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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維中國演講 III: 數位新經濟、社會運動與左派的未來

「一切已死的先輩們的傳統,像夢魘一樣糾纏着活人的頭腦。」我們需在新的歷史和媒介條件下,創造出新的組織形式和社會運動。


編按:2016年6月,著名馬克思主義地理學者大衞·哈維(David Harvey)應邀到訪中國,於6月7日到6月16日間在南京大學、山東大學、首都師範大學等地演講。北京大學文化研究博士林品將原先刊在澎湃新聞的哈維講演摘要增補修訂,授權端傳媒編輯轉載。文分三篇,首篇討論中國城市化與資本擴張,次篇聚焦於資本主義核心邏輯,第三篇討論數位經濟與社會運動。

哈維認為,Uber這樣的公司,其理念聽起來富有道德情懷,但其勞動卻是在相當糟糕的合同狀態下進行,那依然是徹頭徹尾的資本主義經濟。
哈維認為,Uber這樣的公司,其理念聽起來富有道德情懷,但勞動卻是在相當糟糕的合同狀態下進行,那依然是徹頭徹尾的資本主義經濟。攝:Charles Platiau/REUTERS

哈維在演講中分析了中國當下的城市化與資本轉移,又通過解剖資本運動,指出我們當代所面臨的「螺旋失控」危機。除此之外,哈維還分享了他對當下流行的數位時代新經濟,如「萬眾創業」與「共享經濟」模式的觀察。

在哈維看來,當下時興的這些新經濟模式,並沒有提供一條脫離「螺旋失控」的出路,反而只是一種新的拜物教(fetishism)形式,它並不能解決資本主義的問題,而是讓問題變得更為嚴重。

數位新經濟,仍然是資本螺旋

現在的資本訴諸新的形式,比如「知識經濟」,把科技轉為商業──手機、app等等,都是經典案例。哈維說,知識經濟催生新的科技企業,而單個人也能藉助科技力量參與其中(例如P2P點對點網絡模式,就消除了中介),從而「非常民主,非階層化,可能也是解放性的」。他頗為欣賞。

但是,哈維不認為科技創業和知識經濟改變了資本主義。

他指出,數位經濟的參與者(編按:如工程師、設計師、內容工作者)看似是擺脫了傳統大規模工業化生產「自由勞動者」(free labour),可是仍然被人控制 ── 控制者可以是那些提供平台的大型科技公司,如亞馬遜、谷歌、蘋果、臉書等等。

至於所謂「知識經濟」,也只是讓知識以「知識產權」的形式商品化,從而更加深刻地進入資本主義體系的剝削關係中。在科技創業中,一個新的 app 出現迅速獲得注意力,大公司會過來收購,把新技術收為己有。即使是P2P這樣的去中心化形式,也很快被大資本壟斷。

哈維指出,有人認為新興的「自由勞動者」模式改變了傳統的勞資關係,但這種模式其實很久前就有。在資本主義早期時代,曼徹斯特的資本家會把原材料帶給當地人,讓他們去紡織,然後交回成品,支付相應款項(編按:如同早期台灣家庭代工)。人們在自己家中完成勞動,等待收購者出現,對自己的產品估價。

而現在的這些新商業模式,某種程度上是這種關係的迴歸:商人控制了市場和接觸市場的渠道(access to the market)──勞動者創新,資本拿走你的創新品。這只不過是曼徹斯特的舊模式在「創新勞動」(creative labour)的形式中復興。

創新勞動的剝削與「自主錯覺」

哈維提到,他最近在寫一篇文章,用到 P2P Foundation 的 Michel Baunes 提供的數據,來計算這些新興經濟從業者的實際工資。據數據顯示,這些人的工資僅僅價值2美元一小時,遠遠低於美國官方規定的最新時薪!這說明「創新勞動」被剝削程度之高。

在時薪變低的同時,像 Uber 和 airbnb 這樣所謂的「分享經濟」,都很快被資本所壟斷。Uber 這樣的公司,其理念聽起來富有道德情懷,但其勞動卻在相當糟糕的合同狀態下進行:「那依然是徹頭徹尾的資本主義經濟。」

哈維由此得出結論:人們寄予厚望的創新科技,沒能帶來民主力量,只是讓極少數人變得極端富有。馬克思曾認為,勞動過程會越發處於資本控制之下。今天,數位時代的新經濟雖然創造「自己控制勞動過程」的感覺,卻仍然是一種外包體系;只不過資本不再用大工廠生產,而是將個人看作免費的自由勞動力。

