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榮基的話，讓我覺得遊行仍然有它的意義、價值。」22歲、現時在零售業實習的陳亦倫接受訪問時，若有所思地說。
6月16日，銅鑼灣書店店長林榮基向傳媒交代在內地被拘押的來龍去脈。據他表示，當日他原本要按中央專案組要求，返港領取具讀者資料的電腦硬件後重回內地。在屈服與反抗之間，他看到此前有六千市民為他走上街頭的新聞，心生感動，最後決定留在香港，公開事情。
遊行是一碗中藥，需要時日，功效才會慢慢滲透出來。
陳亦倫並非這六千人之一，他本來一度懷疑及厭倦遊行。但他想不到，今年一月中旬的遊行，一班素未謀面的市民，原來賦予了林榮基對抗強權的勇氣。他現在重新思考遊行這種模式，想出這個比喻：「我們不應該視遊行為藥力很快見效的抗生素；它是一碗中藥，需要時日，功效才會慢慢滲透出來。」
「不因團結而相同」
「遊行無用論」，近年由部份青年及本土激進派提出，認為和平示威遊行並未能為社會帶來實際改變。今年5月1日，在一場爭取勞工權益的遊行中，就出現九個大專院校及本土組織發表聯合聲明，指他們「並不甘於行禮如儀的表達訴求方式」，決定缺席五一勞動節大遊行。
香港最大型的一次遊行，是1989年聲援六四事件，當年有100萬市民上街。回歸以來，遊行仍然是香港人表達訴求的主要方法，主辦單位只要預先評估參與人數，向警方申請不反對通知書，就能合法遊行。但這種和平遊行，近年在本土派口中卻淪為一場「儀式」。
（七一遊行）決戰689，不知道遊行如何做到。
林榮基受遊行人士感動勇敢走出來的一席話，為和平遊行的支持者帶來一個有力的回應 ，扳回聲勢。而今年口號為「決戰六八九；團結一致、守護香港」的七月一日遊行，主辦單位民間人權陣線（民陣）決定順水推舟，找來林榮基帶頭，希望藉此鼓勵更多市民走出來表達訴求。他們預計今年有10萬人參與。
然而，再一次，這個遊行的呼籲並未得到本土派組織領情。「不因團結而相同，只因相同而團結」是青年新政的理念，召集人梁頌恆6月9日對傳媒表示，他們不會參加七一遊行，但會在遊行路線沿途擺街站，宣揚香港前途自決的理念。「我們不認同今年七一主題，決戰689，不知道遊行如何做到。」梁頌恆說。
6月27日，另一本土派組織本土民主前線在社交網站專頁宣布，將聯合青年新政和香港民族黨，7月1日晚上七時在中聯辦外自組集會。他們同樣打出「林榮基」這張牌，指香港人應向中國政府禁錮林榮基作出行動上的回應，誓言「要把正義和自由奪回來」。但三個組織都沒有明言集會形式及會否衝擊等，只強調並未向警方申請不反對通知書。
曾經改寫香港歷史的七一遊行
1997年回歸以來，每年7月1日回歸紀念日都有遊行，初期由支聯會主辦，爭取中國及香港民主，規模較少，只有數百至最多3000人參與。至2003年上半年，香港爆發疫症沙士（非典型肺炎），299人死亡，香港經濟跌至谷底；政府同時間推動廿三條立法，社會廣泛擔憂言論自由和出版自由受損，就在這一年，七一遊行首次由民陣主辦，口號為「反對23，還政於民」，當年有50萬市民參加。
這場浩蕩的遊行後，一向表示支持廿三條立法、時任自由黨主席的行政會議成員田北俊突然宣佈辭去行政會議職務，政府最後被逼撤回廿三條立法。7月16日，負責推銷廿三條立法的保安局局長葉劉淑儀，以及早前被揭發「偷步買車」的財政司司長梁錦松相繼請辭。2005年2月，屢受批評的特首董建華亦以「腳痛」為由，辭去行政長官一職。
七一遊行，成為這次政治角力最有效的手段，此後亦成為香港每年最大型的遊行活動。每年也有新團體加入隊伍，他們舉起的旗幟，由外傭權益、寵物權益到反對性傾向歧視等，遊行訴求越趨多元化。
