風波不斷的《炎黃春秋》雜誌，近日高層人事安排大換血，官方人馬全面入駐接管，終於在7月17日，由社長杜導正簽名，宣佈即日停刊。
曾任雜誌執行主編四年多的洪振快向端傳媒表示，雜誌社與官方指定的主管主辦單位中國藝術研究院的官司還在打，但雜誌社人員已不能正常辦公，他17日探望留醫的杜導正，杜導正在病床上看了停刊聲明的草稿，「真正簽名可能是在今天（18日）」。
創刊25年，向以治史鑒今、敢言求是而被視為中共黨內改革派發聲之地的《炎黃春秋》曲終奏雅，對於中國思想界、知識界、新聞界、政界，意味著什麼？以下為洪振快撰文見證的《炎黃春秋》之死：
本人曾任《炎黃春秋》執行主編四年多時間，在2014年的變更主管主辦單位風波中辭職。當時，辭職的還有總編輯吳思、執行主編黃鐘和網絡總監張曉鷗。
根據最新出版的第7期雜誌上的人事信息，結合7月14日下午傳出的文件，以及從其他渠道得到的信息，《炎黃春秋》此次人事大換血，官方的安排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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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1991年創刊以來一直任社長、有70多年黨齡、80年代曾任首任新聞出版署署長的杜導正（兼法定代表人），被免去職務，掛顧問虛銜（沒有任何實際權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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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今年5月份開始任副社長的胡德華（原中共中央總書記胡耀邦之子），免去副社長職務，掛顧問虛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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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副社長李晨（人民日報原總編輯李莊之女），被褫奪所有權力，相當於掃地出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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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5月份起新任總編的徐慶全、新任副總編的王彥君，原任執行主編的馮立三、丁東，全部新聘為副主編（《炎黃春秋》原來一直沒有這一職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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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導正女兒杜明明由原來的執行主編升任副社長（在三個新聘副社長中排第一）。 不久前，還有一位原財務總監被免職。
新派6名文化部中國藝術研究院（《炎黃春秋》現主管主辦單位，簡稱藝研院）工作人員入雜誌社任職：賈磊磊出任社長，郝慶軍出任總編輯兼法定代表人，張鋒波、王瑜瑜新任副社長；陳劍瀾、柯凡出任副主編（類似原來的執行主編）。
這6人，賈磊磊為藝研院副院長，郝慶軍藝研院所屬《傳記文學》雜誌主編，陳劍瀾是藝研院所屬學術期刊《文藝研究》的副主編，其餘為研究人員，而且研究領域均為文藝，而《炎黃春秋》主要刊登歷史、政治類文章。同時，原來的雜誌最高權力機構──社委會被取消，官方接管財務、新媒體內容發佈的人員在人事變動決定宣布後馬上進駐雜誌社。
一年半前，官方意圖通過變更主管主辦單位加強對《炎黃春秋》控制，此番人事大調整，乃是控制的進一步強化。官方決心通過人事調整，逐步完成對內容的控制，這種決心只能來自最頂層。
三大內容「八不碰」 人財採編相對獨立
《炎黃春秋》是個很獨特的雜誌。
《炎黃春秋》的主要內容，一是中共黨史、軍史、國史上重要歷史事件當事人的回憶，能夠提供歷史內幕，包括中共最高層在重要歷史事件的真實作為；二是對中共歷史上的錯誤如肅反、大饑荒、文革等進行反思，以期總結歷史經驗，避免重犯錯誤；三是對重大理論問題即中國的發展方向提出看法，力求推動政治體制改革。
