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四週年 觀點 六四27週年

第三種六四想像,掙脫香港困局

香港必須把天安門事件的意義,放到「香港-世界-中國」長時段的三邊政經轉型中理解,思索香港能在前途上採取的立場與戰鬥位置。


台灣「野百合學運」。
深入審視六四事件對香港的意義,要回到世界史上的1989年,回到世紀之交的中國。圖為1990年台灣「野百合學運」。攝:杭大鵬

近年來,支持繼續或反對繼續紀念的爭吵,從臉書燃燒到街頭。一場在其發生地被「失蹤」的公共事件,在香港被每年反復提起、記憶、舉行儀式。或是另一方通過杯葛,否定傳統紀念,來建構自己的論述。

「民主中國」的敘事,與「香港本土」的反敘事,構成了香港社會的兩種六四想像。前者堅持紀念六四,在論述上強調香港與大陸的民主連帶;後者努力予以切割,建構純正的「香港人」身份。然而,越是這樣曠日持久的爭吵,越是說明一件事:無論何種政治力量,都需要通過爭奪對「六四」的解釋權,來鞏固自己的意識形態論述。

於是,六四根本已經「本土化」了,它從香港之外,轉變為香港生活的一部分;從他者的故事,變成香港人自己的符號。這像極了港式奶茶──發明者是香港人還是英國人重要嗎?六四天安門事件,成為香港人不斷複製和解釋的記憶素材,這才是重點。

至今為止的兩種六四想像,都帶有濃厚的建構論視角:如何建構、如何闡釋27年前發生在天安門的事件的記憶,成為爭辯核心。然而,正如人類學家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所說,記憶本身也意味著遺忘,意味著對記憶素材的選取和忽略。

所以,追問歷史本身,仍然有其價值:只有追問對事件的敘說,才能有更多的闡釋可能。在紀念和遺忘的話語兩端之外,呈現第三種六四想像,我們才有機會超越這些年本土/非本土的對立循環,回到世界史上的1989年,回到世紀之交的中國,重新審視六四對香港的意義。

1989的未竟革命:世界史下港台軌跡的分歧

香港人常常回憶起自己對六四學生的支持。而1989年天安門學潮衝擊到的華人社會,不只香港跟大陸。

1989年六四清場後,「薇薇夫人」以本名樂茞軍在台灣《民生報》發表評論:「天安門事件在大陸,將會轉變為長期暗潮洶湧的民主抗爭;而對我們這些血脈相連,只不過比較幸運的中國人來說,也許暫時停止了靜坐、抗議、悲泣、捐獻,但我們不會忘記。也正因為我們的幸運,我們要積極反省:我們對這塊幸運之地愛護得夠不夠?自己的生活內容和目標,有沒有更高的意義?中國是有希望的!這應該涵蓋了所有的中國人在內。」

這套論述香港人是否似曾相識?當年的台灣人,以「中國人」的身份將這場運動定位為「未竟的民主運動」,而有幸存活的人,必須要將這故事一代又一代傳承下去。這樣的心性像極了Beyond那首著名的《長城》:「圍著老去的國度,圍著事實的真相,圍著浩瀚的歲月,圍著欲望與理想。尋找一個老去的國度,多少消逝的真相……」

這種論述,我們姑且將它稱為「未竟革命論」,其以「華人集體認同」,或是更抽象的普遍人權視角,去評價1989年那場為時兩個月的社會運動。將這場失敗的運動視為人權災難、國殤。

在1989這個魔幻的年份,天安門廣場的事情,也許只是一連串革命的一環:蘇聯第一次在人民代表大會舉行有意義的選舉、捷克斯洛伐克發生「天鵝絨革命」、從萊比錫開始的和平祈禱會最終傳到了柏林……這世界史上的1989,華人和世界其他地方的人一樣,對變革抱持著無比的希望。冷戰走到了盡頭,「歷史的終結」就在眼前。

