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論 政經論衡

從「學毛著」到「抄黨章」:中共思想學習的今昔

面對表面上雷厲風行的黨建活動,跟緊腳步,「多說少做」,或許才是基層幹部們最有效的通關法寶。


2016年5月15日,北京一個市集,有人拿著毛澤東的肖像。
2016年5月15日,北京一個市集,有人拿著毛澤東的肖像。 攝:Nicolas Asfouri/AFP

一場中共全黨的思想學習活動意在何方?黨員幹部們又該如何順利通關?

由中共中央辦公廳在今年2月發起的「兩學一做」(學黨章黨規、學習近平系列講話、做合格黨員)活動已持續數月。官方文件強調要「發揮媒體作用」,利用微信等新媒體平台宣傳。於是,「手抄黨章100天」的文案,便根據這一精神由《人民日報》海外版的微信平台「學習小組」推出。

這期間,「新婚之夜抄黨章」與「農民工抄黨章維權」的新聞,成為官方意料之外的坊間談資。一場高層的博弈逐漸浮出水面:就在「學習小組」將全國各地的「抄黨章」更新了八十幾天後,官方突然叫停了這場由宣傳系統發起的活動。

無論從哪個角度看,「抄黨章」引發的公關危機都不是「兩學一做」的重頭戲。與過去「保持共產黨員先進性教育」和「黨的群眾路線實踐教育」不同,「兩學一做」明確包含着「學習習近平系列重要講話」這一內容。

在中共即將召開黨代會(十九大)、本屆「新指導思想」即將出爐之時,把學習最高領導人講話變為一場專門的思想學習運動,已十分耐人尋味。實際上,早在2014年,《習近平總書記系列重要講話讀本》便作為單行本推出,供黨內學習;同時,一併出版的《習近平談治國理政》也作為對外宣傳的範本。「兩學一做」則順勢而為,將學黨章、做合格黨員與學領導人講話捆綁起來。

「抄黨章」儘管被中央叫停,但直至六月初,基層的各政府機關、事業單位甚至一般的國企,都仍樂此不疲,在本單位微信公號上添加着「抄黨章」的內容,各種制式的「手抄專用本」還在不斷推出。

黨員幹部們戰戰兢兢地模仿,似乎並未領會到高層的意圖。他們要如何在朝令夕改的指示下順利通關?這令人想起五十多年前的一場簡易版「兩學一做」——文革前夕的「學毛著」運動。

從「學馬列」到「學毛著」

時間拉回到1958年。彼時的團中央,沒有微博作為主戰場,卻也能成為話題製造者。當年6月,共青團中央發出《關於廣大青年學習馬克思列寧主義、學習毛澤東著作的決議》,在「大躍進」正酣時,在團組織內和高校學生中推廣。

1960年,大饑荒肆虐全國,林彪藉助廬山會議出山,《毛選》第四卷出版,中共中央把共青團的「兩學」活動帶入全黨。「學毛著」成為林彪為毛澤東所犯錯誤救火的一步好棋,眼光獨到的他則先從樹立「學毛著」典型做起。

「樹典型」,是中共幹部內部上下互動的一種檢驗機制。基層幹部會適時地發掘符合當時政治情勢的人物事蹟,並上報高層,經過激烈競爭和精心篩選之後,由中央確定為某一方面的「典型」並推向全國,要求全黨學習。對於「典型」所在的地方來說,這自然是一次絕佳表現機會,而中央則可以藉助典型,表達某種政治傾向和政策側重,在全國掀起效仿的風潮。

1960年的廖初江,是軍隊推出的第一個「學毛著」典型。這位識字不多的貧農能夠聲名鵲起,其創新點在於發明了一套「學毛著」的「忙裏讀書法」:「早起點,晚睡點,多看點,少玩點,多寫點,勤想點,遇見師傅就問點,總結收穫及時點,加緊工作擠出時間多學點,夜戰星期六,不放星期天」。顯然,這種方法並非效率上的創新,重點是態度的誠懇。1960年,廖成為「學毛著標兵」,風光地遊走全國各地介紹經驗,甚至在「文革」時得以執掌《解放軍報》。

「事實證明,這些困難,恰恰是我們有許多事情沒有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去做而造成的。」林彪在1962年檢討大躍進錯誤的「七千人大會」上,與反思錯誤的諸幹部唱反調,毫無保留地將毛澤東絕對權威化,為毛挽回了顏面,也讓「毛澤東著作」逐漸成為神聖符號。當年由共青團發起的「兩學」,也徹底只剩下單純的「學毛著」。

然而,「學毛著」本身不論多誠懇,如果無法成為社會道德標準,說服力仍然有限。1963年,在林彪的指示下,軍隊內部推出又一個「學毛著」典型:雷鋒。在宣傳這位堅持樂於助人、默默行善的解放軍戰士時,其正面道德行為與「毛主席的好戰士」的特殊身份緊密相連,由宣傳部門精心編排的《雷鋒日記》也用大量篇幅記載了雷鋒「學毛著」的內容——毛澤東思想進入日常生活的私領域。

