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7年4月30日下午，14位母亲聚集在布宜诺斯艾利斯总统府前的五月广场。在当时军政府的统治下，一切游行示威集会都是非法的、禁止的。但是，她们开始绕着广场散步。没有标语，没有口号，唯一能将她们与广场其他人区分出来的，只有她们的沉默行进，头上的白色头巾，还有此后每周四下午三点半开始的环形散步，以及同样扎着白色头巾的中老年妇女。到同年10月中，当天的队伍已经从14人扩大到237人。
她们是谁？每个阿根廷人渐渐地都在问。她们是失踪者的母亲、祖母和妻子。
1976年，以结束伊萨贝尔·庇隆夫人(Isabel Martínez de Perón)总统治下的混乱为名，阿根廷军方发动政变夺取政权，豪尔赫·拉斐尔·魏地拉将军(Jorge Rafaél Videla)担任总统。从此，到1983年，阿根廷军政府进行了一场“肮脏战争”，抓捕所有异议者，包括左翼分子、工会分子、批评军政府的知识分子等等。在这场被军政府自己称之为“内部战争”的镇压中，五千人被杀害，超过三万人失踪。其中，许多人是在半夜被拉上空军的飞机，搭乘飞往大西洋的“死亡航班”，然后被直接扔到海里。
抗争的可视性
这就是阿根廷军政府的恐怖统治。即使人人都知道那些失踪者的命运，但是当母亲们走到广场时，广场的人们也不敢加入抗议的队伍。那些抗议的母亲，最初只是试图向总统递交请愿信，因为她们的孩子或亲人在过去几个月失踪了。她们找遍了各处的警察局和监狱，得不到任何线索，唯一能做的就是到总统府前递交请愿信。结果自然是没有答复，她们也无法进行任何示威，只能默默地在广场上行走。
这样的行走一直坚持了下来，每个星期四下午的三点半到四点，失踪者的母亲们就加入行走队伍。如朝圣的人群，沉默，目标是那么遥远，路途重复而似无尽头，但是坚定无比，如静默的洪流，这就是作家埃利亚斯·卡内蒂(Elias Canetti)笔下的“缓性群众”。它的行走本身构成了力量。
“直到今天我们仍然不知道我们孩子身上到底发生了什么？”玛尔塔·巴斯克斯(Marta Ocampo de Vazquez)是五月广场母亲组织创始人之一，她用了三十年时间在问，“谁下了命令，被谁执行的，孩子的最后命运到底怎样？”真相是在无限重复的广场行走中慢慢显露出来的；而对阿根廷社会来说，这一天由14位失踪者母亲组成的协会，几乎也是阿根廷政治转型的唯一动力——一支被看见的力量。
在禁止一切抗议的军政府统治下，五月广场母亲们的可视性，改变了这个统治的一切，虽然缓慢。
其一，便是恐惧。不仅大众恐惧，随时可能被绑架、失踪，对这些失去孩子和亲人的母亲来说，也面临着同样的命运。在广场母亲规模增加到数百人之后，1977年12月8日，两位运动先驱，Esther Careaga和Maria Eugenia Ponce，被军方强行带走、失踪。12月22日，普拉特河边发现了8具女性尸体。她们以无名尸体的方式被埋葬，直到2005年经DNA鉴定才确认，死者中包括上述二人和另一位母亲Azucena Villaflor，她们都是“五月广场母亲”领袖。
五月广场的散步就在这样一种恐怖气氛中继续，越过了布宜诺斯艾利斯，也越过了1983年民主转型，直到最近。
奥尔加来自阿根廷北部的胡胡伊省(Jujuy)，她的丈夫和临近村庄里的数百人在1976年的7月21日深夜被带走，关进看守所，而其中的三十个人从此没有回来，失踪了。奥尔加和这三十位失踪者的母亲、妻子组织起来，在尝试了一切寻找可能后，每周四下午在胡胡伊省的圣马丁广场行走。她们戴着白头巾，沉默地转圈。而更经常的，行走的队伍只有奥尔加一个人。她一直坚持到1983年的7月21日，“五月广场母亲”和其他人权组织前来声援，奥尔加和来自布宜诺斯艾利斯的其他失踪者母亲们进行了第一次从卡内瓜到圣马丁的7公里行走，要求真相和正义。之后，圣马丁的队伍终于增加到了150人，没有人可以再忽视了。
符号政治和团结
这就是看见，通过不断的规律性重复，通过受难母亲的身体和行动，通过白头巾的符号，一点点扩大着抗争的可视性，变成一支不可忽视的也可能是唯一的正义力量。1977年12月10号，也就是针对广场母亲的抓捕行动之后两天，834名失踪者母亲联署了一封公开信，刊登在阿根廷民族报（La Nacion）上，要求阿根廷军事当局彻底调查她们孩子的失踪案件。随后的例行广场行走也第一次得到了欢呼，还募集到了更多签名和250美元，用于支付公开信的广告费用。
随后，在1978年阿根廷主办的足球世界杯赛场外，广场母亲的行走第一次引起了国际媒体的关注。赛事结束后，母亲们的形象和阿根廷的恐怖镇压开始向世界扩散。在1980年代更加严重的镇压形势下，母亲们从1980年的第一个星期四开始继续坚持，参加行走的母亲人数不断增加，并且随着经济不景气和马尔维纳斯群岛战争的失利而扩大。1981年5月，阿根廷天主教会主教会议发表了一份文件“教会和民族共同体”，第一次公开质疑了阿根廷军政府的经济政策和对抵抗的“战争”方法。当74天的马岛战争以失败告终，1982年12月10日，广场母亲们号召进行24小时名为“抵抗行军”的行动。那一天一夜，当越来越多的母亲和市民加入行列，举着失踪亲人的大幅相片，在“要真相要亲人”的呼喊下，阿根廷军政府的合法性终于崩溃了。五月广场母亲们以连续五年的行走，制造了在阿根廷发生的第三波民主化浪潮。
