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着英國第二任女首相文翠珊（Theresa May，德蕾莎梅伊）入主唐寧街10號，我們似乎要迎來一個女性領導人「井噴」的時代。默克爾（梅克爾）、朴槿惠、昂山素姬（翁山蘇姬）、蔡英文、洪秀柱這些或掌握了國家權力或政黨命運的女性，與正全力爭取大選勝利的希拉莉（希拉蕊），不斷刷新着傳統上被男性主導的政治圖景。當女性走向權力頂點，其背後的性別問題，註定要成為不可被忽視的一環。
更多的女性參與政治、成為政治家，直至掌握國家最高權力，自然是女性主義目標之一。性別平等作為女性主義的核心價值，必然要求女性和男性具有同等的機會在政治中做事、發聲，也反對「女性領導能力相比男性較差」、「女性性情不適於政治」的預設。
女性主義鼓勵女性走出家庭、走進公共領域、爭取領導職位，一方面是對傳統上「好女兒、好妻子、好母親」的女性刻板印象的突破，使女性不必局限於這些和家庭緊密關聯的角色之中，從而擁有更廣闊的自由發展空間；另一方面，這種鼓勵也為年輕一代的政治想象打開更為寬廣的視野。
一個在男性領導人佔據絕對優勢的國家成長起來的孩子，很可能不知不覺接受了「男性天生更適合領導」的觀念。而在默克爾執政多年的德國，女性領袖在青少年看來毫不稀奇。從這一意義上，一些評論樂觀認為，文翠珊的當選某種程度上是一種女性主義的革命，在性別平等議題上開啟了新篇章。
女性領導人，不必然在乎女權
然而對女性主義而言，女性政治家與領導人的出現又是遠遠不夠的。女權與女性領導人之間並沒有必然的聯繫。
有一種流行的理解認為：女性主義就是幫助和鼓勵女性去爭取更多的力量（power），成為強者，與男性分享權力。文翠珊的上台，當然符合這種對女性主義的理解，然而這種理解的最大問題在於：掌權的女性完全可以不關心性別平等——自願地或者被迫地，不讓自己獲得的特權惠及更多女性，也拒絕打破對女性的普遍偏見。
常常被拿來和文翠珊進行對比的第一位女首相戴卓爾夫人（Magret Thatcher，台譯柴契爾夫人），就被批評未曾對女性參政與平等做出恰當的貢獻。她對鼓勵和推動女性參與政府工作缺乏熱情，任內所推動的政策也顯示：她對平等的價值普遍缺乏興趣，這其中自然包括了性別平等。
與戴卓爾夫人相比，文翠珊更關心性別議題。除了被人們所熟知的內政部長的身份，文翠珊也同時兼任婦女與平等部部長。2002－2003年擔任黨主席期間，她就被稱讚幫助更多保守黨女性黨員獲得安全席位（Safe seat，選舉中最穩操勝券的候選席位）。2005年，保守黨成立「Women2Win」組織，致力於幫助女性保守黨員當選議員，促進女性黨員得到更加公平的代表，而文翠珊正是該組織的兩位創建者之一，並擔任主席。
擔任公職期間，她也參與推動若干性別平等相關法案。她推動「情感虐待」納入家庭暴力範疇、發起對警察如何處置家庭暴力案件的全國性質詢、支持父母共同承擔育兒責任，以幫助女性回到職場。在同性婚姻問題上，她更是第一批表示支持的保守黨議員之一。
在內政部長任上的一次正式採訪中，文翠珊也坦然接受女性主義者這一身份。她表示，向公眾展示女性可以勝任這一職位，是她努力工作的原因之一。在谷歌圖片搜索中，輸入關鍵詞 Feminism （女性主義）和 Theresa May，你會立刻發現一張文翠珊身着黑色T恤的圖片，上面寫着「這就是一個女性主義者的樣子（This is what a feminist looks like）」。
