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一名「90後」，但卻自覺90後難以定義。90後是初生之犢，雖受上一代的規範教育洗禮，或也帶有上一代的文化優點及盲點，但卻未完全定型。而在社會浪潮不停翻騰下，他們亦在呼喚一個新時代的可能，活出一種已被遺忘的價值。年輕人的面貌及思想，總是在不停轉換。
我在1990年出生，恰恰是八九屠城後的一年，正正是「馬照跑、舞照跳」的承諾面臨破產的時候。
未曾親身經歷的香港
在我成長的年代，我從來不知道香港正在面臨怎樣翻天倒海的變局。不要說我無緣經歷宋朝皇帝落難於土瓜灣的日子、早年的蜑族居民生活、英人到來時見到的阡陌農田，也無從得知我的家族，歷經清朝帝制覆亡，民國的軍閥割據，輾轉闖過二次世界大戰、國共交戰、韓戰、大躍進。
親友的記憶，總是中港交雜，從文革時被辱罵的情景，走到改革開放初期在深圳上班百無聊賴的日子，去到在沙頭角邊境售賣產品以掙外快。話題一轉，今天的大陸某某官員，竟是昔日兒時鄰舍；時光倒流，又可定格在香港人絡繹不絕地將柴米油鹽送回大陸親友，唇齒相依。
我沒有經歷過五六十年代香港寮屋大火，然後大量公屋落成，一家上樓的光景。當有親友提到他昔日在長沙灣寮屋如廁，背後光芒耀眼，原來是其他寮屋大火遍野，我可聞而不可觸。五六十年代的工潮、六七年的「菠蘿」（炸彈），我也只能從文字中重塑。
1970年代的遍地機會、中文運動、釣魚台運動、火紅年代、國粹與社會派之爭、抵壘政策，更是一段如煙般的過去。80年代前途談判，中英港「三腳櫈」的失落（編按：指北京反對香港作為獨立第三方加入香港前途談判），期望安穩生活而同時只爭朝夕的糾結欲求，生起迷惘、迷失、焦慮、恐懼，繼而要急凍80年代的時間及制度的渴望，我也只能後來從書中檢閱。
90後睡眼惺忪的年代
90後，或許就是這樣。而我恰恰就是離開了80年代，踏進90年代降生的一個嬰兒。90後，或許就是相對沒有那麼多歷史包袱的一群人。
我在讀幼稚園的時候，時任香港總督彭定康正展開他的新政改革，一方面展示閒來吃蛋撻的在地親民政治魅力；一方面開展政府服務外判的浪潮，獅子山精神繼續右轉；一方面推出「新九組」的政治改革，使主流民主派首次議會議席過半。
升上小學後，迷迷糊糊間，英國官員已經撤走，換上了五星紅旗、中聯辦及人民解放軍。當中年友人憶起他在1997年6月30日掉下眼淚，憂心忡忡，我或許正在床上倒頭大睡，準備翌日繼續玩樂。
1997年的金融風暴和2000年千年蟲世界末日的故事，我都沒有特別印象。適逢家境轉差，為了工作及生計，居住地點變來又變，甚至後來搬到菲律賓，有一年半的時間不在香港。還記得2001年，時已回港，學校卻轉了好幾間。美國「九一一」事件，只是新聞節目的一個片段。
2003年，我小學生涯的晚期，SARS 襲來。那一年犧牲往生的人不少，小學為了遏止傳染，也接連放了數個月假。有些數理課程，更要在中學補回來。年少無知愚妄，就是不怕死。旁觀別人口罩下的焦慮──怕早上一別，便晚上永訣，但自己卻會不戴口罩往街上蹓躂。後來在 TVB 電視新聞上看到，滿城的陰霾，因世界衛生組織除掉香港疫區之名而驅散，街上眾人振臂高呼。那個年頭，TVB 還沒有 CCTVB 之名，而我總會下午追看其動畫，晚上追看它的連續劇。日復日如是。
同年的零三七一大遊行，就是我即將要從小學升上中學的途中發生。當我或在打機、或在看書、或在看劇的時候，港島有50萬人發動一場他們後來稱為公民覺醒的遊行。
那年九月，我升讀粉嶺一間中學，家就在學校隔壁。當年尚存不少小型承建商，卻因為金融風暴而頻臨破產，由大地產商接手續建。當年不少負資產家庭，家人經營的生意卻僥倖地逆市倖存，並在樓價幾乎最低之際，才由租樓住房轉成自置物業，避過一劫。
少年滋味：教育是學習否定的遊戲
