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老醖釀三十年 《趙紫陽文集》曝光80年代改革細節

趙紫陽去職30多年後,他的3名老部下終於完成了180多萬字的《趙紫陽文集》,80年代改革最初10年諸多思考決策首見天日,今昔對照,中國從何來向何去?


《趙紫陽文集》。
《趙紫陽文集》。攝:Anthony Kwan/端傳媒

天安門事件之後,曾經的國務院總理、中共總書記變成官史中的敏感詞。而隨之被隱匿的,不僅是「趙紫陽」這個名字,也是身居核心位置的這個人,對整個八十年代中國改革的探索與思考的歷史證詞。這是近年來,民間不斷地去挖掘這位前國家領導人史料的重要原因。

最新、也可能是迄今最完整的一次嘗試,來自2016年7月,剛剛在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的《趙紫陽文集(1980-1989)》(下稱《文集》)。

文集共 498 篇,180 餘萬字,收錄了趙紫陽自 1980 年出任國務院總理, 至 1989 年去職中共中央總書記十年間的文章、報告、講話、談話、信函、 批語等,涉及經濟體制改革、農村改革、國有企業改革、金融體制改革、 經濟特區和開發區建設、政治體制改革等各個方面。這也是目前為止,有關1980年代中國改革歷程的一手文獻資料,最為全景式的一次展現。

著名美籍華裔經濟學家、曾在80年代擔任趙紫陽政府經濟改革顧問的鄒至莊,在接受端傳媒專訪時表示,「這套文集集中反映了中國八十年代的改革,其重要性不言而喻。」

文集的編者署名是「趙紫陽文集編輯組」。不願透露姓名的知情人士稱,這個神秘的「編輯組」由三位編輯組成,他們都是原趙紫陽辦公室的成員或相關工作人員,都是中共的老黨員。該人士透露,在1990年,剛剛被去職的趙紫陽就曾請當時被指派的秘書聯繫中共中央辦公廳,希望將自己已經發表和尚未發表的文稿整理複印一份,但這個要求當時並未得到答覆。改革開放30多年之後,他曾經的團隊成員,三名年齡加起來有228歲的長者,耗時數年,最終完成了這套文集的編輯。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社長甘琦表示,文集書稿最終由趙紫陽的家人直接交給出版社。

從1980年出任國務院總理,到1989年去職中共總書記,趙紫陽政治生涯中最重要的階段,也是中國政治、經濟體制改革的奠基時期。當時的許多重大決策如何產生?今天的中國模式有哪些從那時承襲而來?有哪些改道而行?有哪些未竟之功?至今,因為諸多重要史實的文獻基礎薄弱,記錄模糊而具有爭議,這些重要的問題,仍然缺乏足夠的討論與研究。

在已經出版的《趙紫陽與政治改革》(吳國光,1997年,港版)、《中國改革年代的政治鬥爭》(楊繼繩,2004年,港版)、《中國八十年代政治改革的台前幕後》(吳偉,2013年,港版)、《趙紫陽軟禁中的談話》(口述,2007年,港版)、《改革歷程》(口述,2009年,港版)等研究與口述歷史的基礎上,《趙紫陽文集》更全面地展示了改革開放最初十年「摸著石頭過河」的歷史細節。尤為惹人注目的,是其中經濟改革的探索與決策過程。

《文集》中的資料顯示,在那十年間,趙紫陽大量和國際經濟學界、世界銀行官員接觸、討論, 他著重向對方分析中國的問題、解決方案;請教學習經濟科學、社會科學的分析方法,也並不避諱體制缺陷。其中記錄的,他與美國經濟學家佛利民(Milton Friedman)的交往尤為精彩。

1988年9月19日,趙紫陽在北京歡迎佛利民夫婦一行的到來。1980年佛利民就應中國社會科學院邀請來華訪問,在上海、杭州、廣州等多地考察,了解中國市場經濟改革。時隔八年,趙紫陽非常想知道佛利民對改革的意見,他說:「在經濟學方面,你是個大教授,我是個小學生。你從遠道而來,話應該由你多說,我多聽。」

關於價格改革、進一步把實行價格雙軌制的部分減少,治理通貨膨脹、國有企業機制改革,趙紫陽都做出了回應。趙紫陽說:「今後中國的主要任務,進行改革主要解決以下三個問題:其一是價格改革;其二是治理通貨膨脹;其三是實行企業股份制。」

《趙紫陽文集》。
《趙紫陽文集》。攝:Anthony Kwan/端傳媒

《文集》中詳細記錄了在1988年會見佛利民時,趙紫陽提到,改革開放十年以來經濟模式轉換的複雜和困難。要繼續深入改革,就要進行價格改革。「價格改革不是簡單的價格調整,主要是形成價格體系的機制,由市場來決定價格。 我們說進一步改革,就是要把實行雙軌制的部分減少,把國家控制價格的部分減少。」趙紫陽指出。同時他也警醒到通脹的問題:「但是,正當我們準備進一步進行價格改革時卻出現了難題,即明顯地出現了通貨膨脹。因此,我們不能不把今後的價格改革同治理通貨膨脹 一起來考慮。」

