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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趙紫陽文集》:八十年代改革來時路

文集首次發表趙紫陽1980年出任國務院總理到1989年去職中共總書記期間珍貴的原始資料。


1986年2月,在海南島考察,趙紫陽與田紀雲,胡啟立,谷牧討論洋浦港平面規劃方案。
1986年2月,在海南島考察,趙紫陽與田紀雲,胡啟立,谷牧討論洋浦港平面規劃方案。(鮑樸提供)

對有兩千多年記錄史並引以爲豪的民族來説,今人對歷史的態度實在是很奇怪的,我們不僅習慣了對歷史系統性的刪除和改寫,而且對逝去事實的追溯也常常停留在「往事如煙」的淺薄自慰當中,最終難以認清歷史真相。

在公元2016年的今天,大部分的中國人對40年前結束的史無前例的「文化大革命」還是莫衷一是。既然對「文革」含混,那麽對「文革」災難性後果所引發的社會變革更不會有清晰的認識。

心理學家弗洛伊德將歷史真相定義爲「只有通過後人的構建才能瞭解到的逝去的經歷」。試想當歷史的細節滑稽地在數碼信息大潮的洗刷下消弭殆盡,在久遠綿長的歷史洪荒當中,我們的後代將如何尋找當代的歷史真相呢?

除去鄙視我們對待歷史喪心病狂的態度以外,他們不難發現,在1949年以後的中國,以毛澤東自然生命的終結為起始,在中共的繼續統治之下發生了不亞於前世「改朝換代」的大變化。

去理解這個變化的原因和過程,他們只有仔細尋找殘留的原始資料,然後使用其中的細節去拼搭一副血肉無存的骨架。首選原始資料是因爲在一個刪改歷史成性的年代,只有這些即時功用性文件的遺存才能免去後來人的曲解與偏見。

2016年7月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出版的《趙紫陽文集(1980-1989)》(以下簡稱《文集》)就是研究開啓後毛澤東時代顛覆性社會變革的珍貴原始資料。

《文集》收錄了趙紫陽1980年出任國務院總理到1989年去職中共總書記十年間的文章、報告、講話、談話記錄,信函,批語等,共180万字498篇文獻,其中90%是未曾發表過的。

《文集》由原趙紫陽辦公室部分成員和相關工作人員根據原始文獻編纂而成,按照他們的説法「為保持文稿的真實性和權威性,在編輯中均保持了原貌」。這份資料是留給努力尋求歷史真相的後人的。

下面我們不妨簡略地窺視一下這份珍貴資料。

1984年3月26日,趙紫陽就香港回歸問題給香港中文大學學生會的覆信。
1984年3月26日,趙紫陽就香港回歸問題給香港中文大學學生會的覆信。出版社提供

對待領袖意志

宮墻万仞,帷幕重重的背後,中共體制下領袖與其他高層領導人的關係一向是不可而知的謎團。那麽作爲呈掌臺面的國務院總理趙紫陽是如何去實現領袖鄧小平的意志的呢?

根據這份原始文件的集合,現擧三例:

一是1981年「反精神污染」。1981年7月鄧小平感覺到知識分子中流行自由思潮,認爲共產黨的理論宣傳軟弱渙散,於是下令清除精神污染。剛任國務院總理一年的趙紫陽當然不得反對,但是他立即宣佈經濟領域不搞清除精神污染。

「這裏,我還要重申,對外開放、對內搞活,是中央堅定不移的方針。現在講清除精神污染,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主要是指思想戰線。經濟戰線,中央沒有這個提法。」(《文集》第二卷249頁)

時機成熟以後,他對這場政治運動的範圍進一步做出限制:「群眾要求美化精神生活和物質生活是完全正當的,是應當提倡的,決不允許把它同思想戰線的精神污染混淆起來。」(《文集》第二卷382頁)

當澳大利亞總理霍克問起關於反清神污染是否會動搖中國改革的方向,趙紫陽回答:「中央規定了一系列政策界限,就不怕了。」(《文集》第二卷275頁)

