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雲、陳伯達、萬里……不同時期的中共高層領導人都經由他的筆端留下傳記。葉永烈，這位75歲的中國紀實文學作家自稱「走名人路線」、記錄中國精英階層：「如果我自己來選擇（傳主），我很願意選擇朱鎔基。」
1983年末，內地「清除精神污染」運動，葉永烈的長篇小說《黑影》被列為「清污」重點，這讓才三十歲出頭、曾對政治避之不及的他意識到，「『左』毒不除、中國不寧」，因而棄虛從實，從《小靈通漫遊未來》等科普科幻和小說創作，跳進了以中國當代政治、政要為主要對象的紀實文學寫作。文化大革命發動50週年的2016年，葉永烈帶著200萬字的《四人幫興亡》和78萬字的《陳伯達傳》（第四版），走進了香港書展。
《「四人幫」興亡》
出版社：當代中國出版社
出版時間：2014年7月
「朱鎔基願意，我馬上就會去」
葉永烈的紀實文學寫作已積累了1500萬字，佔他寫作總量的一半。他說，如果是寫傳記，對傳記主人的選擇一般有三個條件，「第一，知名度高而透明度差；第二，最好沒人寫過；第三，本人能夠接受採訪最好」，末了他還補一句，「他的一生能夠折射一段歷史。」
他為中央文革小組組長陳伯達作傳如此，為「中共八大元老」之一陳雲作傳亦是如此。他筆下的萬里──另一名「中共八大元老」、前國務院副總理、前全國人大委員長的70萬字長篇傳記，也很快就會出版。但他最想寫的朱鎔基：「我提了好幾次了……他沒有反應。我知道他不太願意。」「我對他的個人非常尊敬。如果他願意、點頭的話，我馬上就會去。」
《陳伯達傳》
出版社：四川人民出版社
出版時間：2016年7月
80年代末，朱鎔基接替江澤民擔任上海市長時，葉永烈就開始留意他了。上海市人大會議討論朱鎔基的任命，在電視上直播，有人遞上去一個條子，請朱鎔基講一講在1957年被打成右派的事。「他當場就很爽快地回答。我一聽，趕緊把錄音機找出來，就撳下來了。我後來查了一下，他再也沒有自己直接談過。這是朱鎔基一生非常敏感的問題，」葉永烈說。10年之後，1998年3月，朱鎔基作為國務院總理的第一場記者會上，再被問到「右派」問題，他表示，不想再提那段「教育很深刻，但很不愉快的」歷史。
「其實很多退下來的國家領導人，他願意接受採訪，能夠口述歷史，這是最好的。美國總統一下台，第一件事就是出回憶錄，這個傳統很好，我們國家也應該是這樣」，至於為什麼中國的領導人在退休後更多選擇沉默，不受訪、不作書，葉永烈說「可能我們國家這個傳統觀念不太一樣」，但也有例外，「（前總理）李鵬還是很積極的，出了一本又一本書，每個人個性都不一樣。這都應該贊成的，鼓勵他們不要把歷史帶走。」
是審讀，不是審查
給頂級政要寫傳記，重點還是資格。獲當局信任如葉永烈，也曾在2001年「因為種種原因」而退出了前國家主席江澤民的傳記寫作。葉永烈說，給政要作傳，有他自己想寫的，也有有關方面邀請他寫的。《陳伯達傳》是他自己要寫的，「得到了公安部的同意」，陳伯達本人也接受了採訪，「寫得很順利」。江澤民傳，就是「他們點名我去的」，「可能他們方方面面注意到我，可能我寫這種傳記，一個是已經熟悉了相關的背景，另外就是比較準確，比較實事求是」。
《鄧小平改變中國──1978：中國命運大轉折》
出版社：四川人民出版社、華夏出版社
出版時間：2012年8月
獲得準許或授意只是第一步，最後一里路是通過審查。葉永烈曾寫過：「我遭遇的最大的麻煩，就是作品的審查關。」但談到對新版《陳伯達傳》的審查時，他說：「我很感謝審查者。」
《陳伯達傳》最初寫的是45萬字，1990年第一版只出了35萬字，經過曾與陳伯達同任毛澤東政治秘書的胡喬木的審定。最新的第四版，增加到78萬字，由中央黨史研究室和中央文獻研究室兩家審查通過，葉永烈說：「這次的審查者是非常認真的。中央文革小組，我在書中打了引號，他還建議把引號去掉，說中央文革小組是當時中央認可的小組，所以建議把引號去掉，我就去掉了。他還提出有一些問題，比如跟《毛澤東年譜》上有些出入，會告訴我，《毛澤東年譜》第幾版第幾頁上跟你這個不一樣，我就去查。」
