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7年4月30日下午，14位母親聚集在布宜諾斯艾利斯總統府前的五月廣場。在當時軍政府的統治下，一切遊行示威集會都是非法的、禁止的。但是，她們開始繞着廣場散步。沒有標語，沒有口號，唯一能將她們與廣場其他人區分出來的，只有她們的沉默行進，頭上的白色頭巾，還有此後每週四下午三點半開始的環形散步，以及同樣扎着白色頭巾的中老年婦女。到同年10月中，當天的隊伍已經從14人擴大到237人。
她們是誰？每個阿根廷人漸漸地都在問。她們是失蹤者的母親、祖母和妻子。
1976年，以結束伊薩貝爾·庇隆夫人(Isabel Martínez de Perón)總統治下的混亂為名，阿根廷軍方發動政變奪取政權，豪爾赫·拉斐爾·魏地拉將軍(Jorge Rafaél Videla)擔任總統。從此，到1983年，阿根廷軍政府進行了一場「骯髒戰爭」，抓捕所有異議者，包括左翼分子、工會分子、批評軍政府的知識分子等等。在這場被軍政府自己稱之為「內部戰爭」的鎮壓中，五千人被殺害，超過三萬人失蹤。其中，許多人是在半夜被拉上空軍的飛機，搭乘飛往大西洋的「死亡航班」，然後被直接扔到海裏。
抗爭的可視性
這就是阿根廷軍政府的恐怖統治。即使人人都知道那些失蹤者的命運，但是當母親們走到廣場時，廣場的人們也不敢加入抗議的隊伍。那些抗議的母親，最初只是試圖向總統遞交請願信，因為她們的孩子或親人在過去幾個月失蹤了。她們找遍了各處的警察局和監獄，得不到任何線索，唯一能做的就是到總統府前遞交請願信。結果自然是沒有答覆，她們也無法進行任何示威，只能默默地在廣場上行走。
這樣的行走一直堅持了下來，每個星期四下午的三點半到四點，失蹤者的母親們就加入行走隊伍。如朝聖的人群，沉默，目標是那麼遙遠，路途重複而似無盡頭，但是堅定無比，如靜默的洪流，這就是作家埃利亞斯·卡內蒂(Elias Canetti)筆下的「緩性群眾」。它的行走本身構成了力量。
「直到今天我們仍然不知道我們孩子身上到底發生了什麼？」瑪爾塔·巴斯克斯(Marta Ocampo de Vazquez)是五月廣場母親組織創始人之一，她用了三十年時間在問，「誰下了命令，被誰執行的，孩子的最後命運到底怎樣？」真相是在無限重複的廣場行走中慢慢顯露出來的；而對阿根廷社會來說，這一天由14位失蹤者母親組成的協會，幾乎也是阿根廷政治轉型的唯一動力——一支被看見的力量。
在禁止一切抗議的軍政府統治下，五月廣場母親們的可視性，改變了這個統治的一切，雖然緩慢。
其一，便是恐懼。不僅大眾恐懼，隨時可能被綁架、失蹤，對這些失去孩子和親人的母親來說，也面臨着同樣的命運。在廣場母親規模增加到數百人之後，1977年12月8日，兩位運動先驅，Esther Careaga和Maria Eugenia Ponce，被軍方強行帶走、失蹤。12月22日，普拉特河邊發現了8具女性屍體。她們以無名屍體的方式被埋葬，直到2005年經DNA鑑定才確認，死者中包括上述二人和另一位母親Azucena Villaflor，她們都是「五月廣場母親」領袖。
五月廣場的散步就在這樣一種恐怖氣氛中繼續，越過了布宜諾斯艾利斯，也越過了1983年民主轉型，直到最近。
奧爾加來自阿根廷北部的胡胡伊省(Jujuy)，她的丈夫和臨近村莊裏的數百人在1976年的7月21日深夜被帶走，關進看守所，而其中的三十個人從此沒有回來，失蹤了。奧爾加和這三十位失蹤者的母親、妻子組織起來，在嘗試了一切尋找可能後，每週四下午在胡胡伊省的聖馬丁廣場行走。她們戴着白頭巾，沉默地轉圈。而更經常的，行走的隊伍只有奧爾加一個人。她一直堅持到1983年的7月21日，「五月廣場母親」和其他人權組織前來聲援，奧爾加和來自布宜諾斯艾利斯的其他失蹤者母親們進行了第一次從卡內瓜到聖馬丁的7公里行走，要求真相和正義。之後，聖馬丁的隊伍終於增加到了150人，沒有人可以再忽視了。
符號政治和團結
這就是看見，通過不斷的規律性重複，通過受難母親的身體和行動，通過白頭巾的符號，一點點擴大着抗爭的可視性，變成一支不可忽視的也可能是唯一的正義力量。1977年12月10號，也就是針對廣場母親的抓捕行動之後兩天，834名失蹤者母親聯署了一封公開信，刊登在阿根廷民族報（La Nacion）上，要求阿根廷軍事當局徹底調查她們孩子的失蹤案件。隨後的例行廣場行走也第一次得到了歡呼，還募集到了更多簽名和250美元，用於支付公開信的廣告費用。
隨後，在1978年阿根廷主辦的足球世界盃賽場外，廣場母親的行走第一次引起了國際媒體的關注。賽事結束後，母親們的形象和阿根廷的恐怖鎮壓開始向世界擴散。在1980年代更加嚴重的鎮壓形勢下，母親們從1980年的第一個星期四開始繼續堅持，參加行走的母親人數不斷增加，並且隨着經濟不景氣和馬爾維納斯群島戰爭的失利而擴大。1981年5月，阿根廷天主教會主教會議發表了一份文件「教會和民族共同體」，第一次公開質疑了阿根廷軍政府的經濟政策和對抵抗的「戰爭」方法。當74天的馬島戰爭以失敗告終，1982年12月10日，廣場母親們號召進行24小時名為「抵抗行軍」的行動。那一天一夜，當越來越多的母親和市民加入行列，舉着失蹤親人的大幅相片，在「要真相要親人」的呼喊下，阿根廷軍政府的合法性終於崩潰了。五月廣場母親們以連續五年的行走，製造了在阿根廷發生的第三波民主化浪潮。