中學的時光，當然樂事不少。但在考試為本的制度下，也只能水過鴨背地學習。最近一次中學聚會，當舊同學提起某某擦身而過的老師，恨意還是會在他心中滋生。李叔同和豐子愷的師生關係，並非尋常可見。
而那些年，報紙會不斷引用 Y世代就是個人主義，大量負面標籤貼在一群新人身上。弔詭地，新一代明明就是由上一代及其社會所孕育出來的子女，而我們又是活在上一代曾經不斷拚搏建立的社會當中，難分難離，互為影響，卻要透過互相標籤去理解對方。
雖然少數銘記公義自由的老師，仍會在艱難的校園環境中不斷提醒學生：我們要走出自私及自我，去認識這個互為一體，卻處處不公的世界。但是，考試始終是宇宙的中心。
猶記得中一至中三的時光，恍似是為了中四的文理分科而設；而中四、五的學習，就是為了中學會考而存；中六、七的課業，則是為了高考的關卡而有。在這個考試為本的制度中，考試是本，學習是末。整個教育制度，似是專為要人討厭學習而起。學校中的老師，會不斷提醒你求學就是要明白、理解。明白、理解，才能最終求得高分。
那數年間在電視機不斷播放的，除了李國章的教院風波，就是莫名其妙的教統局宣傳：「求學不是求分數」。多謝這個制度的扭曲，中學莫名著緊大學入學率，以作收生噱頭。而師生家長又知道事實限制，只有18%的適齡學生能入讀大學，對精英及平凡，又愛又恨，又妒又敬。複雜的心態，在教育制度中此起彼伏，不斷否定及榨乾一代少年和他們的親人。
教育，彷彿就是一場學習否定的遊戲。最可怕的不只是他人的否定，而是在香港教育中，我們自己開始了自我否定、自我分等的習慣，令人從此身心俱疲。
早前上映的《少年滋味》，確實把少年的無奈傳神透視。眾人深知社會病了、教育病了、我們病了，卻繼續漫無目的地各司各法，操練下去，誓要成就那不明就裡的輝煌成績。心靈豐足，不被重視。成就滿足，就須不斷外尋。
或許就如那位屯門媽媽的精句（又有傳是TVB的做假式噱頭）一樣：「贏在射精前。」（編按：指計算好受孕時間讓孩子在一至三月出生）這種必勝背後的焦慮，不斷自我逼迫：孩子一降生，就是無盡的競爭，喘不過氣，回不過頭，一往直前，不能稍息。當人們在嘲笑這位母親的時候，或編劇也認為「此句必火」的時候，我們又會否自覺，我們或許也是這病態文化的共同旗手？
忙碌的人生，何時可休息？
早前，我和數年沒見的中學同學相約在旺角一間樓上餐廳。早到的不是當天休假，就是慶幸老闆準時收工，不加開會議。但其他數人，時間流逝，他們卻短訊表示要更晚才到。
中學那種顛倒的學習已經浪費了年輕人無數的時間，但在進入職場後，時間似乎只是更不自主。在一個沒有標準工時的香港，我們就是要撐著這個日不落的王國。休養生息，毫不容易。
當年，中史老師不無感慨地說：「你們成年時，將是中國經濟崛起的時代，那將會是你們的時代，你們將會有很多機會可以一展所長。不像我們，英國即將要撤出，而中國還未強大。時代和機會，是屬於你們的。」
大家都已經成年，卻感受不到這如何是「我們的時代」。中國無異是「強國」，但卻不是一個受歡迎的國度。而舊同學，除了加班的疲態、生活作息的顛倒，便是對工作的失意及不滿。轉校生、巴膠（巴士愛好者）、班長、考試優等生、田徑跑手、足球員，都在畢業後面對類近的困頓，成為一個個心靈疲憊的上班族。失意又不滿，迷失又徬徨，無力亦不快。
他們談買樓，卻剛剛分了手；他們相信幫人就是幫自己，卻不想幫老闆打工受氣；他們曾經是巴士迷，卻在巴士公司中失去了熱情。
有位記者朋友曾經說過：「我很愛畫畫，卻很怕畫畫變成工作。自己做得不錯的事情可能被否定，我害怕得不到認同後會崩潰。」
快樂地生活，內心的豐足，別人的肯定，竟是可遇不可求，奢侈莫名。
即便是大學時期的好友，每朝打開電話，大家只會笑謔「不想返工」（不想上班）、「好想請假」、「好想去旅行」、「好眼訓」（好睏）、「好多Deadline」、「我覺得我就快死」⋯⋯