林彪的不斷示好,得到了最高領袖的回饋。1963年12月,毛澤東作了「關於學習解放軍加強政治工作」的批示,充分肯定解放軍的學習活動。於是,「學毛著」成為全民參與的全國性政治運動。林彪順利在一波政治清洗中通關,地位迅速上升。

「學毛著」留下的通關經驗

1964年,正值「防修反修」的「四清運動」,許多幹部被批鬥,各地已感受到階級鬥爭的濃濃火藥味,政治上「向左轉」不僅事關邀功,更關乎前途與性命。地方領導紛紛跟進,也效仿林彪治下的解放軍,爭相推出「學毛著」的典型。

不過,「學毛著」並不是一件輕鬆事,各地針對「學毛著」規定了一系列強制辦法,不少地方發明出「天天讀」活動,要求民眾每天工作前用半小時學習毛著,並輪流高聲朗誦,定期上交心得體會。

這種政治上的時間規訓,後來發展成為中國大陸老一輩人記憶深刻的「早請示、晚彙報」荒誕儀式。在這種強制任務下,苦於加班加點又能別出心裁的「典型」畢竟只是極少數。對於大部分基層黨員來說,將「毛著」變為不斷鬥爭環境下自保的武器,才是頭等重要之事。

在「全民學習」的風潮中,地方首先以街道、工作單位為原點,將全民編入「學毛著小組」,同時在幹部中開辦學習班。一次次的政治運動,幾乎使所有人在整人與被整之間不斷跳轉,沒有緩衝的地帶得以喘息,整人本身即成為避免被整的有效方法。大家逐漸認識到,將「語錄」斷章取義地引用,就可以使自己的話成為絕對正統。無論是幹部還是普通民眾,面對着最高領袖自相矛盾的隻言片語,很快找到了攻擊對手的法條。

然而,正是這積累數年不斷升級的「學毛著」,讓中國大陸在「文革」爆發之時「語錄一夜紅滿天」,使領袖的一言一行,都能成為日常批鬥會上消滅個體生命的絞肉機。

「兩學一做」的矛盾與難題

今日發起的「兩學一做」,不僅表明中共向毛時代尋求正面的「黨建」思想資源,更凸顯最高領導人樹立領袖權威的清晰方向。如何把重點引到「學習近平系列講話」上來?最高層早有表態。

回翻「兩學一做」活動的通知原文,其強調「以尊崇黨章、遵守黨規為基本要求,以用習近平總書記系列重要講話精神武裝全黨為根本任務」。孰輕孰重,「基本」與「根本」之別已涇渭分明。更何況,4月中宣部與中組部又曾額外發布通知,要求認真學習《習近平總書記系列重要講話讀本》。

在此背景下,宣傳系統自導自演的「手抄黨章」,不僅將「兩學一做」中的另一重要文本《講話》束之高閣,更因做作的形式引發輿論質疑,顯然是帶錯了路,會錯了意。抑或說明,中共高層內部在意識形態領域的分歧已經公開化。南昌鐵路局主動出擊,製造「新婚之夜抄黨章」的新聞,自然也不會得到最高層的正面迴應。

然而,即使沒有「抄黨章」的插曲,自上而下的「兩學一做」又能否如高層所願呢?答案顯然是否定的。

自本屆執政之後,「黨建」活動不斷出現「舊詞新用」的現象。從「群眾路線實踐教育活動」時的「洗洗澡、紅紅臉、出出汗」的延安整風修辭,到如今「兩學一做」與當年共青團「學馬列、學毛著」的高度雷同,無不體現其對於毛時代種種符號高度青睞。

當然,這並不能代表最高層對「文革回潮」有任何好感,因為所有的「舊詞新用」都止步於文革之前。但最高層對中共執政前十七年時期乃至延安時期的「懷舊情結」,也很難說是明智選擇。無論是延安整風,還是共和國初期黨內的種種政治運動,這期間形成的規訓和鬥爭邏輯,正是「文革」爆發的根源。

今天,在最高層希望重塑意識形態的過程中,中共在革命與階級鬥爭年代「統一思想」的經驗,難以在今日的土壤中成功複製。與五十年前相比,混雜在新媒體中紛繁的政治宣傳,不僅缺乏全面控制社會的能力,就連執行者自己,也不相信可以靠「學習講話」就獲得擢升機會。因為對基層黨委書記來說,政績考核、經濟指標早已取代當年的政治掛帥,把「黨建」這種難以量化的工作放在首位,甚至推出幾個「兩學一做」的模範典型,既不划算,也無必要。

面對表面上雷厲風行的黨建活動,跟緊腳步,「多說少做」,或許才是基層幹部們最有效的通關法寶。

(三三,自由撰稿人)

2017 年 7 月,端傳媒啟動了對深度內容付費的會員機制。在此之前刊發的深度原創報導,都會免費開放,也期待你付費支持我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