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一」又到了。7月1日是回歸日，象徵了香港殖民時期的終點，也標誌了在中國主權下特別行政區的起點，但每年重訪這個既是終點又是起點的日子，意義何在呢？
對國家主權來說，這當然是以盛大儀式宣示的機會，對本港親北京陣營者亦然；對於反對派，這當然是抗議日，甚至有人認為，是香港「現狀」大變、禮崩樂壞之始。
這個日子有另一層意義，較少有人注意。如果把時鐘撥回到1997年6月30日，那是「過渡期」的終結。我們今天都幾乎忘記了「過渡期」這個詞了，它在1980至90年代曾經是政治關鍵詞。1997年7月1日之後，不再過渡，「過渡」似乎便不再有意義了。而我卻想做一個思想實驗：我們不妨把當下香港再次想像為「過渡」。
過渡期想像比「2047」更貼近現實
在我解釋這個想法之前，我們不妨回想一下，回歸前的過渡期是什麼？首先，當年是指所謂「香港政治前途」確定後至九七的時期，以《中英聯合聲明》簽署之時開始，但又在香港成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特別行政區之前。這段時期，有一個明確的起點及終點。這個過渡期有一個特點：香港人要開始及這樣過渡，並不是自己決定的，而是由中英兩國確立的，我們相當被動，被拋進這條政治軌跡。既無全民公投，也無革命起義建立政權，說成是被送上賊船有點過火，倒像王家衛《阿飛正傳》結尾，張國榮及劉德華跳上了不知開往何處的異地火車。
我今天提出再次想像的「過渡期」，它遠沒有之前的確定。所謂過渡，是比從前更不可知的旅程，起點不再是聯合聲明，而是那個曾經各方認受及假設的「現狀」，儘管詮釋不一，但大概有個共識：近年的政治爭議的起端，就是大家深深體會「現狀」大變。不只是反對派說的禮崩樂壞，甚至是建制派，也愛講中港融合或中國機遇，均指涉著一個早已變及不斷變的「現狀」。至於旅程的終點，它可以是憲制安排及地位完全不同的香港，可以是不同的社經制度。更不可知的，是新過渡期到底會多長。這一段旅程複雜，路徑與終點仍然爭持不斷，絕對不是當年中英爭吵有沒有「直通車」那樣簡單。不過，有一點是清晰，它與此前的過渡期不同，它是一個香港人要主導參與的過渡，不能再是完全被動的。
我以為，「過渡期」的再次想像，比起近年高談「2047」更貼近現實。首先，「2047」香港要自決公投也好，要獨立建國也好，都只是一廂情願。如果中國的政治狀況大變，不用到2047年香港也可以大變，若否，恐怕到了2047年也不會有大變。因為，《基本法》不會到了2047年便失效了，當中的「香港特別行政區不實行社會主義制度和政策，保持原有的資本主義制度和生活方式，五十年不變」，那只是含糊的說法，既不涉香港憲政地位，也無關政制安排，更沒有說明五十年後如何（打岔一下，倒是從根本上反對資本主義的左翼，按道理可以提出在香港實行民主社會主義制度）。既然人心思變，客觀政經環境在變，比較合理的說法是，香港進入邁向爭持不下的政治願景之中的過渡期，這個說法，我相信各黨各派也不至於有太大異議。
似新還舊的政局
我提出這個想法，不為玩文字遊戲，其中一個目的是要回應當下層出不窮的「自決論」、「獨立論」等等，也為反思傳統泛民主流的「民主抗共」及「民主中國」。如今香港的政局，基本上是一個僵局，可是人心思變，變出了比之前複雜、宏大及遙遠的政治願景，但做起來似新還舊，喧鬧過後，靜下來的政治風景卻讓人感到萬變不離其宗。一時是最後一戰，一時又不過跟傳統泛民政黨一樣去找票箱爭席位。不少新興團體無論喊著什麼口號，又或在街頭做過什麼行動，大家也一窩蜂地參選，讓人看到的，似乎只是泛民陣營內部的勢力重新分配，最多只是美其名的世代交替，這些究竟與那遙遠的政治願景有什麼關係？坐下來一想，好像沒有。有人要把這些政治新爭議視之為為了選票的炒作，雖過於犬儒，但也不無道理。
用一種極為同情理解的態度去看，也許都是過渡期不得不為之舉。正因為如此，我們更需要去把這種全新的過渡期政治講清楚，指導實踐。現代政治裡對「過渡期」的想像，我想到兩個例子，也許可以讓我們借鏡一下。
兩個過渡的想像
提起過渡，我馬上想到托洛茨基1938年的「過渡綱領」。拉闊一點，歐洲馬克思主義自19世紀末開始的爭論，基本上都是圍繞著過渡。當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的工人還沒有聯合起來起義，或起義失敗（如1848年的歐洲革命或1871年的巴黎公社），部分資本主義國家政治經濟又有穩定跡象時，革命者如何在非革命時刻準備革命？如何與還未政治化的工人發展關係？要不要參與議會民主？
在一戰前後，有修正主義的社民路線，以及列寧的布爾什維克革命路線之爭，而托洛茨基帶著先前的問題與答案，以及他的俄國革命經驗（當然包括被史太林（台譯史達林）排擠迫害的經驗），在二次大戰展開的時刻，舉起第四國際、列寧主義旗幟，提出接合改良主義的工人運動（所謂「最低限度綱領」）與社會主義革命（「最大限度綱領」），由「今天」的條件及意識出發，達到無產階級奪權。
