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安门事件之后，曾经的国务院总理、中共总书记变成官史中的敏感词。而随之被隐匿的，不仅是“赵紫阳”这个名字，也是身居核心位置的这个人，对整个八十年代中国改革的探索与思考的历史证词。这是近年来，民间不断地去挖掘这位前国家领导人史料的重要原因。
最新、也可能是迄今最完整的一次尝试，来自2016年7月，刚刚在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的《赵紫阳文集（1980-1989）》（下称《文集》）。
文集共498 篇，180 余万字，收录了赵紫阳自1980 年出任国务院总理, 至1989 年去职中共中央总书记十年间的文章、报告、讲话、谈话、信函、 批语等，涉及经济体制改革、农村改革、国有企业改革、金融体制改革、 经济特区和开发区建设、政治体制改革等各个方面。这也是目前为止，有关1980年代中国改革历程的一手文献资料，最为全景式的一次展现。
著名美籍华裔经济学家、曾在80年代担任赵紫阳政府经济改革顾问的邹至庄，在接受端传媒专访时表示，“这套文集集中反映了中国八十年代的改革，其重要性不言而喻。”
文集的编者署名是“赵紫阳文集编辑组”。不愿透露姓名的知情人士称，这个神秘的“编辑组”由三位编辑组成，他们都是原赵紫阳办公室的成员或相关工作人员，都是中共的老党员。该人士透露，在1990年，刚刚被去职的赵紫阳就曾请当时被指派的秘书联系中共中央办公厅，希望将自己已经发表和尚未发表的文稿整理复印一份，但这个要求当时并未得到答复。改革开放30多年之后，他曾经的团队成员，三名年龄加起来有228岁的长者，耗时数年，最终完成了这套文集的编辑。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社长甘琦表示，文集书稿最终由赵紫阳的家人直接交给出版社。
从1980年出任国务院总理，到1989年去职中共总书记，赵紫阳政治生涯中最重要的阶段，也是中国政治、经济体制改革的奠基时期。当时的许多重大决策如何产生？今天的中国模式有哪些从那时承袭而来？有哪些改道而行？有哪些未竟之功？至今，因为诸多重要史实的文献基础薄弱，记录模糊而具有争议，这些重要的问题，仍然缺乏足够的讨论与研究。
在已经出版的《赵紫阳与政治改革》（吴国光，1997年，港版）、《中国改革年代的政治斗争》（杨继绳，2004年，港版）、《中国八十年代政治改革的台前幕后》（吴伟，2013年，港版）、《赵紫阳软禁中的谈话》（口述，2007年，港版）、《改革历程》（口述，2009年，港版）等研究与口述历史的基础上，《赵紫阳文集》更全面地展示了改革开放最初十年“摸着石头过河”的历史细节。尤为惹人注目的，是其中经济改革的探索与决策过程。
《文集》中的资料显示，在那十年间，赵紫阳大量和国际经济学界、世界银行官员接触、讨论， 他着重向对方分析中国的问题、解决方案；请教学习经济科学、社会科学的分析方法，也并不避讳体制缺陷。其中记录的，他与美国经济学家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的交往尤为精彩。
1988年9月19日，赵紫阳在北京欢迎弗里德曼夫妇一行的到来。 1980年弗里德曼就应中国社会科学院邀请来华访问，在上海、杭州、广州等多地考察，了解中国市场经济改革。时隔八年，赵紫阳非常想知道弗里德曼对改革的意见，他说：“在经济学方面，你是个大教授，我是个小学生。你从远道而来，话应该由你多说，我多听。”
关于价格改革、进一步把实行价格双轨制的部分减少，治理通货膨胀、国有企业机制改革，赵紫阳都做出了回应。赵紫阳说：“今后中国的主要任务，进行改革主要解决以下三个问题：其一是价格改革；其二是治理通货膨胀；其三是实行企业股份制。”
《文集》中详细记录了在1988年会见弗里德曼时，赵紫阳提到，改革开放十年以来经济模式转换的复杂和困难。要继续深入改革，就要进行价格改革。 “价格改革不是简单的价格调整，主要是形成价格体系的机制，由市场来决定价格。 我们说进一步改革,就是要把实行双轨制的部分减少，把国家控制价格的部分减少。”赵紫阳指出。同时他也警醒到通胀的问题：“但是，正当我们准备进一步进行价格改革时却出现了难题，即明显地出现了通货膨胀。因此，我们不能不把今后的价格改革同治理通货膨胀一起来考虑。”