假如年輕人都經歷過一個極力否定他人的教育制度，又見如斯前路，再加上大大小小的家庭問題，誰會不生起無力與厭世感？當不少人都還未心死，還在不斷奮鬥，或者嘗試在這個扭曲的遊戲中站得著腳，或者嘗試奮力反撲，一改世界，我會說這不是必然，這真的是香港的福氣。
上一代搖旗吶喊，下一代慢慢醒來
這或許要歸功於一些對教育依然堅持的老師，及「曾經」的社運前鋒，不斷在搖旗吶喊，希望把社會搖醒，保護未來。被遺忘的教育及生命相續的學習，或許就在這夾縫中，得以微弱保存。
當韓農在香港抗議世界貿易組織（WTO）、天星、皇后碼頭的保育運動、城市重建運動、高鐵運動，以及無數此起彼伏的工潮等一系列本土運動發生時，心情迫切的藝術老師總是揪心年輕人何以毫不著緊。當時，我只是一個旁觀者，或不太理會世事的廢青或文青，忙著準備我的考試。而今天不少被指罵為「左膠」的人，是昨天的「英雄」。
其中一位當年提倡「本土主義」的社運者曾經感慨：「當年搞社運，大家都團結一心，無人會不斷指罵妳，令你提心吊膽。大眾好多都未醒，我哋努力，係會得到別人的肯定，矛頭只得一個，就係政府。今時今日，參與真係要多好多心力，令人精神好繃緊⋯⋯」。
在上一代不斷的搖旗吶喊下，我還是開始慢慢醒過來，有意識地參與六四晚會及大學的校園政治。而我好些中學同學，也被漸漸捲進了社會運動，有些會閱讀當年蔡子強、許寶強寫的政治書籍，有些會頻密地去天台屋及重建區，有些會分享朱凱迪被保安浮腰的短片，有些會在午餐時興奮地談起他的反高鐵參與：「個警察其實唔會阻止我，你眼望我眼，大家對峙囉。但我一郁佢就放手比我搶鐵馬。個警察都幾好人喎」（那警察其實不會阻止我，我們對望對峙，但我一動他就放手給我搶鐵馬，那警察人也不錯）；又或在談論當年曾經迷倒萬千、為青年信任的黃毓民，如何在立法會雄辯滔滔。學生會也會積極在校園講及八九六四，邀請同學共赴維園。慶幸我的中學，當時有這樣的空間。
但恐懼的氣氛，仍會不時浮現。有同學曾笑言：「到底我參加維園晚會後，會否被公安列入黑名單？」這也是一些父母對其子女的勸喻。有些會堅持出席，有些會留在家中。多年後，我參加一個名叫 Co-China 的夏令營，匯聚中港台關心社會的年輕人，方發覺每一位大陸的年輕人赴港離港，都會在大陸被公安「請飲茶」（約談）。誰也更想不到幾年後，銅鑼灣書店的李波、林榮基等人會在香港被「跨境綁架」。
2011年，我入讀香港大學，開始陸續目睹更多光怪陸離的事情，包括報紙上談到的「赤化」，原來深入香港肌理。2011年8月18日，中國總理李克強訪港，港大學生李成康等人因示威而被關押在後樓梯。這是我第一次感受到大學在政治的旋渦之中。
不久之後，我又為另一奇聞而錯愕。有一群人帶著或許是「愛國心」，或許是利益誘惑，以長達十年的時間去發展名叫「香港各區專上學生同盟」（HKTSA）的中學培育計劃，有組織地去動員親信去競選大學學生會，繼而影響當時的學聯。初聞之時，深受震撼，紅色力量，近在咫尺。曾有學生會「上莊」（上屆學生會幹事）告之，HKTSA 的主事者，曾是梁振英的親信，後被認為「太蠢」而遭革走，遂在2012年特首選舉中反撲，動員親信以港大學生會名義發聲明登報，要求北京介入調查選舉，暗線是要貶梁（振英）挺曾（鈺成）。後來重讀歷史，才知道學聯的過往種種，中方從統戰學聯走向敵視學聯，從懷柔策略走向圍堵封殺。
後來的事，也就是我愈來愈有意識地感受及觀察香港的心跳脈搏。反國教、光復學生會、讓愛與和平佔領中環、碼頭工潮、台灣太陽花運動、雨傘運動、退聯、社區公民約章運動和至今大大小小的抗爭示威⋯⋯
如何跨越世代、接駁歷史
我們似乎都活在不同的年代，經歷不同的事情，有不同的際遇。在雨傘運動後，政治爭拗間，最易引起話題的或許是激烈而否定的評價：「30年的民主運動都是失敗的」、「只顧自己的政治錢途」、「出賣港人利益」、「老屎忽，騎劫抽水」（老油條，佔便宜）、「學生政棍」、「忘記悼念，背離人類道德底線」、「年輕人都係食咗屎，無腦嘅」（年輕人都是吃了屎，無腦的）、「一定收咗大陸錢」（一定收了大陸錢）。但背後各自經歷的複雜故事與時代背景，卻埋沒在刀光劍影的政治風塵之中。
