
這裏的政治犯常常唱〈綠島小夜曲〉，這首歌被稱為校歌。很多人以為這首歌是綠洲山莊的政治犯創作的，連軍方都這麼以為，其實不是，他是五零年代的歌，我在馬來西亞就會唱了。
本來應該移送台東泰源監獄，但判決不久，發生泰源事件，於是監禁的地方改成綠島。典獄長希望我留在看守所做外役，但我不願意，我被你們整這麼慘，不願留下來替你們做任何事。沒多久，我就被通知打包行李，隔天搭車到基隆，送到綠島。
當時，我們兩個人銬一起，十個人串一串上甲板，也是艦艇，大約有150人左右。因為有颱風，上不了岸，船飄飄盪盪飄到左營去，我們在海上整整三天兩夜，暈得不得了，船上都嘔吐物。等上了岸，進綠洲山莊，還在暈。當時泰源監獄的政治犯已經先進去，我們是第二批，我住在四區六房。
因為泰源事件，所以綠洲山莊管理很嚴格，每個牢房選出一些人當內役，和班長溝通。房裏禁止交談，放封也很嚴格，輪流放封，一天兩次，一次只有10分鐘。門是鎖起來的，喝的水用煮的，但刷牙洗臉洗碗都用馬桶的水，四坪左右住10個人。
這裏的政治犯常常唱〈綠島小夜曲〉，這首歌被稱為校歌。很多人以為這首歌是綠洲山莊的政治犯創作的，連軍方都這麼以為，其實不是，他是五零年代的歌，我在馬來西亞就會唱了。為什麼會說他是校歌？我們的房間有窗戶，從窗戶往外看，看到椰子樹和月亮，想念家人時，就會唱這首歌。
我心情很不好，所以封閉自己，不願意出來當外役，也不出來放封。前輩常會勸我，不要用這心態面對未來，我聽不下去，直到有次出來放封暈倒，潛意識中，前輩們的話突然出現，像是留得青山在、不怕沒柴燒，要活得比他們長，看他們的下場等等。醒來，我突然轉念，決定養好身體，出來當外役。
我做了很多外役，圖書館、洗衣部、福利社等等。在綠洲山莊的生活跟新生訓導處不一樣，是封閉的，也不能種菜，所有食物都靠軍方補給船或漁船，有時吹南風，漁船不敢開，常常一個月船進不來，更久有兩三個月的。這時候就沒什麼東西吃。
我在綠洲山莊時，很少跟人談心事，因為他們禁止我們交談，二是裏頭有「抓耙仔」（台語，指在背地裏打小報告、通風報信的人），我誰都不信任，三我不滿憤怒的情緒很高。所以，我都對着小狗說話。那是我在廚房養的小狗。有一天，廣東班長帶了兩隻小狗回來讓我們養，可能養大了要吃掉。我認養了其中一隻狗，每天對着牠說話。但後來我離開綠島，回台北仁教所感化，無法帶着牠，不知道牠後來是不是被吃掉了。
有一天班長講，陳欽生有人來看你，我想怎麼可能……還沒進門，就看到母親遠遠的在那邊……當放下話筒，她慢慢離開，我看着她的背影，撐不住了，崩潰昏倒在地，不停抽搐……想念母親時，我會唱〈母親你在何方〉。
我被抓之後，有三四個月，家裏完全不知道我在哪裏。我被起訴以後，同學來見我，我才請他們通知我家人。聽說在我失去消息那段時間，姊姊們會陪我母親到處燒香拜佛，求官員，花了很多錢，也被騙了很多錢，當他們放棄，以為我已經死，準備好牌位時，才接獲通知。原來我還活着。
我媽知道後，就要到台灣看我，那時我已經到綠島了。綠洲山莊的典獄長同意，但卻被警告：「你不知他母親什麼背景，就答應她來？」這些都在檔案局有資料，當他們調查我母親只是個普通婦人，同意她來台後，又附加一個但書，「要講國語。」我媽不會講國語啊。我後來才知道，我媽一直想來看我，看不到。
1975年蔣介石去世，傳說要大赦，但後來東減西減，只是刑期減一些。而且還有一條「凡參加共產黨，判二條一的，都沒得減」。所以我沒有減刑。但我媽媽不知道啊，她還是要來台灣看我，但因為之前申請過，這次就簡單了。她一個70歲的老太太，搭飛機經過香港來台灣，再搭漁船來綠島，但跑錯地方，跑到司法監獄，問了半天，都沒我這個人。明明就有這個人怎麼沒有？綠島監獄的人沒跟她說還有一個監獄。她只好回台北去，整天在植物園打發時間。有一天，一個每天去植物園運動的退休將軍，看到我母親都在那邊，問她怎麼回事，看她精神很不好，心情沈重，我媽就告訴他這件事，他說我知道了，明天我們到綠島去，他就帶着我母親到綠島這邊來。直接找到這個地方。
