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場中共全黨的思想學習活動意在何方？黨員幹部們又該如何順利通關？
由中共中央辦公廳在今年2月發起的「兩學一做」（學黨章黨規、學習近平系列講話、做合格黨員）活動已持續數月。官方文件強調要「發揮媒體作用」，利用微信等新媒體平台宣傳。於是，「手抄黨章100天」的文案，便根據這一精神由《人民日報》海外版的微信平台「學習小組」推出。
這期間，「新婚之夜抄黨章」與「農民工抄黨章維權」的新聞，成為官方意料之外的坊間談資。一場高層的博弈逐漸浮出水面：就在「學習小組」將全國各地的「抄黨章」更新了八十幾天後，官方突然叫停了這場由宣傳系統發起的活動。
無論從哪個角度看，「抄黨章」引發的公關危機都不是「兩學一做」的重頭戲。與過去「保持共產黨員先進性教育」和「黨的群眾路線實踐教育」不同，「兩學一做」明確包含着「學習習近平系列重要講話」這一內容。
在中共即將召開黨代會（十九大）、本屆「新指導思想」即將出爐之時，把學習最高領導人講話變為一場專門的思想學習運動，已十分耐人尋味。實際上，早在2014年，《習近平總書記系列重要講話讀本》便作為單行本推出，供黨內學習；同時，一併出版的《習近平談治國理政》也作為對外宣傳的範本。「兩學一做」則順勢而為，將學黨章、做合格黨員與學領導人講話捆綁起來。
「抄黨章」儘管被中央叫停，但直至六月初，基層的各政府機關、事業單位甚至一般的國企，都仍樂此不疲，在本單位微信公號上添加着「抄黨章」的內容，各種制式的「手抄專用本」還在不斷推出。
黨員幹部們戰戰兢兢地模仿，似乎並未領會到高層的意圖。他們要如何在朝令夕改的指示下順利通關？這令人想起五十多年前的一場簡易版「兩學一做」——文革前夕的「學毛著」運動。
從「學馬列」到「學毛著」
時間拉回到1958年。彼時的團中央，沒有微博作為主戰場，卻也能成為話題製造者。當年6月，共青團中央發出《關於廣大青年學習馬克思列寧主義、學習毛澤東著作的決議》，在「大躍進」正酣時，在團組織內和高校學生中推廣。
1960年，大饑荒肆虐全國，林彪藉助廬山會議出山，《毛選》第四卷出版，中共中央把共青團的「兩學」活動帶入全黨。「學毛著」成為林彪為毛澤東所犯錯誤救火的一步好棋，眼光獨到的他則先從樹立「學毛著」典型做起。
「樹典型」，是中共幹部內部上下互動的一種檢驗機制。基層幹部會適時地發掘符合當時政治情勢的人物事蹟，並上報高層，經過激烈競爭和精心篩選之後，由中央確定為某一方面的「典型」並推向全國，要求全黨學習。對於「典型」所在的地方來說，這自然是一次絕佳表現機會，而中央則可以藉助典型，表達某種政治傾向和政策側重，在全國掀起效仿的風潮。
1960年的廖初江，是軍隊推出的第一個「學毛著」典型。這位識字不多的貧農能夠聲名鵲起，其創新點在於發明了一套「學毛著」的「忙裏讀書法」：「早起點，晚睡點，多看點，少玩點，多寫點，勤想點，遇見師傅就問點，總結收穫及時點，加緊工作擠出時間多學點，夜戰星期六，不放星期天」。顯然，這種方法並非效率上的創新，重點是態度的誠懇。1960年，廖成為「學毛著標兵」，風光地遊走全國各地介紹經驗，甚至在「文革」時得以執掌《解放軍報》。
「事實證明，這些困難，恰恰是我們有許多事情沒有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去做而造成的。」林彪在1962年檢討大躍進錯誤的「七千人大會」上，與反思錯誤的諸幹部唱反調，毫無保留地將毛澤東絕對權威化，為毛挽回了顏面，也讓「毛澤東著作」逐漸成為神聖符號。當年由共青團發起的「兩學」，也徹底只剩下單純的「學毛著」。
然而，「學毛著」本身不論多誠懇，如果無法成為社會道德標準，說服力仍然有限。1963年，在林彪的指示下，軍隊內部推出又一個「學毛著」典型：雷鋒。在宣傳這位堅持樂於助人、默默行善的解放軍戰士時，其正面道德行為與「毛主席的好戰士」的特殊身份緊密相連，由宣傳部門精心編排的《雷鋒日記》也用大量篇幅記載了雷鋒「學毛著」的內容——毛澤東思想進入日常生活的私領域。