二十年以後,趙紫陽自己總結認爲「由於這場反自由化不得人心,在經濟領域、農村領域、科技領域都剎車了。就是在思想文化領域,也沒有搞下去就不了了之。」(《改革歷程》183頁)

二是1983年「嚴打」。前公安部長劉復之的回憶披露:1983年7月19日,鄧小平在北戴河聽取了劉復之關於全國治安狀況惡化的匯報後表示:「對於當前的各種嚴重刑事犯罪要嚴厲打擊,判決和執行,要從重從快;嚴打就是要加強黨的專政力量,這就是專政。」

歷史上根據官方的説法「嚴打」是「1950年鎮反運動以來規模最大的一次集中打擊。」《文集》直接印證了劉復之所披露的鄧小平是嚴打的發動者的説法。(《文集》第二卷275頁)

1983年10月,趙紫陽看到新華社對上海國棉十五廠在打擊刑事犯罪中「做好有輕微犯罪青年轉化工作」的報道以後,批示給公安部長劉復之「此件請重視。輕微犯罪者惶惶不安,正是抓緊教育的良好機會,望一邊繼續深挖打擊,一邊爭取教育輕微犯罪者,機不可失。」(《文集》第二卷195頁)

1984年2月他對中央政法委「嚴打」部署徵求意見稿的批語是這樣的:「今後一是按原定方針堅定地把第一戰役繼續進行下去,同時準備第二戰役;二是根據形勢發展,應強調政策,防止勝利形勢下,頭腦不清醒而產生擴大化與其它違犯政策行為;三是從長遠講,要準備長期鬥爭,加強有關這方面的基礎與技術建設,提高技術水平和戰鬥能力。」(《文集》第二卷273頁)抓緊機會提倡教育和強調政策防止擴大化與違犯政策行爲,都是耐人尋味的態度。

三是1987年「反對自由化」。1987年1月4日,鄧小平在家裏開會,把幾年來沒有壓制住的自由主義思潮的責任歸結於時任總書記的胡耀邦,胡被迫辭職,反對自由化運動開始。

接替胡任總書記的趙紫陽的第一件任務就是執行政治運動,而他是如何在這件事上執行的,事後在其回憶《改革歷程》裏面有明確的記載:

「那時我的主要精力,主要心思,幾乎是用在如何防止這場反自由化的鬥爭擴大化;控制、限制左的勢力借反自由化來反對改革開放。」

《文集》的第四卷中的多處均證明了《改革歷程》裏面的論述。舉例如下:

1987年1月19日,「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是要解決政治方向、政治原則的問題,主要在思想理論戰線進行,不在經濟領域裡搞。不要颳風,不要任意發揮。」(《文集》第四卷17頁)

「當前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嚴格限於中國共產黨內,主要在政治思想領域進行,著重解決政治原則和政治方向問題,農村不搞,企業、機關只進行正面教育。有人擔心,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會不會又是一次政治運動?我代表中共中央負責地向大家說明:我們不搞政治運動……決不會也決不允許重複左的那一套錯誤做法。」(《文集》第四卷23頁)

終於經過四個月的拖延處理、限制對被處理人員的「以人劃綫上掛下聯」,在1987年5月一場整肅運動無疾而終。參見(《在宣傳、理論、新聞、黨校幹部會議上的講話》,《文集》第四卷96頁)

以上三例都是領袖意志的政治拍板,三件事情也都集中反映了一個政治家對領袖、權力與事業三者關係的處理。這種關係大概不外有三:一是言聽計從嚴格執行;二是上有所好下必甚焉;三是自我判斷因勢利導。

在中共的歷史上,言聽計從嚴格執行有之,最爲典型的事例就是1956年鄧小平本人忠實執行毛澤東的意志指揮領導的「反右」運動;

上有所好下必甚焉亦有之,比較突出的是1959年四川省委第一書記李井泉搜刮糧食轉調北京上海等大城市,餓死一千萬四川人的事例。

有人說趙紫陽對鄧小平的政治決定採取的「自我判斷因勢利導」的做法,最終導致了他本人的下臺,拂逆上意畢竟瞞不過察言觀色的領袖。

這份《文集》雖然提供了原始資料,趙紫陽本人對鄧小平的態度看法,從當時各類公文中恐怕不會完全體現出來了。

1985年4月15日,在國家統計局《統計資料》上關於大力發展第三產業的批示。
1985年4月15日,在國家統計局《統計資料》上關於大力發展第三產業的批示。出版社提供