2014年，20歲、大學二年級的陳亦倫受身邊同學影響，開始關心時政，越發覺得自己要肩負更多公民責任。於是那年的七月一日，他決定身體力行，第一次參加遊行。
那年遊行主題是「捍衛港人自主，無懼中央威嚇，公民直接提名，廢除功能組別」，社會對香港特區普選行政長官的渴望殷切，要求提名機制必須普及而平等。當民陣在遊行後，宣佈有接近五十一萬上街時，陳亦倫記得他很鼓舞，「認為民間向政府展現出強大力量。」
遊行後太陽照常升起？
他說:「當時我覺得政府真的會回應訴求。03年，50萬人上街，就是一個好例子。到了14年，51萬人上街，這個數字有代表性。先不說政府會不會讓步，至少我相信政府會跟市民多作溝通。」
我看到一群人，肯為香港付出，肯押上自己前途，從他們身上，我看到希望。
遊行後，學生組織「學聯」和「學民思潮」號召遊行人士，在遊行終點、中環遮打道通宵靜坐集會，稱為「預演佔中」。當時陳亦倫也去了聲援預演佔中參加者，留守到翌日破曉，直至警察把參加者逐一抬走。
經過整天的勞碌，陳亦倫雖然疲憊，但內心卻充滿希望：「我看到一群人，肯為香港付出，肯押上自己前途，從他們身上，我看到希望。」
他深深記得，預演佔中後，臉書很多人都寫上「天亮後，世界就會不一樣了」的字句。他那時也懸懸而望，憧憬着天亮後的新天地，究竟會是什麼模樣。
可是，政府在遊行後一直對民眾訴求置若罔聞。7月3日，儘管立法會議員在行政長官答問大會連番質問特首梁振英，政府依舊對遊行訴求嗤之以鼻。8月31日，人大常委會作出了三項決定，不僅否決了公民提名，連一些較為溫和的方案也一一拒諸門外。9月28日，反對「八三一決定」的雨傘運動爆發，政府立場持續強硬，當日傍晚更施放催淚彈驅趕民眾。
10月1日，中聯辦主任張曉明出席國慶升旗禮、回應雨傘運動時，他指向天說「太陽照常升起」，揶揄佔領者不會逼使政府讓步。
當時參加雨傘運動的陳亦倫對張曉明這番諷刺記憶猶新：「現在回想，感覺很錐心，因為每個人都說，那天之後，社會就會不一樣。不過最後又不一樣了多少呢？太陽照常升起，世界還是這個模樣。」
結果，遊行完了，雨傘運動完了，普選的願望落空了。陳亦倫自覺疲倦乏力，自此再沒去過遊行。
每個人都說，那天之後，社會就會不一樣。不過最後又不一樣了多少呢？太陽照常升起，世界還是這個模樣。
遊行是抒發不滿，還是直接推動改變﹖
2015年的七一，民陣公布遊行人數僅有48000人，較2014年51萬遊行人數大減9成。
「15年是比較特別的，畢竟經歷過14年的雨傘運動，大家都很累。就算爆發了如此驚濤駭浪的佔中，大家的訴求依然達不到，很多人也沒心機去，寧願休息一下。」香港大學社會工作及社會行政學系教授葉兆輝說。
香港大學民意研究計劃，由1992年起每月都會計算「民情指數」，反映香港市民對社會的情緒反應，社會積累的不滿情緒越高，民情指數越低。
民研計劃指出，民情指數包含市民對整體政府管治和社會狀況的評價，可用以解釋及預視社會出現集體行動的可能性。由2003年至2014年，民情指數與七一遊行人數大致成反比，即是市民對現況越滿意，越少人遊行。
經歷2003年七一遊行，50萬人拉倒特首董建華。2005年曾蔭權接任後，民情指數由2005年1至6月的97.7，躍升至下半年的124.9。當年七一遊行人數，也由之前一年近20萬人跌至2萬2000人。當時評論認為，市民對政府施政的不滿，已經因為新任特首上台而消弭不少。
之後幾年，民情指數和遊行人數大致平穩。直至2012年現任特首梁振英上台，被指寓所有僭建問題，惹來社會廣泛批評。那年民情指數大幅下跌，七一遊行人數也升至近10萬人。
遊行的效果不會立竿見影，不過香港人性子總是急，想看到立刻的效果，往往想要有2003年的結果。