我一開始不敢相信。我在台灣沒有親，沒有戚，誰會來看我？想不到任何一個蛛絲馬跡，任何一個可能，根本想不到。有一天班長講，陳欽生有人來看你，我想怎麼可能。我跟着班長走到接見室門口，還沒進門，就看到母親遠遠的在那邊。我不敢相信，怎麼可能從那麼遠的地方來看我，整個人不知所措，不知道該怎麼辦，要進去還是不要進去。班長推我說：「不趕快進去時間有限。」
我坐了下來，也不知道要拿電話，只是兩個人互望，班長又開始催，我們拿起電話，還是沉默。「你好不好？」我媽用客家話說。
「很好。」
「怎麼回事？」
「媽，我是被冤枉的。」
班長大吼不准說案情。我想，不可以講案情我可以講什麼？我還有什麼事可以講？我媽看着我，就沒講什麼話。班長又催：「趕快講啊。」我就逼出一句話，真的就只能逼這句話：「媽，妳放心，要好好照顧妳自己，我答應妳，一定會回馬來西亞去跟妳團圓。」就講了這麼一句話而已，我媽一直點頭一直點頭，我強忍住淚水，不敢哭，後來發現我媽抬起手來，放在窗子上面，放在那個地方，我知道我母親不敢相信我還活着，想碰碰我，知道我是否還活着，我也把我的手貼在一樣的地方，繼續忍住眼淚，我媽已經哭得像淚人一樣，一直哭，我還是繼續講：「媽，不要擔心，我一定會活着回去跟妳見面的。」
當放下話筒，她慢慢離開，我看着她的背影，撐不住了，崩潰昏倒在地，不停抽搐。這是我很痛苦的回憶。從那時我下定決心，再怎麼苦，我一定要活着。想念母親時，我會唱〈母親你在何方〉。
我在外面，看到月亮時，會唱〈思鄉曲〉。這首歌是夏之秋做的……其中有一句：「在那遙遠的地方，母親盼望着遊子返鄉。」跟我那時候的心情一樣，想着70多歲高齡的母親在馬來西亞等着我回去，想着就心痛。
我在外面，看到月亮時，會唱〈思鄉曲〉。這首歌是夏之秋做的，他帶領武漢合唱團在香港表演時，聽到武漢淪陷，心情悲痛，於是寫了這首歌。因為武漢回不去，他帶領着合唱團到東南亞巡迴表演，也就紅遍了東南亞，其中有一句：「在那遙遠的地方，母親盼望着遊子返鄉。」跟我那時候的心情一樣，想着70多歲高齡的母親在馬來西亞等着我回去，想着就心痛。
唱歌對我們很重要，裏頭有很多精神支持我們走下去。我們綠洲山莊政治犯跟新生訓導處政治犯唱的歌不一樣，因為年代不同，他們唱很多日文、英文歌，我們已經很多國語歌了，可是他們會唱的我也會唱，因為小時候聽過。
唱歌跟講故事對我來說，是有療癒效果的方式。出獄後，我日子過得很不愉快，有兩三年時間流浪街頭很苦，很恨，恨這個社會這個國家。中華民國政府也不讓我回馬來西亞，我無法離境。直到解嚴後，整整離家20年，我才能回到馬來西亞。儘管後來有個幸福的家庭，但心理還是像大石頭壓着一樣。自從他們騙我出來講故事後，越講，我心裏石頭越來越小，越來越沒有壓力。以前我只要講故事回去就睡不着覺，講的時候很多痛苦的回憶都會出現，雖然事情過了這麼多年，還是不會消失。我慢慢調整，漸漸醒過來，但現在已經能克服，不然早就不在這個世上了。
我完成了跟媽媽的約定，1988年帶着我後來的妻子，回到馬來西亞。那時我已經拿到台灣身份證跟護照，當我抵達馬來西亞時，被移民官叫住，他請我到個房間，我心裏很害怕，心想是不是要被抓起來？同時也很心煩，一個女孩子跟着我，而家人在外頭等我，我該怎麼辦？這個馬來人看了看我，笑說：「陳先生，我知道你在想什麼，你以為我要抓你，別擔心，因為你第一次回國，我們想知道可以幫你什麼？」
等到小房間後，他拿出了馬來西亞身份證跟護照，說我隨時可以把這拿走，如果想要告台灣政府，馬來西亞政府會幫忙。我那時很想把這些拿走，但想到跟着我的那個女孩，怕我從此無法入境台灣，便說：「等我把這女孩送回去，再讓我想一想。」他說沒問題，想要回來隨時歡迎。後來，他們每年都寫信來問，我始終沒回應。台灣讓我很痛苦，但我的家已經在這裏。現在我一年回到綠島好多次，為了人權園區的活動，每次來都勾起我痛苦的回憶，但故事還是要一次又一次地說下去。
看了好難過……都不敢仔細看，怕會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