這種剝削改變了勞資關係,令其更加隱蔽。甚至是不知不覺間你也從事了勞動。他舉例說,互聯網用戶使用 Google ,貢獻流量、數據與內容,相當於花時間幫助 Google 創造價值;但用戶卻未得到任何報償,而是任由 Google 攫取驚人財富。這是新時代的剝削結構。

一名售貨員正向客戶銷售 Lenovo的電腦。
數位時代,也有新時代的剝削結構。 圖為一名顧客在選購電腦。攝:Cancan Chu/GETTY

新政治格局下,左派不能死守教條

哈維提到,我們必須開展社會運動,來抵抗資本主義的剝削機制。但當前資本主義危機,往往引發異化的政治活動──資本的動力(dynamics)轉化成了政治壓力,催生了川普這樣的非傳統政治家,以及歐洲新法西斯主義浪潮這類現象。因而,當下是一個異常危險的時刻。

哈維提醒聽眾,在這裏需要注意資本主義動力和政治文化系統的交叉。他在講座中預見了 6月23日英國脱離歐盟「很可能成功」。他說,很多人支持脱歐的理由是由於移民,這是個很糟糕的理由。他說,脫歐本來有很多其它好理由(他自己支持Brexit),而不是打移民牌。

在美國,特朗普也調用了同樣的反移民論調。資本此時則說道,「不要怪我們,都怨移民」,資本在自稱清白方面可是有非常悠久的歷史了,媒體和政治家也都把問題歸咎於移民,產生了反移民的政治。

哈維在反對極右翼勢力的同時,也批判了西方左派。他指責不少西方左派過於保守,總是想要回到過去,乞靈於列寧或盧森堡(Rosa Luxemburg)的傳統。

哈維援引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霧月十八日》中的名言——「一切已死的先輩們的傳統,像夢魘一樣糾纏着活人的頭腦。」他提出,左翼政治需要把自己從傳統夢魘中解放出來,建立起與歷史上的列寧主義政黨相異的新型組織,將馬克思的批判和自我批判精神,納入到自己的政治結構中;其需在新的歷史和媒介條件下,創造出新的組織形式和社會運動。

新勞動型態下的「無產階級」

哈維說,當代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已經從「福特式」(大工業流水線)轉向「後福特式」和「新福特式」。這也讓「無產階級」的構成和反抗方式,都發生了重大變化。在新的歷史條件下,出現了新的無產者── 例如服務業、物流業、餐飲業和零售業員工。然而不幸的是,很多左派人士對於組織「新無產階級」並不熱心,因為這類勞動者的價值生產,似乎與經典左派理論關於「工人階級」的認知並不相符。

哈維認為,如今時移世易,嚴格死守馬克思在19世紀提出的結論,是一種教條主義的表現,是理論思考的無能。雖然快餐員工與產業工人有非常不同的特徵,但某種意義上說,麥當勞員工已經成為「21世紀的鋼鐵工人」。

講座中有學生表示,自己看到底層人的處境,有一種無力感:「我們了解他們的痛苦和渴望,政府為了城市的發展而犧牲某些人。我們自己則是他們犧牲的受益者。但我自己卻已經深深嵌入經濟結構之中,無法脱離這種生活方式。我應該如何面對自己?」

哈維則反問:「為什麼要脱離這種生活方式?現代生活確實帶給我們很多便利性。」他提到自己早期在北歐的經歷──當時天寒地凍,屋子卻沒有暖氣,人們一起擠在火堆旁,只有半身暖和。「這提醒我們現代社會好的一面。至少我自己再也不想那麼冷了。」

他說,「我們不是要消滅現代生活,而是要讓現代生活不那麼快席捲這一切,避免被消費主義所裹挾。想要更好的生活是很正常的,沒有什麼可以指責。」

消費主義的階級鬥爭

哈維順著這個思路,也提到當今社會湧現出的,許多針對消費主義的鬥爭。

傳統馬克思主義者,一般只着眼於生產過程中的剝削與階級鬥爭;但哈維認為,「價值實現」(消費)過程中,也存在着剝削與階級鬥爭。「馬克思和恩格斯在不同場合提及過這種可能性,但並沒有詳細闡述過;這與馬克思、恩格斯那個時代工人階級的狀況有關。而之後的正統馬克思主義,要麼忽視它,要麼將其視為不那麼重要的問題。」