葉永烈稱這種審查為「審讀」：「他們都是一些黨史專家，糾正一些提法，有些年代不對，或者人名、事件細節有出入。像《毛澤東與蔣介石》裏頭，我寫的『蔣介石略輸周恩來一籌』，他就把『略輸』的『略』字去掉了。我都按照他們意見進行修改。」
《毛澤東與蔣介石》
出版社：四川人民出版社
出版時間：2014年8月
葉永烈說，官方「審讀」刪得不多，一些書反而是出版社審的時候刪得比較多，比如這個月剛剛由四川人民出版社在北京出版的《走近錢學森》，其中談1958年「萬斤田」問題和「人體科學」問題的「爭議中的錢學森」一章，出版社建議整章去掉，葉永烈說自己「奉命拿掉，但一個字都不改就收進（自己的文集）去了。」
《走近錢學森》
出版社：四川人民出版社
出版時間：2016年7月
寫作生存法：史實準確，觀點正確
能夠走進中南海的紅牆與元老面對面、能夠獲得成尺厚的四人幫專案材料、能夠通過重重審查，葉永烈有自己的寫作生存法：「我從事這工作時間長了，比較熟悉了，知道這樣的寫作要經過一個手續是怎麼樣。」他總結為兩個「確」：史實準確、觀點正確。「我的作品基本都符合現在大陸對這些問題的看法，我的書都首先在北京出版」。
比如寫華國鋒。「我早就瞄準他。他退下來，每天種葡萄、養雞。我幾次跟他打招呼，寫信給他，把我寫的《華國鋒年譜》寄給他，希望他接受採訪」，可惜「他始終沒有考慮。」
比如寫陳雲。「我在中南海採訪陳雲夫人，她口齒很清楚，思路也很清楚，我很早就認識她，她知道我，跟我談得非常深入。我問，你在家裏怎麼稱呼他。她說，沒有稱呼，我只在外面會喊『陳雲同志』，在家裏就不稱呼。陳雲比我年紀大好多，我喊他什麼呢？喊陳雲同志啊？陳雲？都不合適，就『來來來』…我寫信給他呢，就寫『雲兄』。這些細節，只有採訪到才能搞清楚。」
《他影響了中國──陳雲全傳》
出版社：四川人民出版社、華夏出版社
出版時間：2013年4月
比如寫陳伯達。「開始他還答應（審讀終稿）。可是到後來他說，『我年紀大了』──當時他85歲了──『我就不看了，我相信你會寫得好』。另外就是好多問題，（對）他（來說）都不大愉快的事情，所以他不願意看。」《陳伯達傳》書稿完成之後，大概2個多月，陳伯達去世，葉永烈於是補了一章「陳伯達之死」，作為全書的開篇。
比如寫《四人幫興亡》，「前前後後花了30幾年時間，採訪了100多位當事人，還查閲了大量的檔案和有關的文獻。特別是1977、78年，當時上海報給中央的關於四人幫的專案材料，這個我拿到手了，這些非常珍貴，」葉永烈雙手一上一下的比劃出大概一尺高，「壘起來有這麼多的材料，我全部拷貝下來。」
數十年追蹤政壇要人，葉永烈養成了時時錄音的習慣。就連在香港書展中接受訪問，他上台前也先從包裏掏出小錄音筆，打開，安置在座位前的茶几上，再坐下開始答問。「我幾乎所有的採訪都有錄音。我當年用的是磁帶錄音機，紅燈牌，紅燈一閃一閃的。我把這些磁帶全部捐給了上海圖書館，他們正在轉成數碼。這些東西不屬於我個人，屬於整個歷史。」
他寫得快，「進入寫作狀態，我就是全天候的，一天大概（寫）一萬字吧，早上六點半我就起床了，一直到晚上11點，萬里傳記70萬字，也就4個月完成。」他把游泳池改造成有30多個書櫃的藏書室，自稱「日坐書城」，在取名「沉思齋」的書房裏寫作，寓意「歷史在這裏沉思」。
近半生在追逐中國最為神秘而重要的一群人的葉永烈，還會沉思什麼歷史？訪談場外，講起最近大陸出現宣稱「愛國」而砸肯德基等現象，葉永烈說：「有文革的影子在裏頭。這種是很不應該再發生的事，現在這些人都被稱為『憤青』，跟當年的紅衞兵有很多共同之處。清除文革，不光是防止文革捲土重來，這種思想的清理還是一個漫長的過程──左，或者極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