如今我們當然會覺得，不只托洛茨基，甚至是當年其他的馬克思主義者都過分樂觀，總覺得世界恍如在革命前夜，難怪《國際歌》裡有「這是最後的鬥爭」一句。馬克思主義的資本主義分析及革命理論，令過渡論裡的革命意志及策略，帶有歷史必然性的預設及調子。這些對現代中國人應該不會太陌生：毛澤東提出「新民主主義時期」也是一種社會主義過渡，以至後來大躍進時的「窮過渡」，都是這種過渡論的極端。但歷史必然論式的過渡論，在二戰後的歐洲馬克思主義者中漸漸消失，更不用說是非馬克思主義者了。
另一個過渡論例子，從經驗上可能更接近香港，即冷戰時的東歐異見知識分子，當中我比較熟悉也相當著名的是波蘭的米奇尼克（Adam Michnik）及捷克的哈維爾（Václav Havel）。
米氏一般被稱為「新漸進主義」代表人物，也是團結工會「自我克制運動」（self-limiting movement）的構想者之一。1968年布拉格之春時，波蘭有「三月事件」。捷克的共黨領導杜布切（Alexander Dubček）決定要脫離蘇聯的控制，進行改革，建立「有人道面孔的社會主義」。杜要求波蘭共黨領導哥穆克（Władysław Gomułka）與他合作，卻遭拒絕。波蘭學生上街抗議要求改革，米氏是其中一位遭拘捕監禁的學生。出獄後不久，他參與組成工人保護委員會（KOR），並在1976年時寫下《新漸進主義》。
創造更好的今天，而非明天
大部分論者被「自我克制運動」吸引，強調反對運動的民間性、公民社會不同部門及階級的團結、實踐公民自由、體現不屈及尊嚴，以至非暴力手段。米氏倡導，社會先掌握了自己的命運及生活，卻不以推翻統治者為目標，亦不指望自上而下的改革。然而，他的「新漸進主義」中含有一種特別的過渡時間觀，卻多為人所忽略。他雖不用「過渡」，但卻用了「漸進」；我不懂波蘭語，不知「漸進」一詞在波蘭語的原意，但英文譯作evolution或evolving，即生物學上的「演化」，是一個漫長超越個體生命的過程，個體無法決定及確定目標。那麼，個體的行動基礎是什麼呢？他認為，所有理想應該以創造更好的今天，而不是更好的明天。
米氏這番說話，表面有點像「心靈雞湯」，實質是拉丁文Carpe diem（把握當下）的新詮釋，只有把它放回當時的處境，方能了解他的深意。1968年蘇聯派軍隊坦克入侵捷克，鎮壓了布拉格之春運動，整個東歐陣營的反對派知道，有強大蘇軍撐腰，要打敗東歐共黨是幾乎不可能的。但是，米氏認為，「不可能」不應變成反抗的絕望，或絕望式的反抗，而應該把希望放在當下。換一個說法，歷史必然性已沒有了，歷史目的不管是真正的共產主義社會還是「真民主」都不可想望，然而，希望卻近在咫尺。
在差不多同一時間，哈維爾寫下著名的《無權者的力量》，文中講及一位賣菜大叔的抉擇：是否該在自己店前掛出官方布條？布條上的官方口號是否體現自己心裡所思所想？真心提問、思考、表達及行動，是「活在磊落真誠」（living in truth）的力量之源。他所想像的反對運動，是在當下實踐自由、開放、真誠、團結信任，而與日益腐敗、道德墮落及犬儒的政權成為一鮮明對比。也許因為這樣，中共才會那麼那麼害怕講真話的人，同時要逼迫他們在電視鏡頭前撒謊認罪。因為，讓人「活」在謊言之中，是後極權體制最核心的手段，對統治者來說，這比「說」及「相信」謊言更重要。
當下要一個怎樣的香港
在我看來，哈與米所代表的東歐反對派，提出了一種新的過渡意識，卻與意識形態相異的托洛茨基一樣強調「今天」的重要性。如今反對者沒有一套歷史唯物論可依靠，也沒有西方民主必勝的冷戰式信念，因而也無法確信暴政必亡（這一兩年香港網上青年的「支爆論」（中國崩潰論）我便覺得很莫名奇妙）。活在僵局中，去計較某個行為對推翻體制有沒有用，亦等於玄談。對行動的判準只有一個，就是「更好的今天」：是否令個體今天更自由，社會生活變得更有意義。
我們可以以此來重新思考許多香港爭議。例如，我們不必討論「建設民主中國」有沒有用，關鍵是支聯會、關注中國人權、勞工等等的團體、個人，以及他們的實踐，是否正在創造更大更好的公民社會空間；幾年前有人說「讓蝗蟲再飛一會」可以促進香港本土意識，有利抵抗中共，實現自主自治。我們其實無謂對那個「一會」產生什麼連鎖反應，對它想像或幻想太多，而是應該問，族群化的社會及意識是否我們要的？它讓我們今天的社會變得更好還是更壞。當大家在爭議城邦、自決、獨立時，我們要問，這些運動是否在當下創造了更好的社群生活，而不是爭論那個不知或是否會或何時才到達的彼岸，或者是哪個路線才能嬴在起跑線上，最快最能夠到達終點。更根本的是，我們當下要一個怎樣的香港。
所謂當下，是正在發生，也同樣是一個過渡，這過渡雖更難掌握，卻是每天在我們手上。
（葉蔭聰，香港嶺南大學文化研究系助理教授，香港獨立媒體創辦人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