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4日，伊朗電影大師阿巴斯·基阿魯斯達米（Abbas Kiarostami）因患癌症在巴黎的醫院病逝，終年76歲。他被視為當今鮮有的電影巨匠，曾憑涉及道德、自殺合法性及同情等議題的電影《櫻桃的滋味》（Taste of Cherry，1997）獲得1997年的康城影展金棕櫚獎，是至今唯一一位獲此殊榮的伊朗導演。
阿巴斯在今年3月被確診為胃腸癌，隨後經歷了一系列手術，包括上個月前往巴黎就醫。他的死訊令影壇各界表示震驚和哀悼。曾獲奧斯卡金像獎的伊朗導演阿斯哈·法哈蒂（Asghar Farhadi）稱「非常悲傷」，「他的離世不僅意味着電影世界失去了一位偉人，整個世界都失去了一位偉人。」
電影始於大衞·格里菲斯（David Llewelyn Wark Griffith），止於阿巴斯。
阿巴斯1940年出生於伊朗首都德黑蘭，在德黑蘭大學藝術系主修繪畫和圖形設計。在事業初期，他曾以繪畫、製圖和書籍插圖為生，並為伊朗電視台拍攝了超過150部電視廣告。1969年，他在德黑蘭非商業組織 Kanun（伊朗兒童和青年智力發展研究所）設立電影部門，開始就兒童議題拍攝電影，邁出成為電影導演和製作人的第一步 。Kanun 後來也成為了伊朗當代電影的重要中心，而嚴厲的審查制度則終止了阿巴斯在 Kanun 的工作。
阿巴斯曾在2005年向衞報表示，最初為兒童拍攝教育性質的影片只是為了謀生，但這使阿巴斯成為一名藝術家，「我們應該利用電影來解決兒童問題。」
20世紀60至70年代，世界電影相繼爆發新浪潮運動，而阿巴斯則是「伊朗電影新浪潮」的代表人物之一。「伊朗新浪潮電影」運動起始於60年代，在70年代蓬勃發展，卻止步於伊朗伊斯蘭革命（又稱1979年革命）。在新浪潮運動中的導演們以拍攝創新藝術電影為特點，兼顧濃厚的政治與哲學論調和詩意的對白，其中有的電影屬於現實主義風格，有的則混合現實和幻想隱喻。
阿巴斯以其獨樹一幟的電影風格在新浪潮運動的推動者中脱穎而出，尤其重視觀眾在電影中的參與性。其首部長片《報告》（The Report，1977）雖被視為突破性作品，但還未使阿巴斯聲名遠揚。在1979年革命之後，電影《大寫特寫》（Close Up，1990）在法國聲名大噪，受到世界電影圈的矚目，英國電影學院將其列為史上50大經典電影的第42位。
在《大寫特寫》一片中，阿巴斯打亂了敘事的時序和場景，推動觀眾自主拼湊故事線索，以各自的理解來賦予電影生命。他還在此片中試圖討論「電影作為媒介在社會中發揮的作用」，並批評了媒體從業者運用宣傳工具欺騙受眾的全球化現象。《大寫特寫》的主人公在謊言與矯飾中不斷暴露自己的性格，成為阿巴斯的隱喻，「謊言是通往真理的捷徑」。
斬獲金棕櫚獎的《櫻桃的滋味》則運用了從虛構敘事到紀錄片的轉換的拍攝手法，創造出空間驅使觀眾在電影中察覺自我的存在。阿巴斯亦有意模糊部分情節，促進觀眾探索人物的動機和內心世界。由於這部影片令他想起不願回憶的時光，從製作完成後阿巴斯就再沒有重看。
與伊朗後革命時期的電影相比，阿巴斯後期逐漸以風景和鄉土人物來承載他的哲學觀點。《踏破鐵鞋無覓處》（Where Is the Friend's Home，1987）、《橄欖樹下的情人》（Through the Olive Trees，1994）和《風再起時》（The Wind Will Carry Us，1999）通過描繪大片秀麗的景色，運用長鏡頭凝結時間，提醒觀眾關注主人公背後的美景。
阿巴斯的電影注重形式的表達，在主流電影圈中開闢了獨特的道路。他是1979革命後伊朗最具影響力和爭議的電影人，並為伊朗在世界舞台描繪了新的臉譜，呈現了伊朗具有人性和藝術的另一面 。然而，當阿巴斯的電影在歐洲飽受讚譽後，伊朗政府卻禁止他的電影在國內上映。伊朗導演穆赫辛•馬克馬巴夫（Mohsen Makhmalbaf）認為，伊朗電影之所以能在世界聞名，離不開阿巴斯的功勞，但他的祖國並沒有給予他的作品足夠的曝光度，「他改變了世界電影，他使電影煥然一新，並賦予了與荷里活粗糙的電影截然相反的、具有人性化的一面。」
除了獲得金棕櫚獎之外，阿巴斯還憑《風再起時》於2002年獲得威尼斯電影節銀獅獎。2000年，美國三藩市電影節授予阿巴斯黑澤明終身成就獎，他則表示將獎項獻給伊朗演員 Behrouz Vossoughi，以致敬他對伊朗電影的貢獻。
阿巴斯從影40多年，只有最後導演的兩部作品《似是有緣人》（Certified Copy，2010）和《東京出租少女》（Like Someone in Love，2012）在國外拍攝。而原計劃於明年在中國拍攝的《杭州之戀》，則遺憾地成為了阿巴斯生生長流的電影之路上的未竟之作。
聲音
他是具有獨特世界觀的稀世藝術家之一， 「現實總是神奇的。」我認為這句話總結了阿巴斯的卓越作品。有人稱他的電影是「極簡的」或「極簡主義的」，但其實正相反：《櫻桃的滋味》或《踏破鐵鞋無覓處》中每個場景都滿溢着美與驚喜，耐心而精緻地被捕捉在畫面上。
他不僅是一位電影人，在他的電影和他的私人生活中，他還是現代的一位神秘人物。他的成功為其他人鋪好了道路，也影響了許多人。
他是一個熱愛生活的人，他用電影歌頌生活——這也是為什麼他的逝世令人難以接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