林彪的不斷示好，得到了最高領袖的回饋。1963年12月，毛澤東作了「關於學習解放軍加強政治工作」的批示，充分肯定解放軍的學習活動。於是，「學毛著」成為全民參與的全國性政治運動。林彪順利在一波政治清洗中通關，地位迅速上升。
「學毛著」留下的通關經驗
1964年，正值「防修反修」的「四清運動」，許多幹部被批鬥，各地已感受到階級鬥爭的濃濃火藥味，政治上「向左轉」不僅事關邀功，更關乎前途與性命。地方領導紛紛跟進，也效仿林彪治下的解放軍，爭相推出「學毛著」的典型。
不過，「學毛著」並不是一件輕鬆事，各地針對「學毛著」規定了一系列強制辦法，不少地方發明出「天天讀」活動，要求民眾每天工作前用半小時學習毛著，並輪流高聲朗誦，定期上交心得體會。
這種政治上的時間規訓，後來發展成為中國大陸老一輩人記憶深刻的「早請示、晚彙報」荒誕儀式。在這種強制任務下，苦於加班加點又能別出心裁的「典型」畢竟只是極少數。對於大部分基層黨員來說，將「毛著」變為不斷鬥爭環境下自保的武器，才是頭等重要之事。
在「全民學習」的風潮中，地方首先以街道、工作單位為原點，將全民編入「學毛著小組」，同時在幹部中開辦學習班。一次次的政治運動，幾乎使所有人在整人與被整之間不斷跳轉，沒有緩衝的地帶得以喘息，整人本身即成為避免被整的有效方法。大家逐漸認識到，將「語錄」斷章取義地引用，就可以使自己的話成為絕對正統。無論是幹部還是普通民眾，面對着最高領袖自相矛盾的隻言片語，很快找到了攻擊對手的法條。
然而，正是這積累數年不斷升級的「學毛著」，讓中國大陸在「文革」爆發之時「語錄一夜紅滿天」，使領袖的一言一行，都能成為日常批鬥會上消滅個體生命的絞肉機。
「兩學一做」的矛盾與難題
今日發起的「兩學一做」，不僅表明中共向毛時代尋求正面的「黨建」思想資源，更凸顯最高領導人樹立領袖權威的清晰方向。如何把重點引到「學習近平系列講話」上來？最高層早有表態。
回翻「兩學一做」活動的通知原文，其強調「以尊崇黨章、遵守黨規為基本要求，以用習近平總書記系列重要講話精神武裝全黨為根本任務」。孰輕孰重，「基本」與「根本」之別已涇渭分明。更何況，4月中宣部與中組部又曾額外發布通知，要求認真學習《習近平總書記系列重要講話讀本》。
在此背景下，宣傳系統自導自演的「手抄黨章」，不僅將「兩學一做」中的另一重要文本《講話》束之高閣，更因做作的形式引發輿論質疑，顯然是帶錯了路，會錯了意。抑或說明，中共高層內部在意識形態領域的分歧已經公開化。南昌鐵路局主動出擊，製造「新婚之夜抄黨章」的新聞，自然也不會得到最高層的正面迴應。
然而，即使沒有「抄黨章」的插曲，自上而下的「兩學一做」又能否如高層所願呢？答案顯然是否定的。
自本屆執政之後，「黨建」活動不斷出現「舊詞新用」的現象。從「群眾路線實踐教育活動」時的「洗洗澡、紅紅臉、出出汗」的延安整風修辭，到如今「兩學一做」與當年共青團「學馬列、學毛著」的高度雷同，無不體現其對於毛時代種種符號高度青睞。
當然，這並不能代表最高層對「文革回潮」有任何好感，因為所有的「舊詞新用」都止步於文革之前。但最高層對中共執政前十七年時期乃至延安時期的「懷舊情結」，也很難說是明智選擇。無論是延安整風，還是共和國初期黨內的種種政治運動，這期間形成的規訓和鬥爭邏輯，正是「文革」爆發的根源。
今天，在最高層希望重塑意識形態的過程中，中共在革命與階級鬥爭年代「統一思想」的經驗，難以在今日的土壤中成功複製。與五十年前相比，混雜在新媒體中紛繁的政治宣傳，不僅缺乏全面控制社會的能力，就連執行者自己，也不相信可以靠「學習講話」就獲得擢升機會。因為對基層黨委書記來說，政績考核、經濟指標早已取代當年的政治掛帥，把「黨建」這種難以量化的工作放在首位，甚至推出幾個「兩學一做」的模範典型，既不划算，也無必要。
面對表面上雷厲風行的黨建活動，跟緊腳步，「多說少做」，或許才是基層幹部們最有效的通關法寶。
（三三，自由撰稿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