但是，1983年後的民主選舉和民選總統阿方辛(Raúl Ricardo Alfonsín)並沒有自動催生真相，相反，新的民主議會在1986年和1987年先後通過了《完全阻止法》和《義務服從法》，繼續威權主義的所謂法制模式，阻礙真相調查。畢竟，五月廣場母親運動從來就不是一個直接挑戰的運動，阿根廷社會也沒有發生根本轉型，民選政府反而出台了一系列針對前軍政府的大赦法案。
五月廣場母親的行走仍在緩慢地繼續，直到1995年，海軍上尉弗朗西斯科·西林哥（Francisco Scilingo ）終於打破沉默，承認他曾參與的關押、虐待、和將異議分子拋入大海的一系列罪行。廣場母親們的行走最終喚醒了罪行參與者的良心，一場緩性群眾的道德運動性質也得以顯現，公眾和國際社會再次將注意力投到了這場骯髒的戰爭和五月廣場母親的犧牲與努力上。海軍工程學院作為秘密關押地點等細節也逐漸曝光，公開真相終於成為阿根廷的共識，五月廣場母親運動也終於得到了公眾的承認和驕傲，三位2005年確認身份的失蹤廣場母親遺體被安葬在了五月廣場。2006年，新當選的總統基什內爾(Néstor Carlos Kirchner)在總統府陽台上與廣場母親運動領袖共舉雙手，宣布所有阿根廷人都是廣場母親的子女。
儘管絕大多數廣場母親都已經年過80，她們擔心在有生之年可能仍然看不到完全的真相，但是在行走了30年後，廣場母親運動的政治意義，特別是其長期保持獨立運動特色以及近年來政治立場的左轉，更作為非暴力運動的典範，而得到世界前所未有的關注。
而五月廣場母親運動的可見性及其感召力，不僅來自每週四下午的廣場行走和母親作為受害者親人這一悲情定位，還因為有着如白頭巾之類其他的符號在團結、連結着母親們和整個阿根廷社會。類似的，同期智利的母親運動，也是以編織智利傳統披肩的方式進行自立救濟，並且獲得認同。另一方面，母親們在廣場所舉相片上的親人名字，只保留了名，沒有姓，所有的失蹤孩子都只有弗朗西斯、克里斯蒂安等等的名，父姓被故意略去了。只有一個目的，就是將所有的失蹤孩子都看作所有母親共同的孩子。這個信號也同樣不懈地傳達給公眾。
廣場運動通過間隔性的口述彙集，不斷加強着母親們相互間的紐帶，而且重要的是以此作為武器，在對失蹤子女不斷回憶和美化中，抵抗當局對社會記憶的抹殺。這種直接面對集體記憶的抗爭，貫穿在30年不停息的廣場行走中，也貫穿在所有的文本中。例如，1979年阿根廷軍政府專門頒布法令承認「推斷死亡」，誘惑失蹤者母親和家屬以接受推斷死亡的方式，獲得民事財產處理便利和福利補助，放棄對失蹤者的法律和意識關聯。廣場運動母親唯一能做的，除了不合作，就是通過口述，將記憶分享、保存，而且不斷刷新，彷彿生命還在繼續。這或許也是她們堅持不懈抗爭的動力之一。
當然，更重要的，還來自母親們的性別角色。母親，可能是阿根廷軍事威權統治下唯一堪與挑戰的倫理資源。在西班牙文化傳統中，性別分工造就的家庭主婦和母親的角色，有着「女性沙文主義」的崇高性，受到廣泛的尊重。在這意義上，當失蹤者母親決定站出來抗議的那一刻，幾乎沒有什麼力量能夠阻止，她們代表着威權體制下可能唯一的正義。
相形之下，天主教會雖然給予了一定幫助，如1977年12月軍政府抓捕母親協會行動就發生在布宜諾斯艾利斯的桑塔克魯滋教堂，教會往往給予母親們提供聚會場所和資金支持，但是僅限於少數派的左翼教會，而非阿根廷主流教會。後者長時期內保持着與軍政府的密切合作，作為阿根廷威權政權的合法性之一，僅僅在極其有限的時刻才表達其支持立場，順應着全球天主教的解放轉向。此種情形，與佛教和緬甸軍政府的關係也類似。但是也因此，當廣場母親運動長期堅持並且從一個單一議題運動轉向更豐富的公共議題時，運動歷程中的左翼嵌入終於浮上表面，然後主導了民主化時代的母親運動作為拉美最重要的人權組織的政治立場和公共性，儘管她們的成員都已經太老，似乎難以對阿根廷的政治發揮更多影響，更難以牽制2015年11月大選右翼政黨的上台——連左翼的方濟各教皇尚且難以影響阿根廷的政治走向，遑論那些普遍年紀超過80歲的祖母們。
然而重要的是，她們讓阿根廷和全世界都看見了抵抗，看見了正義，無論多久，多麼沉默，都能因為看見而最大限度拉近人和人之間的距離，感受到理解、支持和紐帶，這或許才是緩性群眾或者五月廣場母親給世界人民最大的鼓舞，如何在最絕望最殘酷的環境下尋找抗爭的可能，並且堅持下去，改變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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