形成有趣對照的是，文翠珊的競爭對手利雅華（Andrea Leadsom 安德烈．李德森）恰恰是因為一次性別問題上的失言，最終退出首相之位的角逐，使文翠珊提前鎖定首相之位。利雅華提及文翠珊沒有孩子，而擁有三個孩子的自己則更能關切國家的未來，母親的身份讓她更有優勢。這一言論既缺乏禮貌，也缺乏智慧，讓她的首相夢提前破碎。
除了這一出格言論，利雅華在採訪中也明確拒絕女性主義者的身份，甚至批評女性主義即是「仇男」（anti-man）。這一觀點雖未在中文世界廣泛傳播，但在英國民眾那裏，卻引起了普遍的反感。「無知」，是大多數英國民眾對利雅華這段採訪表現的評價。
保守黨背景局限女性賦權空間
從兩名女性候選人角逐首相寶座，到「反女權」候選人退選，使女權主義候選人不戰而勝，表面看起來，樂觀態度有其道理：傳統的社會規範在鬆動，公眾和政界正拋棄偏見，變得更願意接納女性領導者，尤其是對自己女性主義立場做出明確表態的女性領導者。而從文翠珊過往的經歷來看，她也不像一個對其他女性同胞漠不關心，與男權體系合作，僅僅滿足於鞏固自己獲得的特權的精英女性。
但是，文翠珊並沒有得到女性主義者普遍的支持。原因之一在於，文翠珊被認為是「說得要比做得多」。儘管她在公開場合屢次表態支持性別平等，支持女性黨員參選，呼籲增加女性在議會中的代表比例，但是在實際行動上，文翠珊顯得相當保守。
這些批評包括：在黨內，她拒絕像工黨那樣實行全女性候選人制度（all-women shortlist，特定選區只允許女性參選,從而提高女性議員比例），而是將選擇權留給各選區，認為保守黨在提高女性代表比例上已有相當大的改變；在內政部長任內，她對待移民問題的強硬立場客觀上造成了眾多家庭分離，而女性由於傳統上更依賴配偶和家庭，更容易受到傷害；亞爾斯伍德移民中心被爆出性侵害醜聞，文翠珊卻尷尬沉默、缺乏積極作為……
歸根結底，文翠珊作為保守黨一份子，無論她的政治理念還是可能的行動範圍，註定對全女性候選人制度那樣的「扶植行動（affirmative action）」更加謹慎，其眼中平等和福利的優先級別也必然相對較低。她無法滿足在政治光譜上屬於左翼的女性主義的全部訴求。
批評文翠珊個人不夠女性主義的聲音未免偏頗。畢竟，文翠珊如果能夠滿足這些批評者的要求，她也不會是保守黨黨員，更不會成為今日的英國首相。問題的關鍵其實並不在於，自稱女性主義者的文翠珊在立場與決策中有沒有表現得足夠女性主義。這種將文翠珊置於主動位置的敘事，可能恰恰忽略了使文翠珊不夠女性主義的真正原因——女性主義所反覆強調的結構性不平等問題。
問題的本質並不在於文翠珊的言行不一，而在於男權主導的社會結構，留給文翠珊的空間過於狹窄逼仄。這位女首相看似勵志楷模、鋭意進取、踏實前進，但卻很有可能一直處於被動之中。
文翠珊屬於一種特定的、被男權社會所接受的掌權女性的類型。她與戴卓爾夫人的相似，在整個保守黨改選期間為人津津樂道。她們皆為女強人，做事雷厲風行，甚至穿衣風格與神情氣質都遙相呼應。種種相似之處並非純粹的巧合。《衞報》的評論指出，兩位女首相的特點，均符合政壇中對頑固強悍女性的刻板印象，即「不那麼女人的女人」。正是這樣的刻板印象，讓投票支持她們的議員們感到舒適。
換句話說，不是文翠珊與戴卓爾都恰好有這樣的強悍風格，而是唯有如此風格，她們才能被保守黨和男性主導的政界認可，才可能走到最後。此外，文翠珊雖然在性別議題上表達明確，但是在具體行政中其實從未越界。在黨內促進女性議員當選，也發生在保守黨因議員性別失衡而備受批評的大背景之下。首相當然可以是女人，性別平等也可以惠及優秀傑出的女性，但是男權社會並無意徹底改變現狀，而現狀在她們手中依然安全穩固，這才是最重要的。
