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在內地被扣查的銅鑼灣書店店員林榮基，召開了記者招待會，講述了他過去七個月內被軟禁拘押、不得聯絡家人和律師，並被要求交出書店讀者訂書資料的事，等於完全推翻中共官方的原有劇本和台詞。這無疑是一顆真實的巨大炸彈，炸開了獨裁政權的謊言，也在香港人心中炸開了一個真實的領域。
當仍受著「保釋候查」威脅的林榮基，手持銅鑼灣書店的讀者訂書資料，踏上火車準備回到大陸，把這些資料上繳給權力機關時，心中是轉過了怎樣的念頭，才讓他毅然折返，向世界公開他的經歷？他眼前必然曾經存在一個世界，一條權威的路徑，他本來是沿著那路徑的指示回港，向警方銷案，對傳媒不發一言。他本來幾乎要選擇向權力屈服，活在那個佈滿謊言然而可能保住自身平安的世界裏。他回港兩晚都沒睡好；但他仍有足夠意志，選擇了另一個光明的世界，把話說出來，與香港人站在一起。
「不義比死亡更能毀滅人」
香港人，不熟識中共式權力鬥爭，幾曾識干戈？然而近年我們都感受到謊言的威力，那就是巨大的疲累與虛無。看禁書的港人其實沒有很多，但確實很多人關懷過銅鑼灣書店五子，做出過遊行、聯署、撰文、行為藝術、網上逐格比照電視認罪的穿崩位等等行動，連政府的新街道在臉書招名字，都有人留言「銅鑼灣五子響邊道」，獲逾千讚好。港人與國際的關注下，其中數人得以回港，但他們回港後都明顯處於一種謊言的系統中，港人心知肚明，但是不禁黯然，我們想保護的人，被極權阻隔開來，咫尺天涯。漢娜鄂蘭說過，極權最恐怖之處，就是讓人們處於孤立隔絕的狀況，認定自己無力對抗。所以林榮基的抉擇，分外讓我們感到，「站在一起」是多麼困難的抉擇，而正因其困難，它又具有多麼巨大的力量。
亂世來臨，每個人都將遭遇巨大的抉擇難題，正義與邪惡，生與死，不再是電影中的虛構情節。林榮基當然已經領受過死亡的威脅。好生惡死本乃人之天性；而歷史上，人性確曾一再達到「捨生取義」的高度——「真正困難的不是逃避死亡，而是避免做不義之事；不義之事比死亡更難逃避。不義比死亡更能毀滅人。」這是蘇格拉底在死亡面前的最後自辯。蘇格拉底以死亡去捍衛自己對真理的追求。而在是次事件裏，把讀者資料給予權力特務機關，顯然是不義的；參與鞏固整個集團被失蹤的謊言劇本，顯然是不義的。而林榮基，一位書店業者，被屈穎妍嘲弄為「書業偏門」的禁書書商，一個年屆六十的灰髮叔叔，就此達到了蘇格拉底的高度：他拒絕了政權的謊言，也就是拒絕了不義的毀滅；保住了自己的人格，也保住了香港的光明。
林榮基的所為，恰如捷克前詩人總統哈維爾在《無權者的權力》中所描述的：「他撕開一切，而顛覆了權力的結構。他證明了活在謊言中，就是活在謊言中。他從高聳的正面直接打穿體制，讓權力的真實基礎脫然於世。」僅僅是一個赤手空拳的平民百姓，就可以動搖整個體制，因為「他向大家顯示，在真實中生活是可能的。」
活在真實中
香港身處極權社會與自由社會的交界水域，總有人相信可以周旋在極權與民主的規則之間存活，懂得揣摩生存之道，自詡為聰明人，社會上謂之「sophisticated」，是一種褒讚。對於林榮基的行動，陳雲就評為幼稚不堪一哂，嫌他沒有和美帝結盟，沒有在美國得到政治庇護才開口。是呀，林榮基竟然沒有先逃出香港到安全的地方才發言，竟然說視香港為家沒有打算離開，真是天真得令人吃驚。他竟然相信，香港可以保護他？還是他認為，即使無人可以保護他，他都要把話說出來？但正是因為這天真、這不顧自身，才引發這麼多香港人血性上湧，認為無論如何一定要保護他。香港人就是不想再要那種sophisticated的明哲保身。所謂覺醒，就是發現，勇氣，才是存在感的根源。
這麼多香港人為林榮基的勇氣激動，是因為林榮基以一個活生生的平凡人，具體呈現了香港人的集體欲望：在真實中生活。在真實中生活，本是平常的；是因為遭遇極權，它才成為這樣巨大的欲望。這種欲望是希望可以展示生命的本質，即朝向多元、多樣、獨立的自我建構與自我組織，亦即朝向人類自身的自由之完善；拒絕極權所要求的服從、統一、紀律。極權與自由的欲望天然衝突——因此抱持這種欲望的人必然涉及真正的政治，但他們多對政治權力的爭奪不感興趣。