哈維強調,現在勞資關係的普遍趨勢是:資方在生產過程中有所妥協,可以給勞工開出不低的工資,卻在價值實現過程中進行回收。勞工的消費能力變得日益強大,但他們作為消費者,也正遭到層層的盤剝。因而,我們應該認真考察生產和價值實現之間的對立與統一,並對價值實現過程中的剝削與鬥爭,予以比過去更多關注。

哈維提出,不斷上漲的房價、名目繁多的電信和信用卡收費,都涉及階級鬥爭。在消費這個實現價值的領域,中產階級、無產階級和流浪漢,反而可能構成新的同盟。在哈維看來,反資本主義的鬥爭,應該是生產領域鬥爭(勞工運動)和價值實現領域鬥爭(消費者運動)的結合。

麻煩的是,這和正統馬克思主義者的觀點不相符。而當理論正統與現實發生衝突時,很多人寧可選擇死守理論,而不是直面現實。哈維認為,西方社會發生普遍危機,歐美左翼卻沒能取得什麼勝利,這固然有多種原因決定。但其中最重要的一點因素是:今日的階級鬥爭,與馬克思的時代已經不盡相同了。

城市與生活空間的政治

時到今日,階級鬥爭的首要場域,已經由工廠轉向日常生活空間──例如城市。

目前,全世界已有超過一半人口生活在城市。城市問題越來越多、越來越大,人們在城市生活中的矛盾也越來越難解決。哈維認為,圍繞這些城市問題進行論辯,將倍受壓迫和剝削的城市底層、弱勢、邊緣人群組織起來,為更良好的城市權利和更高質量的城市生活而鬥爭,就是今天要解決的宏大歷史問題。

城市問題的困難之處在於:今日主導城市發展的權力,正日益落入強大的私人資本和財團掌控之中。哈維以美國次貸危機為例,指出美國城市街區和普通民眾的社區生活,正遭到金融機構的掠奪性貸款破壞和困擾。

不過在另一方面,大量的城市社會運動已經證明,一種去中心化和網絡化的反抗結構正在生成。例如土耳其因蓋齊公園(Taksim Gezi Parkı)遭強拆而引發的抗議運動,巴西因公交地鐵漲價而引發的抗議運動。面對這些新形式的運動,我們需要探尋新形式的政治過程,把這些社會運動與傳統勞工運動整合起來。

因此哈維倡議,應當建立類似社區委員會的機構,來組織新無產階級的日常生活,對城市空間中的資本運動進行民主化管理,從而反抗資本力量對城市空間的「創造性破壞」。在哈維看來,那些來自無政府主義和自治主義傳統的組織,在近幾年的社會運動中表現得有聲有色,他們比傳統的馬克思主義者更為深入地介入到日常生活的政治之中。

哈維也指出,在探尋網絡化組織方式的同時,為了與資產階級、大資本爭奪權力,反資本主義的抗爭也絕不應局限於某種去中心化、差異化的反抗策略,而是要共同籌劃鬥爭理論和鬥爭目標。

在點滴累積中,走向自由解放

哈維提請聽眾回顧馬克思在《資本論》第一卷中,對工人鬥爭所做的精彩分析:那些為了縮短工時和提高工資而進行的鬥爭,是工人階級走向自由與解放的第一步。對於哈維而言,「革命」並不是某種突發的,斷裂性的「事件」,而是一場漫長的民眾鬥爭和社會運動。那是一個長期的逐步轉變過程。

進步是要一點一點累積的。看似不大的要求,也可能會引發連鎖的,可觀的革命成果,甚至,在暫時的客觀形勢不可能取得任何革命成果的情況下,左翼也得耐心地尋求有妥協性的方案,而這種方案,仍有可能破除新自由主義緊縮政策的陳詞濫調,並且為新的組織形式開啟可能性。

哈維提醒,我們不能抱有幻想,覺得搭乘經濟增長的列車,就可以坐等大同社會的來臨——那是一種非辯證的經濟決定論,也是對馬克思的誤讀。哈維提出,我們當前的部分目標,就是以新的,不同於既存秩序的原則,來改造和重組日常生活,這是諸多政治行動都應該遵循的方向:為探尋一種美好的生活而努力奮鬥。

(林品,文化研究學者,現居北京。戴娜美對本文亦有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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