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論

李伯匡:捍衞「比卡超」譯名,只因中港矛盾?

這次香港捍衞譯名的運動,假如不誤讀為文化攻擊,就可以在民主抗爭史上,催生更有意義的討論。

刊登於 2016-06-12

圖為2006年紐約市一間百貨公司主辦的感恩節活動,巡遊當中有一個比卡超大型氣球。
圖為2006年紐約市一間百貨公司主辦的感恩節活動,巡遊當中有一個比卡超大型氣球。

Pokémon 20週年,新的起步,打算統一全球中文譯名,豈料引起部分香港人反感。「比卡超」改為「皮卡丘」,彷彿觸及香港傳統文化的底線,是經營者未及考慮的。由消費者到參與者,香港人試圖從政商手中掌控與生活相關的詮釋權力,這一次可謂對任天堂在香港威權的挑戰。

從任天堂的角度來看,它未必了解香港人怎麼想,但一定了解比卡超的商品價值;香港人了解「比卡超」,又不一定要了解任天堂。愛好者追隨比卡超的步伐,購買遊戲和週邊產品,全心全意建立自己和牠的關係;任天堂推廣比卡超,由開發以比卡超為主角的黃版電玩,要牠重複在電視劇集露面,甚至重塑其纖瘦身形,都出於一套精密的行銷策略。

這就是Pokémon的「角色經濟」。任天堂創造了角色的美好形象,在遊戲等媒介贏取人氣之後,其背後的世界觀不斷擴展,製作更新更大的城市地圖,鼓動玩家的好奇心;文化價值亦隨之建構,每次遊戲通關都帶來現實缺乏的成就感,傳揚了努力能改善世界的夢,比卡超就成為象徵友情勝利的圖騰。不過,催生任天堂子公司The Pokémon Company的,終究是市場;即使說得多麼美好,假使無人消費,Pokémon就沒有未來。

任天堂統一中文的必然

近年任天堂與Google合作,發展手機網絡遊戲、動畫電影,以至統一譯名,都指向Pokémon將強化跨地域遊戲性質,而不是針對個別文化、在地化的遊戲。現任社長君島達已,曾是Pokémon業務在歐美擴展的功臣,他已掌握更大權力拓展海外市場。展望未來,哪怕太平洋的另一端,兩岸玩家也能分享同樣的Pokémon體驗。

統一名稱亦意味著任天堂對Pokémon業務的重視,可以預期更多的遊戲版本、週邊產品推陳出新,愛好者不一定會反對(何況資深玩家往往以日文版起手,與日本豐富的攻略資源接軌)。面對全球化,香港所謂的「比卡超名稱捍衛活動」,對生產商和消費者來說,其實都是不合乎經濟效益的行為。

事到如今,無法要求任天堂改轅易轍,除非希望它破產執笠(倒閉)。遊戲業務競爭激烈,瞬息萬變,假如趕不及落實新概念,任天堂恐怕會重啟五年赤字,回到祖家販賣玩具和花札(花牌)的日子。遊戲平台Wii U的銷售並不理想,上年度的業積遜於市場預期,開發中的NX主機又被對手Sony的Playstation 4領先(例如VR技術,即虛擬現實),任天堂必須自強。

港版譯名並未全面敗北

經濟上說不通的,文化反而能夠解釋。正如Pokémon從育成遊戲開始,創作了一套社會與神話交織的世界觀,Pokémon譯名也從區別個體的工具,成為了建構地區歷史文化的一環。在近月的爭論中,港譯的所謂優越性,主觀是背負了城市文化的成長記憶;此外,也有論者試圖從更深的歷史或「文字心理」角度證成。例如,陳雲在5月30日FACEBOOK上,暢談「比卡超」三字的文化意蘊:「比卡超是承繼超人的超字,卡是卡通片,卡通片裡面的超人。兒童希望與超人比較、我與天比高的志氣,充滿兒童的幻想力和大志氣。」

除了陳雲談到的意譯和音譯,筆者也想針對「形譯」比較:「比」,形似發電老鼠的雙耳,「超」,則可拆為「走貂」,勾勒出一隻電光石火的小動物。相反,皮即表皮,丘乃山丘,望文生義,「皮卡丘」反而引起誤會。港譯「紅唇蛙」、「大隻牛」、「高竇貓」,比「迷唇姐、肯泰羅、貓老大」更具外形色彩,而「魔魯風」較之「末入蛾」,暗示它兼具超能力和飛行特點,更有幾分風雅的味道。