按照社長杜導正的看法，雜誌在歷史問題上遵循中共歷史問題決議，在理論、方針上遵循八二憲法（1982年通過）和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路線。在對待歷史人物的評價上面，雜誌主張秉持不虛美、不溢惡的精神，實事求是地作出客觀評價。
經過長期的博弈，雜誌社與官方達成某種程度的協議，八個方面的內容不碰，即雜誌不能刊登涉及和主張這八個方面內容的文章。所謂「八不碰」包括：軍隊國家化、三權分立、六四、現任黨和國家領導人及其家屬、多黨制、法輪功、民族宗教問題、劉曉波（在藝研院提供的協議版本中，此點改為憲政）。除此之外，官方默認雜誌可以刊登。
在中國大陸，這已是其他媒體所不能享有的特權，因「八不碰」之外還有廣闊的空間可以開拓，尤其是歷史問題。但實際上，並非所有內容都能刊登，官方還是經常提出某些文章違背「重大選題備案辦法」，觸碰了底線。雜誌每期刊登20篇文章光景，經常被指出有三四篇「違規」，甚至七八篇「違規」。
在中國大陸，私人不能辦報辦刊，所有的報刊都必須有一個國有單位作為主管主辦單位。 《炎黃春秋》的主管主辦單位長期是「中華炎黃文化研究會」。
中華炎黃文化研究會於1991年5月成立，是一個主要由省部級退休幹部參加的民間社團，會長通常是退休的副國級領導人，首任會長是全國人大原副委員長周谷城、執行會長為解放軍副總參謀長蕭克上將，此後全國人大原副委員長費孝通等人曾任會長，現任會長是全國人大原副委員長許嘉璐。
十幾年前，中國藝術研究院曾經是《炎黃春秋》的主管主辦單位，後主動放棄主管主辦職責，2014年，中宣部指定，中國藝術研究院重新成為《炎黃春秋》的「婆家」。變更理由是：《炎黃春秋》是新聞出版單位，新聞出版單位全部屬於國有資產，而中華炎黃文化研究會屬於民間社團，根據有關法規，民間社團不能管理國有資產，所以必須變更主管主辦單位。
雖然當局聲稱，《炎黃春秋》是屬於國有的新聞出版單位，但1991年7月創刊以來，國家沒有給過一分錢，沒有給過一個編制，也沒有提供過一寸辦公場地。相反，在官方一再打壓下，《炎黃春秋》經歷了很多風浪，獨立發展，以內容獲得國內外讀者的認可，實現了完全靠發行收入支撐運作。在近年紙媒發行量全面下跌，難以生存的情況下，《炎黃春秋》逆勢生長，發行量保持上升趨勢，2013年進入國家郵政總局全國報刊發行百強，2014年每期印量已接近20萬份。
由於沒有官方的編制和經費，《炎黃春秋》在人事和財務方面有相對獨立權，這是編輯方針保持相對獨立的重要保證。在《炎黃春秋》內部，也有一套相對民主的制度，包括用人、用錢、用稿。比如社內人事、財務等大事要由雜誌社的最高權力機構社委會集體討論決定，用稿要由編輯部集體討論決定，社長和總編不能獨斷，也得服從民主原則，大事集體投票決定。編輯部內部也認同雜誌是一個類似民國期間的「同人雜誌」，大家志同道合，追求民主憲政的理想，所以在內部也要實踐大家追求的理想。
這在中國大陸，應該別無二家。
換「婆家」強控制近兩年 最高層終下決心大換血
近兩年前官方強行給雜誌安排中國藝術研究院這個「婆家」，引起雜誌社的警覺。
2014年9月，時任中宣部常務副部長雒樹剛主持召開新聞出版總署、中央機構編制委員會辦公室（中編辦）、中華炎黃文化研究會、文化部中國藝術研究院四方聯席會議，在《炎黃春秋》雜誌社毫不知情的情況下，改變《炎黃春秋》的主管主辦單位，並在一個星期內辦完了變更手續。
為此，雜誌社連續三次召開顧問、編委、重要作者、紅二代參加的會議，試圖抵制變更。由於官方口頭承諾，主管主辦單位變更後，雜誌在人事、財務、發稿上仍享有原來的自主權，三次會議上，顧問、編委、重要作者的意見也不一致。
一部分人認為，變更即是官方為了加強控制，變更後雜誌必難保持風格，所以必須強硬抵制，著名律師張思之發表慷慨激昂的演說，要求以80多歲的高齡擔當雜誌的律師，近百歲高齡的前毛澤東秘書李鋭擔任公民代理人，和官方打官司，如果官方強行要求變更，就主動宣布停刊；另一部分人認為，雜誌還沒到死的時候，不宜主動找死，所以不妨先變更，等以後到了無法生存的地步，再宣布停刊也不遲，只要能辦下去，還是要儘量保持陣地，以便能夠發出改革派的理性聲音。
這場風波持續了近三月，最終社長杜導正與官方達成妥協，接受由中國藝術研究院主管主辦。此後，官方控制隨即加強，藝研院派分管副院長賈磊磊和一位科研處負責人蔘加審稿會議，隨時可對某篇稿子提出意見。此前雜誌社每年要召開顧問、編委、重要作者和支持者參加的春節聯誼會，通常有200多人蔘加，濟濟一堂，會場滿眼皆為白髮。但主辦主管單位變更後，這一傳統即被打斷，2015年的春節聯誼會被官方阻撓而無法召開。