關於極權的謊言，韓國電影《逆權大狀》中有一段簡單而極端的展現：特務機關要把大學生屈打成招為共產主義份子，那些也是「幾曾識干戈」的大學生，根本不懂得答出極權想要的答案。及至於屈服，與其它受刑的同伴一起對口供，卻是怎麼都對不起來，因為那是虛構的謊言，就如要在身體強行植入一個外來的器官，自然出現排斥反應——而痛苦的是謊言必須通過集體來完成結構。當它結構完成之時，極權就已滲入每個人的生活之中，在每個細節都要求謊言的供奉。
對此，我們應該再認真讀哈維爾的《無權力者的權力》。哈維爾所稱的「在真實中生活」，包括任何個人或群體以任何形式反叛於操控：「從知識份子的抗議信到工人的罷工抗爭、從搖滾音樂會到學生示威、從拒絕參加選舉鬧劇中的投票到在官方會議上發表公開演說，或者甚至絕食抗議等。」正因為極權的操縱意圖壓制我們生活中每一個自我完善的目的，那麼反過來證明了生活中每一個自由言論，都在政治上對極權體制造成間接的威脅。每一個不同領域的多元實踐，都在挖走極權高牆的一塊磚，因此寫作、唱歌、遊行、絕食、暴動都不應被斥為無用。歸根究柢，最重要的信念是，相信真實生活中的公共、開放、流動、多元可以滲透社會，讓我們做一個有尊嚴的人，這才是真正的政治，而非政治權力的更替。真實的力量既是外在的也是內在的，哈維爾精確地指出，極權社會意圖毀滅人們的道德感與責任感；因此我們亦不可抹煞自己內心的道德感與責任感之呼聲，並應以自身的行為去呼應：林榮基已經負起了他的道德責任去揭穿極權的謊言，那我們又該做什麼來與他同行？
「我都可以，為什麼你不可以？」
活在真實中，與極權和謊言對抗，需要付出代價。猶記得程翔先生說過，共產黨最壞的地方就是讓你覺得自己很對不起自己的家人；評論人長平就因家人被公安脅迫而選擇與家人斷絕關係，令人感佩悚然。在極權的蔓延中，面向公共與真實，也同時會導致個體與家庭或社群的割裂。林榮基也一樣。在如此關口仍以林氏家庭與情感狀況轉移視線的人，與極權行為同等可恥。
香港人的痛苦，在於我們尚保有些許光明的記憶，而現正目擊黑暗的覆臨。官員長期指鹿為馬，並用主流媒體與官方渠道去播放粗劣犯駁的謊言，真實的聲音常被淹沒，你感覺到自己將要活在不義之中，然而身邊好像還有許多人對此根本不聞不問。憤怒、厭倦、無力，又沒有人能告訴我們如何可以得到勝利。但林榮基說，他回港後翻看新聞，見有6000人遊行支持自己，這成為了他說真話的力量。這已經明確顯示了，雖然遊行後我們不得不回家，不肯定自己的行動可以爭取到什麼，但一切付出，卻有可能在我們不知道的時機，激發出驚天動地的另一些事物，動搖極權的根基。我們必須相信，只能以勇氣激發勇氣，呼召同道者，如同詩人廖偉棠寫過的，「每一隻螞蟻／都在傳遞一片叫喊的木炭」。
看到青年網絡作家將林榮基的行動描述為傳遞了絕望的訊息，因為一國兩制已經不存在。其實魯迅一早說過，絕望之為虛妄，正與希望相同。絕望與希望都是人意識的反映，一切是靠行動去模塑實在的結果。絕望是有力量的，如果它可啟動義無反顧的絕地反擊；但我們應堅拒以絕望作為「不作為」的藉口，因為那就是在敵人動手前先從內在殺死自己。說到底，關於絕望，林榮基已經回答了：「我都可以，為什麼你不可以？」
林榮基的形象有特殊的時代意義。他是個書店營運的失敗者（2014年因財政營收問題把銅鑼灣書店業權出讓予巨流媒體），無疑是不夠精明和sophisticated，但恰因此，他能夠拒絕與極權妥協，顯現人性的光輝。因此林榮基的行動也包含一種更世故的感動：他不是香港社會現時最受落的「素人」，相反他比一般港人更了解中共，更有害怕的理由；他已經被迫說過謊，身上有經歷與傷痕，包括家庭情愛的失敗，包括極權的拘捕威嚇——有了這些經歷，還依然可以做出反抗，這裏面有莫大的希望，像是說明生命依然有無窮的可能與力量，恐怖與折磨不能銷毀人的意志、道德、責任感。的確還不能說「我們都是林榮基」，因為林榮基做的、承受的，比我們都多——他僅僅標示了真實的高大，指向了一種提升的可能，其力量可比於坦克前的王維林、為身邊的人擋子彈的六四民眾。在這個分裂式政治抬頭的年代，「我都可以，為什麼你不可以？」發出一種跨世代、跨背景與跨政治陣營的籲求，指向了「共同的政治」。香港人得以用行動，再連結為一個希望的共同體。「我都可以，為什麼你不可以？」是林榮基留給香港人的最大鼓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