平心而論,若干港譯在形音意上,比中台兩地的更能兼善,甚至有跳出日文原名的二次創作。不過說到底,港譯的意蘊添加,和中台譯法的規行距步孰優孰劣,牽涉更深入的審美意趣問題,本難定論。比較值得補充的觀察是:在這波譯名標準化的過程中,港譯其實並未如陳雲擔心地完全敗北。

先是「Pokémon」的中文譯法,在中港台三地本有「口袋妖怪」、「寵物小精靈」、「神奇寶貝」的不同,為顧及中國大陸搶註商標的問題,任天堂才早一步在中國註冊新譯法「精靈寶可夢」。三地譯名各有被沿用和變更,新譯名亦會全球通行,談不上是差別待遇。

至於「皮卡丘」三字,確是中台譯法的搬字過紙,但151隻精靈的港譯並未被全盤否定,例如「大比鳥」(而不是中台通用的「比雕」)反而倖存,亦有不少脫胎於三地的全新稱呼,例如「巴大蝶」(港譯巴他蝶,台譯巴大蝴)。陳雲談「皮卡丘」,言而不盡,一知半解者可能誤會整套港譯名稱被任天堂「革了命」。

無論如何,譯名的好壞,不能反映中港台文化的高低,只是個別翻譯代理的問題。我們還須由自身出發,主動尋問:今次更動譯名,有如無風起浪,我們這群愛好者有何身位可言?

Pokemon 的時代精神

是次港譯的競爭失利,與其說是香港的文化被忽視,倒不如說是一種「在外來作品中加入個人感發」的審美價值,面臨傳承危機。改譯終究是一場不民主的標準化活動,中港台民眾的參與,也同時化整為零。

名不正則言不順,諸事不成。要了解傳統名號如何呼喚了香港人與Pokémon的關係,就要談及那個業已失落的香港1990年代。當年香港,面對回歸中國的機遇,自由市場和法治精神等價值都備受考驗。相對而言,香港的娛樂事業表面上仍繁榮安定,尚且是一片樂土,影視界仍同聲讚好,日本動漫文化也穩定進口,未有今日的分裂和不安。當年,眾人為「比卡超」而萌發童真,投入虛幻世界,這段短暫的安穩記憶,就參與羅織了90年代的浮華夢。

Pokémon成功所建基之社會環境,在日本人、台灣人和香港人身上也適用。當時搭載紅版綠版兩套原祖遊戲的Game Boy,已經是較舊式且相對廉價的遊戲平台,小學生也能擁有。其中連機對戰、交換精靈的特色,恰好填補了東亞孩童羞於社交的生活需求——和朋輩討論和研究,成為了昔日的美好回憶。

其次,富有勵志意義、敍事色彩的電視動漫(在還是「撈電視汁送飯」的年代)進入各家,輔以週邊產品(漫畫、塑膠公仔),讓精靈充分融入生活之中。小叮噹(多拉A夢)、足球小將、超人特攝等在東亞文化圈並茂,既是作品本身優秀,亦是當中的家庭和社會價值,抓緊了民眾的需要。當時,並不存在譯名差異的問題。

當年的動漫既不賣肉也不賣血,卻以「熱血、友情、勝利」著稱。創作Pokémon原案的田尻智(主角小智就是因此得名)在構思遊戲時,讓戰敗的小精靈不會死亡而是「暫時失去戰鬥能力」,就是希望排除多餘的暴力元素。

東亞動漫經典精神的失落

隨著時代更替,Pokémon的外形逐漸改變,設計理念和當初的渾圓和簡潔大有不同,所添加的稜角,比以前有更多的誇飾和侵略性。同年代的競爭對手數碼暴龍(Digimon),亦經歷風格突變,由初代外形名字皆樸實的「暴龍獸」、「獅子獸」,演化到可以變型的「帝皇龍甲獸」、為既有角色再添新猷的「X抗體」,莫不動搖心魄、炫人耳目。各地的忠實玩家,或會吃驚自問:這還是我們心目中的經典嗎?