但是，1983年后的民主选举和民选总统阿方辛(Raúl Ricardo Alfonsín)并没有自动催生真相，相反，新的民主议会在1986年和1987年先后通过了《完全阻止法》和《义务服从法》，继续威权主义的所谓法制模式，阻碍真相调查。毕竟，五月广场母亲运动从来就不是一个直接挑战的运动，阿根廷社会也没有发生根本转型，民选政府反而出台了一系列针对前军政府的大赦法案。
五月广场母亲的行走仍在缓慢地继续，直到1995年，海军上尉弗朗西斯科·西林哥（Francisco Scilingo ）终于打破沉默，承认他曾参与的关押、虐待、和将异议分子抛入大海的一系列罪行。广场母亲们的行走最终唤醒了罪行参与者的良心，一场缓性群众的道德运动性质也得以显现，公众和国际社会再次将注意力投到了这场肮脏的战争和五月广场母亲的牺牲与努力上。海军工程学院作为秘密关押地点等细节也逐渐曝光，公开真相终于成为阿根廷的共识，五月广场母亲运动也终于得到了公众的承认和骄傲，三位2005年确认身份的失踪广场母亲遗体被安葬在了五月广场。2006年，新当选的总统基什内尔(Néstor Carlos Kirchner)在总统府阳台上与广场母亲运动领袖共举双手，宣布所有阿根廷人都是广场母亲的子女。
尽管绝大多数广场母亲都已经年过80，她们担心在有生之年可能仍然看不到完全的真相，但是在行走了30年后，广场母亲运动的政治意义，特别是其长期保持独立运动特色以及近年来政治立场的左转，更作为非暴力运动的典范，而得到世界前所未有的关注。
而五月广场母亲运动的可见性及其感召力，不仅来自每周四下午的广场行走和母亲作为受害者亲人这一悲情定位，还因为有着如白头巾之类其他的符号在团结、连结着母亲们和整个阿根廷社会。类似的，同期智利的母亲运动，也是以编织智利传统披肩的方式进行自立救济，并且获得认同。另一方面，母亲们在广场所举相片上的亲人名字，只保留了名，没有姓，所有的失踪孩子都只有弗朗西斯、克里斯蒂安等等的名，父姓被故意略去了。只有一个目的，就是将所有的失踪孩子都看作所有母亲共同的孩子。这个信号也同样不懈地传达给公众。
广场运动通过间隔性的口述汇集，不断加强着母亲们相互间的纽带，而且重要的是以此作为武器，在对失踪子女不断回忆和美化中，抵抗当局对社会记忆的抹杀。这种直接面对集体记忆的抗争，贯穿在30年不停息的广场行走中，也贯穿在所有的文本中。例如，1979年阿根廷军政府专门颁布法令承认“推断死亡”，诱惑失踪者母亲和家属以接受推断死亡的方式，获得民事财产处理便利和福利补助，放弃对失踪者的法律和意识关联。广场运动母亲唯一能做的，除了不合作，就是通过口述，将记忆分享、保存，而且不断刷新，仿佛生命还在继续。这或许也是她们坚持不懈抗争的动力之一。
当然，更重要的，还来自母亲们的性别角色。母亲，可能是阿根廷军事威权统治下唯一堪与挑战的伦理资源。在西班牙文化传统中，性别分工造就的家庭主妇和母亲的角色，有着“女性沙文主义”的崇高性，受到广泛的尊重。在这意义上，当失踪者母亲决定站出来抗议的那一刻，几乎没有什么力量能够阻止，她们代表着威权体制下可能唯一的正义。
相形之下，天主教会虽然给予了一定帮助，如1977年12月军政府抓捕母亲协会行动就发生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的桑塔克鲁滋教堂，教会往往给予母亲们提供聚会场所和资金支持，但是仅限于少数派的左翼教会，而非阿根廷主流教会。后者长时期内保持着与军政府的密切合作，作为阿根廷威权政权的合法性之一，仅仅在极其有限的时刻才表达其支持立场，顺应着全球天主教的解放转向。此种情形，与佛教和缅甸军政府的关系也类似。但是也因此，当广场母亲运动长期坚持并且从一个单一议题运动转向更丰富的公共议题时，运动历程中的左翼嵌入终于浮上表面，然后主导了民主化时代的母亲运动作为拉美最重要的人权组织的政治立场和公共性，尽管她们的成员都已经太老，似乎难以对阿根廷的政治发挥更多影响，更难以牵制2015年11月大选右翼政党的上台——连左翼的方济各教皇尚且难以影响阿根廷的政治走向，遑论那些普遍年纪超过80岁的祖母们。
然而重要的是，她们让阿根廷和全世界都看见了抵抗，看见了正义，无论多久，多么沉默，都能因为看见而最大限度拉近人和人之间的距离，感受到理解、支持和纽带，这或许才是缓性群众或者五月广场母亲给世界人民最大的鼓舞，如何在最绝望最残酷的环境下寻找抗争的可能，并且坚持下去，改变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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