世代之爭的詭異處，似乎是極欲界分，卻又難捨難離。沒有過去的歷史，又如何有今天的剎那？今天不少人想要守護或追憶的香港繁華，弔詭地卻是上幾代人有份促成的奮鬥成果。或許與理想境界相比，香港已然變調，但當我還未有意識的時候，曾經美好的香港，假如確有其事，到底是誰人所建？如果不是有人前仆後繼地守護著香港，抵抗著厄運，今天香港的自由空間，又是否會更為狹窄？
我未必完全認同政治領域中的種種處事習慣、態度及文化，改革必不可少，但同時我卻難以不感激前賢之付出及貢獻。在連綿不斷的生命中，如何對事嚴謹，對人寬容，似乎都需要重新學習。
可是，現今一種頗受歡迎的評論，卻是傾向於緊扣過往時代中人或經思考而不曾選擇，或因時代背景而不曾思考的局限，大力批評這些人失德叛港。這些前人的經歷是否就是這麼一帆風順，還是他們也走過無數痛苦與掙扎？我有時也想，這些人又是否真的了解自己，不斷反省？
雨傘運動後，社會彌漫著一股無力感，充滿猜疑、犬儒、仇恨及不甘，厚厚籠罩著年輕一代。感恩、信任、肯定、互諒、尊重、理解、扶持、補位，可能只存在於極小的同心圈之中，未能各自邁入對方的圈子。不少的政治論述，或許在各自的倡議人眼中，都是新穎、精彩、嚴謹，卻失去了跨越世代，同心連結的能力。
我最深刻的一種體會，就是聽到有年輕人在提倡什麼是香港人／香港民族時，年長一代反駁稱：「我在這裡土生土長，不用你告訴我什麼是香港人！」那種時空錯亂，確實令人不禁目眩。當板塊愈堅固，互當對方萬年本性本質如此，難以改變，這卻愈來愈是一個僵局悶局，難以破局。
聽得懂對方在說什麼，實在不容易，特別是大家都從不同的時空走過來。應否悼念八九六四的爭端，也無疑如此。年輕人急於拋棄的，似乎是主流民主派的政治觀點遠勝一切。悼念與否，他們都無甚所謂，甚至可以不斷修正，並不抗拒。
他們心裡厭惡的，反而是不屑與主流民主派站在同一陣線、想避免被指責為失敗、無能及「鳩做」（為做而做）、害怕走上同一樣的路，卻不見成果，沮喪連連。當我們仔細聆聽的時候，其實年輕人所謂與大陸切割，主張主力在香港民主，行有餘力支援大陸民主，又何異於主流民主派過往30年「偏安南方」的主張？
但他們念茲在茲的，經常是「當香港民主都無望時，又談什麼中國民主」，渴望開闢新路，心有不甘，卻又為深厚的無力感所綁。這些糾纏的感受，或許才是不少年輕人不斷拋棄上一代觀點的原因。政治上的初生之犢，未必就是生活上的初生之犢。拋棄，有時是源於無力與沮喪。不少傳媒人都自覺不懂捕捉年輕人的心理及想法，政治人物與社運者，又何嘗不是如此？聆聽偏差，反應過度，有時卻更確立上一輩就是不懂年輕人的「頑固老嘢」（頑固老頭）。
未來數年，政經格局若然不變，怎樣面對這龐大的負面情緒，是一個挑戰。仇恨、無力、猜疑、犬儒、不甘都已確實存在，無法否定。但我們可以怎樣與之共存，不使情緒趨向自毀，成為唯一主導的力量及社會價值的終點？
而年輕一代，又可以怎樣避免因為對上一代的憎恨，養成否定的習慣，在反抗及掌權時迅速成為他們所厭惡的政治人物？要開出一條新的政治道路，轉化情緒成為正面的能量，對我而言，不只是要策略重整和建立新的政治組織，而是要學習比上一輩更懂得寬容有道地面對他人的觀點、判斷、批評、不足，和不斷修正自身的不足、局限與盲點。
歷史是一條流動的長河。如何重新肯定上下幾代互為一體，感激前人所作的努力、犧牲與貢獻，修正自己的傲慢與偏見，體諒後進的困窘、從而肯定他們的初衷與嘗試，真正聽懂對方心裡的糾葛，擺脫承襲的文化盲點，似乎都將成為民主運動重新啟航的一個試驗。
九十後在浪尖，波濤洶湧，浪聲不絕。
我們都在同一艘船上繼續前航。
（周永康，香港專上學生聯會前秘書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