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荣基的话，让我觉得游行仍然有它的意义、价值。”22岁、现时在零售业实习的陈亦伦接受访问时，若有所思地说。
6月16日，铜锣湾书店店长林荣基向传媒交代在内地被拘押的来龙去脉。据他表示，当日他原本要按中央专案组要求，返港领取具读者资料的电脑硬件后重回内地。在屈服与反抗之间，他看到此前有六千市民为他走上街头的新闻，心生感动，最后决定留在香港，公开事情。
游行是一碗中药，需要时日，功效才会慢慢渗透出来。
陈亦伦并非这六千人之一，他本来一度怀疑及厌倦游行。但他想不到，今年一月中旬的游行，一班素未谋面的市民，原来赋予了林荣基对抗强权的勇气。他现在重新思考游行这种模式，想出这个比喻：“我们不应该视游行为药力很快见效的抗生素；它是一碗中药，需要时日，功效才会慢慢渗透出来。”
“不因团结而相同”
“游行无用论”，近年由部份青年及本土激进派提出，认为和平示威游行并未能为社会带来实际改变。今年5月1日，在一场争取劳工权益的游行中，就出现九个大专院校及本土组织发表联合声明，指他们“并不甘于行礼如仪的表达诉求方式”，决定缺席五一劳动节大游行。
香港最大型的一次游行，是1989年声援六四事件，当年有100万市民上街。回归以来，游行仍然是香港人表达诉求的主要方法，主办单位只要预先评估参与人数，向警方申请不反对通知书，就能合法游行。但这种和平游行，近年在本土派口中却沦为一场“仪式”。
（七一游行）决战689，不知道游行如何做到。
林荣基受游行人士感动勇敢走出来的一席话，为和平游行的支持者带来一个有力的回应，扳回声势。而今年口号为“决战六八九；团结一致、守护香港”的七月一日游行，主办单位民间人权阵线（民阵）决定顺水推舟，找来林荣基带头，希望借此鼓励更多市民走出来表达诉求。他们预计今年有10万人参与。
然而，再一次，这个游行的呼吁并未得到本土派组织领情。“不因团结而相同，只因相同而团结”是青年新政的理念，召集人梁颂恒6月9日对传媒表示，他们不会参加七一游行，但会在游行路线沿途摆街站，宣扬香港前途自决的理念。“我们不认同今年七一主题，决战689，不知道游行如何做到。”梁颂恒说。
6月27日，另一本土派组织本土民主前线在社交网站专页宣布，将联合青年新政和香港民族党，7月1日晚上七时在中联办外自组集会。他们同样打出“林荣基”这张牌，指香港人应向中国政府禁锢林荣基作出行动上的回应，誓言“要把正义和自由夺回来”。但三个组织都没有明言集会形式及会否冲击等，只强调并未向警方申请不反对通知书。
曾经改写香港历史的七一游行
1997年回归以来，每年7月1日回归纪念日都有游行，初期由支联会主办，争取中国及香港民主，规模较少，只有数百至最多3000人参与。至2003年上半年，香港爆发疫症沙士（非典型肺炎），299人死亡，香港经济跌至谷底；政府同时间推动廿三条立法，社会广泛担忧言论自由和出版自由受损，就在这一年，七一游行首次由民阵主办，口号为“反对23，还政于民”，当年有50万市民参加。
这场浩荡的游行后，一向表示支持廿三条立法、时任自由党主席的行政会议成员田北俊突然宣布辞去行政会议职务，政府最后被逼撤回廿三条立法。7月16日，负责推销廿三条立法的保安局局长叶刘淑仪，以及早前被揭发“偷步买车”的财政司司长梁锦松相继请辞。2005年2月，屡受批评的特首董建华亦以“脚痛”为由，辞去行政长官一职。
七一游行，成为这次政治角力最有效的手段，此后亦成为香港每年最大型的游行活动。每年也有新团体加入队伍，他们举起的旗帜，由外佣权益、宠物权益到反对性倾向歧视等，游行诉求越趋多元化。