我們可以猜測趙紫陽認爲堅持經濟改革纔能有效發展經濟,也正是鄧小平所希望看到的。

有心的讀者如果去參考其事後的回憶,則會獲益匪淺。綜合研究我們可以猜測趙紫陽認爲堅持經濟改革才能有效發展經濟,也正是鄧小平所希望看到的。

值得後人注意的是,趙紫陽的這種做法,總體上使得1980年代的政治運動基本沒有影響中國經濟體制的根本轉型,為現代中國的經濟發展打下了基礎。研究這套《文集》的人,將不難從中得到大量的原始材料的佐證。

關於鄧小平爲何決定換掉接班人趙紫陽,真正的原因只有鄧小平本人才知道,其他人則只能根據各種現象去猜測了。

一個硬幣的正反面

公有制計劃經濟曾經被人視爲唯一正確的道路,執政黨在鞭策和灌輸這種觀念的過程中增經有多少人爲之付出沉重的代價,這些歷史的細節恐怕早已飛灰湮滅如煙逝去了。

1980年代的歷史證明了一個事實,無論是誰哪個政黨,一時一刻的偏執在歷史的長河當中終將瓦解。公有制計劃經濟的反面恰恰就是保護私有財產下的市場經濟,是同一個硬幣的反面,而執政黨在基本思路上的正反變革其實根本不是世界末日宇宙終結,反而能夠讓全社會釋放出前所未有的動力,一改停滯不前的膠著狀態。

「因為政治體制改革在某種意義上講,就是要改變過去黨的執政方式,行使權力的方式,辦事的方式。歸根到底,就是要改變黨對權力的看法和對權力的全面壟斷,所以阻力很大。」

趙紫陽曾經談到:「中國的經濟體制改革步履維艱,經受困難,經受風險的承受能力很低,稍遇挫折就議論紛紛。至於政治體制改革那就更是寸步難行。因為政治體制改革在某種意義上講,就是要改變過去黨的執政方式,行使權力的方式,辦事的方式。歸根到底,就是要改變黨對權力的看法和對權力的全面壟斷,所以阻力很大。」

關於是否對全面壟斷權力,硬幣的另外一面就是限制執政黨的權力,建立對權力的監督制度。這套《文集》的最爲重要的意義也許在於證明這個現代中國揮之不去的問題,曾經一度在歷史上提出過、討論過甚至通過過。

1980年代後期,用執政黨的説法就是所謂「政治體制改革」。後來這個嘗試,由於受到突發事件的衝擊並沒有實施。其歷史上的地位和意義在於那是共產黨曾經做過唯一一次自我限制權力的嘗試。(《文集》第四卷207頁)

為準備1987年5月13日在宣傳、理論、新聞、黨校幹部會議上的講話所擬的講話提綱(首頁),及手寫的給鄧小平的請示。鄧在其上批示「完全贊成」。
為準備1987年5月13日在宣傳、理論、新聞、黨校幹部會議上的講話所擬的講話提綱(首頁),及手寫的給鄧小平的請示。鄧在其上批示「完全贊成」。出版社提供

撒向歷史的一把細砂

1995年8月原中共中央黨校哲學教研部主任吳江教授出版回憶《十年的路》,其中關於趙紫陽的一段論述當即引起軒然大波。

「胡耀邦突然辭職下台,趙紫陽起了關鍵性的作用。趙紫陽既上書責怪胡耀邦過多干預國務院事務於前(這就是破壞集體領導原則罪名的由來),又指責胡耀邦反自由化不力於後。這就是把兩個嚴重的罪名加在胡耀邦頭上。」(吳江:《十年的路》第210頁)