趙紫陽向佛利民分析中國出現通脹的原因:「你知道,我們國家過去是傳統的社會主義模式,這個模式有一個通病,叫短缺經濟,需求超過供給,跟市場經濟國家情況相反,西方是供給超過需求。現在我們雖然進行了十年改革,但仍沒有解決企業和部門的自我約束問題,或者說沒有根本解決。當然不是說我們的情況比改革前更壞,但改革還沒有達到。 」趙紫陽認為基本建設投資規模過大,地方消費基金增長速度過快,帶來了貨幣供應量過多。在治理通貨膨脹的基礎上,歸根結底想解決企業機制改革。

其他文件也顯示出趙紫陽對體制改革的決心:「過去體制的最大的弊病,一個是權力過於集中,一個是吃大鍋飯,把企業和勞動者的積極性和主動性束縛住了,造成經濟的僵化,使經濟發展失去活力和彈性。這種體制如果不加以改革,我們就不可能從根本上提高經營管理的水準和經濟活動的效果。因此,在改革經濟體制這個問題上,我們要堅定不移。」(趙紫陽 〈關於調整國民經濟的幾個問題〉 1980年12月16日,《趙紫陽文集》第一卷,第132頁

趙紫陽的開放觀念與對市場經濟的理解,給佛利民留下極深印象。鄒至莊作為佛利民的學生,也對趙紫陽有很高評價。鄒至莊說:「我跟趙紫陽第一次見面是1984年。他沒有讀過經濟學,但你跟他說話,他反應非常快,這不容易。我後來寫了一本《認識中國》,書中寫貢獻給三個人,一個是米爾頓 · 佛利民,一個是保羅 · 森姆遜,一個就是他。」

「我認識的經濟學家很多,上個世紀前50年最有名的是凱恩斯,後50年最有名的之一就是佛利民。我在芝加哥的時候,在老師中對我影響最大的是佛利民。後來我去了MIT(麻省理工學院),其實他們兩個人是對頭,一個人一派,我在MIT當然最佩服的是森姆遜,我覺得趙紫陽跟他們兩個人同等,」鄒至莊說。

1980年夏天,鄒至莊等幾位計量經濟學家,應中國社會科學院邀請赴北京講學。招待單位安排時任國家計劃委員會主任的姚依林與他見面,討論中國經濟、四年後,他見到趙紫陽:「第一次見趙紫陽,我的印象是覺得他腦筋很靈活,答問之間反應很快。1988 年Milton Friedman見趙紫陽之後寫信給我,也覺得他很靈活,對他印象非常好。他很通曉經濟實務的概念,因為他在四川農村待過, 很有經驗,雖然沒學過經濟學,一樣有經濟學概念。我認為做行政的人 能有這種水準,很不容易,在美國也不多見。」

1985年,趙紫陽宴請鄒至莊,正式提出希望海外經濟學者能對大陸經濟改革提供建議。「對於趙紫陽建議請國外學者專家研究中國經濟改革之事,我當時未做正面答復。1985 年回到美國之後,我對於中國的金融等問題有意見, 所以在8月13日寫信作復,算是遲來的回應。後來他在8月24日給我回信,認為銀行制度、金融市場、股票證券市場、外匯市場等問題,都可以邀集海內外學者共同研討,並要我和安志文、劉鴻儒聯繫。 安志文是體改委的副主任。 」鄒至莊回憶。

1986年2月,在海南島考察,趙紫陽與田紀雲,胡啟立,谷牧討論洋浦港平面規劃方案。
1986年2月,在海南島考察,趙紫陽與田紀雲,胡啟立,谷牧討論洋浦港平面規劃方案。(鮑樸提供)

當時的體制改革研究所(簡稱體改所)和體制改革委員會(簡稱體改委),是中國進行經濟改革最重要的兩個單位,各自從兩個不同的角度看改革問題。體制改革委員會1982年成立,權力極大,由趙紫陽兼主任。

鄒至莊回憶:「兩者的體制不同,體改委是國務院之下的國家機構;體改所是趙紫陽的智庫,幫他出主意,成員主要是一些知識份子。這些人進行中國經濟改革,他們的長處是廣為採納各方面的意見,不管是美國、日本、東歐都可以。他們不問理論,只問這個問題如何解決。」「鄧小平說體制要改革,具體的事是趙紫陽在做。」鄒至莊說道, 「當時經濟體制改革在趙紫陽手下工作最重要的是安志文、劉鴻儒和我,我是軍師。」

除了經濟改革的政策設計,在趙紫陽的支持下,鄒至莊開始運用他的學術資源,為中國培養經濟人才。其中福特班是最成功的案例,成為眾多中國本土經濟學者的搖籃和走向世界的起點。

趙紫陽文集收入的資料截止在1989年,但並未收入與六四相關的文獻。關於這點,出版社社長甘琦表示:「文集編者一開始就有意避開六四問題,是因為這個問題太複雜,希望歷史拉開一定距離後再回頭看。出版文集的主要目的是總結改革開放的起步十年的經驗教訓,以利於今天和未來的中國。」

一段真實的改革歷史,需要豐富、多元的資料相互印證、填充、修補。曾經站在權力核心的當事人的完整筆記,為這段至今被官方牢牢壟斷的歷史書寫,補上了重要的一筆。

福特班

中國大陸教育部(1985年至1998年為國家教育委員會,後更名)於1985年到1996年在人民大學、1988年到1993年在復旦大學,舉辦一年期的經濟學培訓班,每班由全國選拔出來的大約50位研究生參加。1985年開始,美國福特基金會每年提供90餘萬美元經費,因此在大陸,一般人簡稱這培訓班為「福特培訓班」或「福特班」。鄒至莊是福特班的主要創辦人和授課人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