2015年4月，新任總編楊繼繩退休前所在單位新華社出面，「勸」其不要在雜誌社任職，楊繼繩最終在2015年7月退出雜誌社。2016年元旦，官方直接派人到印刷廠，阻止開印帶有新年獻詞的《炎黃春秋》，最終《炎黃春秋》第一次發行了沒有新年獻詞的新年首刊。
2016年5月的第5期雜誌，適值「文革」發動50週年，雜誌原定安排多篇反思文革的文章，官方又要求撤稿，雙方一度僵持，官方派人到印刷廠盯著，最終雜誌社妥協，撤掉大部分稿件。本來每期雜誌應在當月4日發行，上月底完成印製，但此期被拖到5月10日左右才得出刊，這在本人工作期間是從未有過的事。
《炎黃春秋》代表黨內改革派，受到了社會各界的關注和支持，創刊至今25年，官方一直未下決心關停，是因影響太大，沒人敢擔政治責任和歷史罪名。至此番人事大換血，可以看出官方是下了決心。官方還顯然進行了精心布局，包括下令各媒體不得炒作。這種決心只能來自最頂層，藝研院作為主管主辦單位，只是執行命令而已，不是能下決定者。
當然，官方並不想直接關停《炎黃春秋》，因為那樣不夠體面，而且可能會引發政治事件；通過人事調整，逐步完成對內容的控制，改造成官方希望的面目，應是官方既定的目標，應該是誰也改變不了的結果。在此意義上，《炎黃春秋》已被判處死刑，已絕無保持原來的辦刊方針存活下去的可能。
25載春秋告終 改良道路走到盡頭？
《炎黃春秋》創辦至今，剛好歷時25週年。這25年中，中國經歷了三個時代：江時代、胡温時代、習時代。這三個時代，中共官方對媒體的控制手段和程度是不一樣的。
江時代，尤其1992年鄧小平南巡，發出「誰不支持改革誰就下台」的威脅，江之後全力推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與市場經濟理論伴隨的新自由主義思潮逐漸佔據思想界主流。由於毛式左派反對市場經濟，經常向中央上萬言書，阻撓市場經濟和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WTO），江曾下令封掉了兩個極左雜誌《中流》和《真理的追求》。在江時代，對媒體的控制比較寬鬆，一批市場化媒體順勢崛起，比如南方報系的《南方週末》和《南方都市報》。胡温時代，對新自由主義開始打擊，但市場化媒體已經發展壯大，仍能佔據主流，胡温個性較為温和，對媒體未下狠手。
但到了習時代，近年媒體哀鴻遍野，從2013年《南方週末》新年獻詞事件開始，就表現出以強力手段對付媒體的傾向，官方屢屢放言控制輿論是一場上甘嶺戰役，表現以戰爭思維來管控輿論。
中共中央委員會機關刊物《求是》雜誌2016年第9期公開的2015年12月11日習近平在全國黨校工作會議上的講話，透露了習管理媒體的思維。習說：「我說過，思想輿論領域大致有紅色、黑色、灰色'三個地帶'。紅色地帶是我們的主陣地，一定要守住；黑色地帶主要是負面的東西，要敢於亮劍，大大壓縮其地盤；灰色地帶要大張旗鼓爭取，使其轉化為紅色地帶。」其策略，可以簡單歸納為「扶紅，打黑，爭灰」。這是中共歷史上常見的劃分敵、我、友三個陣營，分別對待的思維。近年中共官方管理媒體的思路，可以認為便是上述講話的具體落實。
媒體管理部門既已得到「要敢於亮劍」的尚方寶劍，自然要亮劍。中國民間曾把最敢說話、最有看頭的兩家報刊《炎黃春秋》和《南方週末》，並稱為「北炎黃，南南周」。一些企業家只訂這「一報一刊」。 2013年《南方週末》被整治之後，《炎黃春秋》必在整肅之列，即便有習仲勛所題「《炎黃春秋》，辦得不錯」的所謂「丹書鐵券」也沒用。因此，自2014年下半年以來以變更主管主辦單位為手段，至近日強行進行人事大調整，都是符合邏輯的發展。
《炎黃春秋》的主張，代表了中共黨內改革派、體制內自由派所主張的改良道路，代表中共黨內和民間温和、理性、健康的力量，即通過政治體制改革，使中共由一個革命黨轉變成一個執政黨，以最小的社會代價，完成中國的現代文明轉型。這種主張，能夠避免通過「革命」方式變革社會帶來大規模政治動盪，從而引起社會失控的風險和代價。這不僅是中國國內有識之士基於歷史經驗的普遍共識，應該也是全世界樂意看到的，畢竟中國人口占世界五分之一，失控帶來混亂，對全世界都不是好事情。
儘管上述主張過於理想化，未必能夠實現，但《炎黃春秋》的存在，至少表明上述主張在中共黨內還能被容許，還有一點微弱的希望。如果中共官方下決心扼殺《炎黃春秋》，那就意味著温和改良的道路在中國無法走通，激進革命話語將成為社會認識的主流，中國各界精英的認識將會發生微妙的調整，這對中國未來走向到底意味著什麼，還有待觀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