吳江書中說趙紫陽向鄧小平寫信,希望鄧小平及時「解決這個問題」,說這封信後來在胡耀邦下台時在批評胡的生活會上由薄一波宣讀了。

著名記者楊繼繩曾經指出:「這當然是一個極嚴重的,非同尋常的指控。」

關於這個問題趙紫陽最爲直接的回答是這樣的:「有一種傳言,說我在胡辭職前,曾給鄧小平寫過一封信,告了耀邦,說了耀邦的壞話,甚至說我要求鄧小平來解決耀邦的問題。這是完全沒有的事…… 為什麼沒有的事而外面有傳言?可能因為在批評耀邦的生活會上,我在發言中批評耀邦不遵守集體領導和黨的紀律的時候,說過在1984年給小平寫過一封信,但沒有說信的內容是什麼,而發言中在批評耀邦時又講到遵守民主集中制、遵守黨的紀律。可能就把我在生活會上批評耀邦時說的一些話,猜測成我寫那封信的內容了。」(《改革歷程》199頁)

在對同一個歷史問題的説法上,由於當事人各盡不同的經驗,個人回憶的内容往往有相互矛盾截然相反的情況。這也充分證明了原始資料對歷史研究的重要意義。

值得注意的是此次《文集》的出版不僅收集了趙紫陽1984年給鄧小平去信的手寫影印版,而且還首次發表了引發這封信的《陳俊生代表致函彭真委員長對長期穩定國家根本大法和基本法提出建議》的全部内容。(《文集》第二卷407頁)

陳俊生表示:「要想使我們的法律具有穩定性、連續性和極大的權威……使民主制度和法律不因領導人的改變而改變,不因領導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變而改變,就應當對保證民主制度和法律本身進行立法」。

趙紫陽與陳俊生都是說領導制度的法律化問題,不僅同胡耀邦絕無關係,就其所提倡的内容上也是同非程序地逼迫胡耀邦下台是截然相反的。

有了這些文獻,這件事的是非對任何一個希望了解歷史真相的讀者來説,都不難做出自己的判斷。

有意思的是,二十多年已經過去了,儘管陸續披露的材料不斷證實吳江「胡耀邦突然辭職下台趙紫陽起了關鍵性的作用」的論斷是沒有根據的,但是堅信此事至今大有人在。

當初的斷言在歷史上竟然像撒出的一捧細砂,一粒粒收回來是難上加難。不求甚解的模糊印象似乎有著驚人耐久的生存之力。也許這也是爲什麽歷史真相總是離我們十分遙遠的其中一個原因吧。

兩類風格迥異的趙紫陽文章

縱觀《文集》的全部内容,其中收集的應該有兩類風格迥異的趙紫陽文章。一類完全是中國特色,是黨的官員趙紫陽非寫不可的。趙的應時應景的官樣文章就屬於這一類。其中有些是別人捉刀後,由趙紫陽署名的。

這類文字,其實與趙紫陽毫無關係,只是當時黨文化的一種樣品。另一類是比較能夠反映他本人思想的文章,當形勢使他有可能「比較充分」(對他來說可能沒有「完全充分」的時候)地表達他的主張時,他的文字最能展示他的本色:娓娓道來,反覆掂量,周詳縝密,不偏不激,不徐不疾。這是最有特色的作品,比如關於沿海戰略的那些意見。(《文集》第四卷305、342、397、402頁)

他的文字最能展示他的本色:娓娓道來,反覆掂量,周詳縝密,不偏不激,不徐不疾。

如果說這套《文集》有什麽缺憾的話,就是剔除了歷史事件的血肉而僅僅保存了整副骨架。趙紫陽的這兩類文章,熟悉趙紫陽的編者們沒有幫助讀者加以區分,想要了解歷史真相的讀者也只有期待有更多的材料面世了。

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出版的《趙紫陽文集(1980-1989)》就是這樣一份留給後人的原始資料。它對於後毛澤東時代的中國歷史,其作用無疑相當於保存在地層中的化石於生物進化史。

(鮑樸,香港出版人,趙紫陽生前政治秘書鮑彤之子。曾出版趙紫陽回憶錄《改革歷程》。)

大標題為編者所擬,原標題為:不廢江河萬古流 ——評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趙紫陽文集(1980-198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