像這類本體設定不鮮明,以背負武器裝備為榮的角色,玩家戲稱為「合成獸」。打著真實系名號的高達系列(Gundam),也有Seed Destiny系列中「Gundam Destiny」。對於這有劍有槍有炮的「合成獸」,港譯「命運高達」,幽默的香港人稱之為「迪士尼(Disney)」,嘲笑Destiny一詞煞有介事。這已經不是單純某些玩家口中「林友德」、「戰神渣古」的港譯問題,而是舊版譯名所依存的經典文化被整套遺忘,甚至內在價值也被抽空,完全消失在繼後作品之中。

現在的小孩陷入一個只看臉和實力的年代,崇尚角色只在乎強大。中港台的玩家都發現,「奇異種子」、「亞古獸」、「RX-78-2」奮鬥的故事都被遺忘。你說要保留「比卡超(或皮卡丘)」這個名字?卻留不住內裏的那份真。失落的並非局限於香港本土的文化回憶,整個日本動漫界以至它影響的東亞文化圈,都陷入無法超越經典,於是野蠻地脫離經典的困境。

「皮卡丘」背後的天朝大國

香港人對「皮卡丘」的名稱感到恐懼,推諉北方天朝大國的侵略,並非單純源於中港矛盾,更是聯想到一道物欲放肆的洪流、恃強爭勝的民風,將要抹消香港人正在建立的社群聯繫和審美價值。

雖然五四精神在教科書上不停復印,白話文起了革新,它帶來的影響更多是政治性的;洗刷兩岸三地民情的,仍是鴛鴦蝴蝶派的綺麗之風。共產黨崛起後的現實主義思潮,把這一批老上海的文學人流放到港台。七八十年代的電影譯名,有不少意譯得華美又古雅、遠離本名,就出於這派文人的手筆。

台灣比較幸運,雖然保存瓊瑤以至尋夢園系列的「優良傳統」,但是經歷日佔、國民黨撤退、中共威脅,探索自身意義和文化價值在福爾摩沙蓬勃起來。相反,大陸經歷文革和後來的改革開放,香港承受了英殖和紙醉金迷的洗禮,一時難以說出什麼具體的傳統文化。

在國際化的年代,中港兩地急尋身份定位。大陸在保育和發展文化中舉步維鞎,古蹟成為投資項目,孔子獎成為國際笑話,遑論為各省市樹立模範。香港則正經歷自身文化建構過程的關鍵時刻,有如台灣經歷過的陣痛。

回歸之後,教育和廣播都由上至下推行普通話,香港人看見廣州捍衞粵語遊行所受的壓逼,自覺急在燃眉,對於「普教中」(以普通話授課,而不是粵語)等政策有深切的恐懼。什麼雲吞面、繁體字,以往香港人只是用而不覺,今日卻珍而重之──因為初生文化太脆弱,又容易被周邊權貴所影響。

「比卡超」三字翻起了千層巨浪,在香港人眼中並不是個別動漫的爭持,而是整條文化長城所崩缺的一角。正因為天朝大國的影響力巨大,香港人才有過敏反應,覺得千里之堤,將要潰於蟻穴。香港人如履薄冰的捍衛運動,實在不單純是自尊心或玻璃心的問題。

從政商手中捍衛文化

中港台三地的人民都要了解,統一Pokémon譯名帶來的好處,大都是政權和商家的好處。從秦始皇統一文字開始,所謂的同物同名,就是為政治和商業而服務,標準化並不是文化需求。面對普通話普及化、比卡超譯名變動,香港沒有民主置喙的空間,全球華人也沒有說動任天堂的權力。

近年有人催生「遲來的民族主義」,例如港澳不滿大陸人、廣州排斥北佬、江西學額被北方掠奪,表面上是地域文化意識的抬頭,骨子裏卻是把抗爭的對象,錯誤地從政治和商業霸權中挪開;奶粉問題源於大陸當局縱容三鹿等奸商,北佬到廣州打工是城鄉問矛盾的表癥,學位爭拗更是教育商業化和標準化的人才錯配。這次香港捍衞譯名的運動,假如不誤讀為文化攻擊,才可以在民主抗爭史上,催生更有意義的討論。

在市場全球化和專制政權的雙重夾攻下,多元文化往往首當其衝,中港台三地的人民並沒有餘裕爭拗,反而要認清彼此是戰友。各地的華人不論國籍,都應該諒解香港人捍衛「比卡超」譯名的努力。是的,他們不會成功,但在社群中保留譯名及相關文獻,讓後人能從「比卡超」身上,追溯曾經感動了一整代人的歷史脈胳,著眼點是未來。

我們應該討論的,是如何傳承當年151隻「pokemon」所帶來的共同感動。中港台三地愛好者如果要保護其文化記憶,就要反思自身與政商界的權力關係。總括而言,捍衞比卡超譯名運動為我們帶來的啟示,就是思考如何令政權商界了解和接受民眾的聲音,讓民眾能夠真正成為文化藝術以至政治經濟的主體。

(李伯匡,文字工作者,時事評論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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