赵紫阳向弗里德曼分析中国出现通胀的原因：“你知道，我们国家过去是传统的社会主义模式，这个模式有一个通病，叫短缺经济，需求超过供给，跟市场经济国家情况相反，西方是供给超过需求。现在我们虽然进行了十年改革，但仍没有解决企业和部门的自我约束问题，或者说没有根本解决。当然不是说我们的情况比改革前更坏，但改革还没有达到。 ”赵紫阳认为基本建设投资规模过大，地方消费基金增长速度过快，带来了货币供应量过多。在治理通货膨胀的基础上，归根结底想解决企业机制改革。
其他文件也显示出赵紫阳对体制改革的决心：“过去体制的最大的弊病，一个是权力过于集中，一个是吃大锅饭，把企业和劳动者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束缚住了，造成经济的僵化，使经济发展失去活力和弹性。这种体制如果不加以改革，我们就不可能从根本上提高经营管理的水准和经济活动的效果。因此，在改革经济体制这个问题上，我们要坚定不移。”（赵紫阳〈关于调整国民经济的几个问题〉 1980年12月16日，《赵紫阳文集》第一卷，第132页）
赵紫阳的开放观念与对市场经济的理解，给弗里德曼留下极深印象。邹至庄作为弗里德曼的学生，也对赵紫阳有很高评价。邹至庄说：“我跟赵紫阳第一次见面是1984年。他没有读过经济学，但你跟他说话，他反应非常快，这不容易。我后来写了一本《认识中国》 ，书中写贡献给三个人，一个是米尔顿· 弗里德曼，一个是保罗· 萨缪尔森，一个就是他。”
“我认识的经济学家很多，上个世纪前50年最有名的是凯恩斯，后50年最有名的之一就是弗里德曼。我在芝加哥的时候，在老师中对我影响最大的是弗里德曼。后来我去了MIT（麻省理工学院），其实他们两个人是对头，一个人一派，我在MIT当然最佩服的是萨缪尔森，我觉得赵紫阳跟他们两个人同等，”邹至庄说。
1980年夏天，邹至庄等几位计量经济学家，应中国社会科学院邀请赴北京讲学。招待单位安排时任国家计划委员会主任的姚依林与他见面，讨论中国经济、四年后，他见到赵紫阳：“第一次见赵紫阳，我的印象是觉得他脑筋很灵活，答问之间反应很快。1988 年Milton Friedman见赵紫阳之后写信给我，也觉得他很灵活，对他印象非常好。他很通晓经济实务的概念，因为他在四川农村待过, 很有经验，虽然没学过经济学，一样有经济学概念。我认为做行政的人能有这种水准，很不容易，在美国也不多见。”
1985年，赵紫阳宴请邹至庄，正式提出希望海外经济学者能对大陆经济改革提供建议。 “对于赵紫阳建议请国外学者专家研究中国经济改革之事，我当时未做正面答复。1985 年回到美国之后，我对于中国的金融等问题有意见, 所以在8月13日写信作复，算是迟来的回应。后来他在8月24日给我回信，认为银行制度、金融市场、股票证券市场、外汇市场等问题，都可以邀集海内外学者共同研讨，并要我和安志文、刘鸿儒联系。 安志文是体改委的副主任。 ”邹至庄回忆。
当时的体制改革研究所（简称体改所）和体制改革委员会（简称体改委），是中国进行经济改革最重要的两个单位，各自从两个不同的角度看改革问题。体制改革委员会1982年成立，权力极大，由赵紫阳兼主任。
邹至庄回忆：“两者的体制不同，体改委是国务院之下的国家机构；体改所是赵紫阳的智库，帮他出主意，成员主要是一些知识份子。这些人进行中国经济改革，他们的长处是广为采纳各方面的意见，不管是美国、日本、东欧都可以。他们不问理论，只问这个问题如何解决。”“邓小平说体制要改革，具体的事是赵紫阳在做。”邹至庄说道， “当时经济体制改革在赵紫阳手下工作最重要的是安志文、刘鸿儒和我，我是军师。”
除了经济改革的政策设计，在赵紫阳的支持下，邹至庄开始运用他的学术资源，为中国培养经济人才。其中福特班是最成功的案例，成为众多中国本土经济学者的摇篮和走向世界的起点。
赵紫阳文集收入的资料截止在1989年，但并未收入与六四相关的文献。关于这点，出版社社长甘琦表示：“文集编者一开始就有意避开六四问题，是因为这个问题太复杂，希望历史拉开一定距离后再回头看。出版文集的主要目的是总结改革开放的起步十年的经验教训，以利于今天和未来的中国。”
一段真实的改革历史，需要丰富、多元的资料相互印证、填充、修补。曾经站在权力核心的当事人的完整笔记，为这段至今被官方牢牢垄断的历史书写，补上了重要的一笔。
福特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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