但經歷雨傘運動後，這個關係圖卻出現變化。2015年上半年的民情指數71.8，比2014年上半年的76還要低。然而，根據港大民意研究計劃估算，遊行人數由2014年的15萬7000人，減至2015年的2萬8000人。
「遊行成功與否，視乎你的目的是什麼，遊行的效果不會立竿見影。」葉兆輝分析：「不過香港人性子總是急，想看到立刻的效果，往往想要有2003年的結果。」
「遊行最少讓政府不能蒙混過去」
32歲的王慧君之前唯一一次參與七一遊行，正是2003年。那年她19歲，剛剛中學畢業，「其實當年也不太知道發生什麽事，只是一班朋友柴娃娃（兒嬉）去遊行。」當年對政治似懂非懂，但她今天回想起來，這一次遊行，改變了香港往後的軌跡，「董建華不是下台了嗎？」
之後，王慧君升讀大學、畢業後當上會計師，就像很多忙碌的香港人一樣，每天為「搵食」而工作，為生活而忙碌，沒有再參與過遊行或政治活動。直至今年6月16日，她看到了林榮基。
林榮基這件事，讓我突然覺得政治原來可以這麼近。
「我以往不太關心政治，但內地人員押解林榮基回港，讓我覺得內地干預香港，就在自己身邊發生。加上我就住在銅鑼灣附近，以前也會去銅鑼灣書店逛，總算是一個熟悉的地方。所以林榮基這件事，讓我突然覺得政治原來可以這麼近。」王慧君收起了過往的笑容，認真地說。
於是，這成了王慧君心中的政治警號，令她在相隔十二年後，決心參加今年的七一遊行。遊行真的能帶來改變嗎？王慧君不假思索地回答：「也不能說完全沒有用吧！除了2003年那一次的成功，2012年政府撤回國民教育科，不也是因為10多萬人集會嗎？或者一次遊行不會有很大的即時作用，但最少讓政府不能蒙混過去，以為整個社會都認同政府。」
週年式與議題式遊行
可是，特區現屆政府還會不會「正視」遊行，陳亦倫始終抱有疑問。
雨傘運動後，不少本土組織認為以往和平、理性的表達訴求方式已經失效。既然此路不通，他們選擇另闢蹊踁，將示威行動升級。2015年上半年，當時剛成立的本土民主前線針對因自由行帶來的水貨客問題，在屯門、上水、沙田等發起光復行動，到不同的藥房、珠寶店和商場示威。示威者除了對水貨客破口大罵，也多番與警察推撞、爆發衝突，釀成混亂。
光復行動旋即引起社會輿論。2015年4月，香港政府向中國政府提出將自由行過往的「一簽多行」，改為「一周一行」，希望能紓緩社會矛盾。
我覺得議題式遊行是有用；週年式遊行不是完全沒有，但鼓勵大眾走上街頭的動力，相比之下較少。
光復行動的成功，讓陳亦倫眼前一亮。他一邊思忖着，一邊說：「我當時覺得，如果我們願意激烈抗爭，原來會帶來改變。本土派的行徑無疑是激進，但政府總算有立刻回應。」
林榮基事件發生後，陳亦倫曾躊躇應否參加今年遊行。但思前想後，他自覺想通了：「我覺得遊行分兩種類型，一種是議題式遊行，另一種是週年式遊行。林榮基提及的六千人遊行，是議題式的，而不是週年式的。我覺得議題式遊行是有用；週年式遊行不是完全沒有，但鼓勵大眾走上街頭的動力，相比之下較少。」
不過最讓他討厭的，是泛民政黨在遊行中的「角色」：「遊行時，你總會看到他們爭先恐後，走出來籌款，讓我覺得七一只淪為他們『插旗』的嘉年華，一場政治秀。想了一段時間，今年七一，我應該都不去了，畢竟對週年式的參與有保留。」陳亦倫向記者說。
動機、過程、效果，王慧君卻沒有想得這麽多。「我不知道遊行會帶來什麽結果，但最少我有發過聲，如果連這點發聲的機會都失去了，香港人就什麽都沒有了。」王慧君肯定地說。
（為尊重受訪者意願，文中陳亦倫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