2014年，20岁、大学二年级的陈亦伦受身边同学影响，开始关心时政，越发觉得自己要肩负更多公民责任。于是那年的七月一日，他决定身体力行，第一次参加游行。
那年游行主题是“捍卫港人自主，无惧中央威吓，公民直接提名，废除功能组别”，社会对香港特区普选行政长官的渴望殷切，要求提名机制必须普及而平等。当民阵在游行后，宣布有接近五十一万上街时，陈亦伦记得他很鼓舞，“认为民间向政府展现出强大力量。”
游行后太阳照常升起？
他说:“当时我觉得政府真的会回应诉求。03年，50万人上街，就是一个好例子。到了14年，51万人上街，这个数字有代表性。先不说政府会不会让步，至少我相信政府会跟市民多作沟通。”
我看到一群人，肯为香港付出，肯押上自己前途，从他们身上，我看到希望。
游行后，学生组织“学联”和“学民思潮”号召游行人士，在游行终点、中环遮打道通宵静坐集会，称为“预演占中”。当时陈亦伦也去了声援预演占中参加者，留守到翌日破晓，直至警察把参加者逐一抬走。
经过整天的劳碌，陈亦伦虽然疲惫，但内心却充满希望：“我看到一群人，肯为香港付出，肯押上自己前途，从他们身上，我看到希望。”
他深深记得，预演占中后，脸书很多人都写上“天亮后，世界就会不一样了”的字句。他那时也悬悬而望，憧憬着天亮后的新天地，究竟会是什么模样。
可是，政府在游行后一直对民众诉求置若罔闻。7月3日，尽管立法会议员在行政长官答问大会连番质问特首梁振英，政府依旧对游行诉求嗤之以鼻。8月31日，人大常委会作出了三项决定，不仅否决了公民提名，连一些较为温和的方案也一一拒诸门外。9月28日，反对“八三一决定”的雨伞运动爆发，政府立场持续强硬，当日傍晚更施放催泪弹驱赶民众。
10月1日，中联办主任张晓明出席国庆升旗礼、回应雨伞运动时，他指向天说“太阳照常升起”，揶揄占领者不会逼使政府让步。
当时有参加雨伞运动的陈亦伦对张晓明这番讽刺记忆犹新：“现在回想，感觉很锥心，因为每个人都说，那天之后，社会就会不一样。不过最后又不一样了多少呢？太阳照常升起，世界还是这个模样。”
结果，游行完了，雨伞运动完了，普选的愿望落空了。陈亦伦自觉疲倦乏力，自此再没去过游行。
每个人都说，那天之后，社会就会不一样。不过最后又不一样了多少呢？太阳照常升起，世界还是这个模样。
游行是抒发不满，还是直接推动改变﹖
2015年的七一，民阵公布游行人数仅有48000人，较2014年51万游行人数大减9成。
“15年是比较特别的，毕竟经历过14年的雨伞运动，大家都很累。就算爆发了如此惊涛骇浪的占中，大家的诉求依然达不到，很多人也没心机去，宁愿休息一下。”香港大学社会工作及社会行政学系教授叶兆辉说。
香港大学民意研究计划，由1992年起每月都会计算“民情指数”，反映香港市民对社会的情绪反应，社会积累的不满情绪越高，民情指数越低。
民研计划指出，民情指数包含市民对整体政府管治和社会状况的评价，可用以解释及预视社会出现集体行动的可能性。由2003年至2014年，民情指数与七一游行人数大致成反比，即是市民对现况越满意，越少人游行。
经历2003年七一游行，50万人拉倒特首董建华。2005年曾荫权接任后，民情指数由2005年1至6月的97.7，跃升至下半年的124.9。当年七一游行人数，也由之前一年近20万人跌至2万2000人。当时评论认为，市民对政府施政的不满，已经因为新任特首上台而消弭不少。
之后几年，民情指数和游行人数大致平稳。直至2012年现任特首梁振英上台，被指寓所有僭建问题，惹来社会广泛批评。那年民情指数大幅下跌，七一游行人数也升至近10万人。
游行的效果不会立竿见影，不过香港人性子总是急，想看到立刻的效果，往往想要有2003年的结果。