被推上玻璃懸崖的女人？
文翠珊是否同樣站在「玻璃懸崖」（Glass Cliff）上，則是另一重隱憂。
所謂玻璃懸崖，是指在政治、經濟陷入危局或混亂時，女性比男性更有可能出任領導，而這種時刻，恰恰是最可能失敗的時刻。研究顯示，這種情況不僅出現在政治領域，在企業中也很常見。對此，學者從不同角度給出了解釋。克莉絲汀·安德森（Kristin Anderson）認為，在危機時刻，將處於玻璃懸崖上的職位提供給女性並無損失──如果女性領導人成功了，組織可以度過危機；如果她沒有成功，則將成為承擔責任和受到指責的對象，但組織卻可以因此被表揚更重視平權。
提出這一概念的學者蘭恩（Michelle K. Ryan）和哈斯拉姆（Alex Haslam）則指出，女性臨危受命，並不代表人們期待她們改善現狀，而是認為她們更適合擔當安撫角色，也更適合去承擔指責。同時，女性相比於男性，更願意接受處於玻璃懸崖上的職位，因為除了危機時刻，她們所能獲得的機會並不多。
英國一些評論文章指出，不要將兩位女性競爭首相視作一場女權革命，這只是男人們留下的又一個爛攤子，讓女人去收拾而已。雖然這一結論尚需商榷，但英國政壇的歷史，似乎也提供了足夠多的巧合來印證這一點。
歷史上，戴卓爾夫人一步步走向權力高峰時，正是英國保守黨低迷之時，她最突出的功績，也正是帶領英國走出了嚴重經濟危機。文翠珊的升遷之路也類似。她初次當選議員之時，恰是保守黨遭遇歷史性慘敗之際。從議員到影子內閣成員，再到首位保守黨女主席，文翠珊的順利仕途恰恰與保守黨的低迷相伴。直到她出任內政部長，所處理的都是移民控制一類難度頗大、極易引起爭議的棘手問題。
對女性身份給自己帶來的不易與限制，文翠珊有相當清醒的認識。作為女性政治家，過多展露女性的一面，容易失去人們對其能力的信任，被認為軟弱、情緒化，而表現得中性、「像男人那樣」，則同樣可能招來批評，被認為過於無情強硬，更會被女性主義認為沒有完成她們被賦予的期待和使命。
德國總理默克爾有一次在音樂會上穿低胸裙裝，引起爭議。而她的回應只有簡單的一句「因為德國總理是一個女人」；朴槿惠和蔡英文也曾因單身問題被不斷質疑、調侃、抨擊。文翠珊始終在處理自己女性身份時小心謹慎。她告訴公眾自己熱愛烹飪，也不掩藏自己對高跟鞋的喜愛，但是關於她生活的細節到此為止。她希望自己創立的「Wowmen2Win」能夠使更多女性獲得指引，並尋找到自己的榜樣。但她卻同時說自己並不依靠榜樣，也不願分享自己的成長歷程。
一度有人質疑：如此拒絕分享自己故事的文翠珊，如何能促進公共領域中出現更多的女性榜樣？她的回應則是，她接觸不同的女性團體、與不同的女性對話，鼓勵她們、幫助她們，這本身就是對她自己的一種講述。她不希望用講述自己背後的故事來證明自己、鼓勵他人，而是認為專注於當下的工作本身就是最好的證明。
這種對私人生活的嚴防死守，正是文翠珊的智慧與無奈，她擔憂自己不夠女性，也擔憂自己太過女性。作為女性，她面臨着更加嚴苛的評判標準和更高的期待。
文翠珊成長於男權體系僅為女性預留出狹窄通道的年代；成就於女性主義對政治領袖提出更嚴格標準的年代；她為女權所鼓舞，也為男權所揀選；她站在不列顛權力之巔，她也站在不勝寒的玻璃懸崖之上。
對於夾縫之中的文翠珊，也許時代虧欠她一份包容。
（孫金昱，倫敦大學學院政治理論博士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