但经历雨伞运动后，这个关系图却出现变化。2015年上半年的民情指数71.8，比2014年上半年的76还要低。然而，根据港大民意研究计划估算，游行人数由2014年的15万7000人，减至2015年的2万8000人。
“游行成功与否，视乎你的目的是什么，游行的效果不会立竿见影。”叶兆辉分析：“不过香港人性子总是急，想看到立刻的效果，往往想要有2003年的结果。”
“游行最少让政府不能蒙混过去”
32岁的王慧君之前唯一一次参与七一游行，正是2003年。那年她19岁，刚刚中学毕业，“其实当年也不太知道发生什么事，只是一班朋友柴娃娃（儿嬉）去游行。”当年对政治似懂非懂，但她今天回想起来，这一次游行，改变了香港往后的轨迹，“董建华不是下台了吗？”
之后，王慧君升读大学、毕业后当上会计师，就像很多忙碌的香港人一样，每天为“揾食”而工作，为生活而忙碌，没有再参与过游行或政治活动。直至今年6月16日，她看到了林荣基。
林荣基这件事，让我突然觉得政治原来可以这么近。
“我以往不太关心政治，但内地人员押解林荣基回港，让我觉得内地干预香港，就在自己身边发生。加上我就住在铜锣湾附近，以前也会去铜锣湾书店逛，总算是一个熟悉的地方。所以林荣基这件事，让我突然觉得政治原来可以这么近。”王慧君收起了过往的笑容，认真地说。
于是，这成了王慧君心中的政治警号，令她在相隔十二年后，决心参加今年的七一游行。游行真的能带来改变吗？王慧君不假思索地回答：“也不能说完全没有用吧！除了2003年那一次的成功，2012年政府撤回国民教育科，不也是因为10多万人集会吗？或者一次游行不会有很大的即时作用，但最少让政府不能蒙混过去，以为整个社会都认同政府。”
周年式与议题式游行
可是，特区现届政府还会不会“正视”游行，陈亦伦始终抱有疑问。
雨伞运动后，不少本土组织认为以往和平、理性的表达诉求方式已经失效。既然此路不通，他们选择另辟蹊踁，将示威行动升级。2015年上半年，当时刚成立的本土民主前线针对因自由行带来的水货客问题，在屯门、上水、沙田等发起光复行动，到不同的药房、珠宝店和商场示威。示威者除了对水货客破口大骂，也多番与警察推撞、爆发冲突，酿成混乱。
光复行动旋即引起社会舆论。2015年4月，香港政府向中国政府提出将自由行过往的“一签多行”，改为“一周一行”，希望能纾缓社会矛盾。
我觉得议题式游行是有用；周年式游行不是完全没有，但鼓励大众走上街头的动力，相比之下较少。
光复行动的成功，让陈亦伦眼前一亮。他一边思忖着，一边说：“我当时觉得，如果我们愿意激烈抗争，原来会带来改变。本土派的行径无疑是激进，但政府总算有立刻回应。”
林荣基事件发生后，陈亦伦曾踌躇应否参加今年游行。但思前想后，他自觉想通了：“我觉得游行分两种类型，一种是议题式游行，另一种是周年式游行。林荣基提及的六千人游行，是议题式的，而不是周年式的。我觉得议题式游行是有用；周年式游行不是完全没有，但鼓励大众走上街头的动力，相比之下较少。”
不过最让他讨厌的，是泛民政党在游行中的“角色”：“游行时，你总会看到他们争先恐后，走出来筹款，让我觉得七一只沦为他们‘插旗’的嘉年华，一场政治秀。想了一段时间，今年七一，我应该都不去了，毕竟对周年式的参与有保留。”陈亦伦向记者说。
动机、过程、效果，王慧君却没有想得这么多。“我不知道游行会带来什么结果，但最少我有发过声，如果连这点发声的机会都失去了，香港人就什么都没有了。”王慧君肯定地说。
（为尊重受访者意愿，文中陈亦伦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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