這是世界史上的1989年,冷戰結束以及單極體系的到來,宣告的是一個「全球化」的年代。然而在香港,1984年簽訂的《中英聯合聲明》以及其所確立的「一國兩制」,仍然在制度安排上維持著冷戰末的安排。具體來說:冷戰時期的政治與知識菁英,很多都相信資本主義必然會帶來民主,而只要維持香港的資本主義體制不變,中國就必然會受到香港的影響,進而採行民主制度。

這些菁英可謂最忠貞的新自由主義信徒,不僅相信市場經濟的優越性,也相信市場經濟必然帶來政治自由。結果,一個誕生在冷戰中的制度設計,在中港之間活過了冷戰的結束,而更荒唐是,這制度一埋單就是50年。

1998年六月,香港回歸中共統治後首次紀念六四,《明報》報導:「四萬市民雷雨中悼六四」。而同一時間把場景拉到台灣,《聯合報》則報導:「六四九周年紀念音樂晚會昨晚在滂沱大雨中舉行,觀眾未滿兩百人,場面冷清。」短短不到十年的時間,台港兩地對於六四的態度南轅北轍。我們認為,要理解台港兩地對於六四記憶的差異,我們必須要將歷史的視角拉長一點:從1990年代的變遷看起。

在台灣,對比起逐漸被遺忘的六四,這幾年來不斷被喚醒的記憶是另一個廣場。那是1990年3月的中正廟廣場,那場被稱為「野百合」的運動,被視為威權轉型的最後一根稻草。這兩場運動如此不同的記憶、紀念方式,或許應該歸因於80年代時,台灣與香港社會對於世界、中國、本土不同的看法。

80年代或甚至更早,台灣社會瀰漫著被世界遺棄的氛圍,「亞細亞的孤兒」大概最能描繪當時台灣人的心性。與此同時,台灣的知識菁英開始重新認識台灣,這也就是學者所說的「本土化」。與之相對,在香港80年代菁英眼裏,香港搭通中國和「國際」;其以「反黨不反中」的方式逐步影響中國,並以「國際標準」撼動中國。這也成為香港年年舉辦六四民主祭典的意識形態基礎。

簡言之,始於70年代,活躍於80年代的台灣本土化、民主化運動,讓台灣人對於中國、中華的概念與符號日漸淡薄。但即將回歸的香港,卻仍是不斷地強調自身對中國現代化,國際化的責任。在這種背景下,「未竟革命論」在台灣與香港長成了非常不同的模樣。

2014年同年發生的雨傘運動和太陽花運動,看似只有成功和失敗之分,實則仍然以1989年為分界,應對著完全不同時代的問題。前者仍在一國兩制的框架下,爭取著被埋了單的自治與民主。後者在逐漸完善的選舉制度下,成為了對抗中國因素的破口。

在香港,主流泛民對於六四的擁抱,建立在「國際都市香港必須盡其所能的改變中國政體」的論述中,而本土主義對六四的拒斥,也是「香港只需在國際標準的體制中落實民主」。六四是否「大中華膠」(大中華情意結)?恐怕無關緊要。紀念的更大問題,或許是他們的爭論僅止於表面的中港關係。

試想,如果香港人真是大中華膠,他們為何不紀念在中華民國台灣發生的二二八、美麗島與野百合?如果我們真有所謂普世心態,為何這些近在咫尺的「1989」(比北京更近),並不在香港人的視野之內?只有從世界史上的1989回看天安門廣場,六四事件才不再是中國人自己的事情,更不會是王毅主張的「只有中國人自己才有發言權」。

1980年代的中國脈絡:「斷裂說」所遮蔽的

「中港關係」在今天成為香港六四論述的主軸,既忽略了其年代背景的世界意義,也忽略了六四事件背後的中國脈絡。要修補記憶,我們就不能只「記住」,還必須「重新發現」發生在中國歷史中的六四。

在流行的看法中,「六四」經常被標記為從1980年代到90年代,一場中國歷史的「斷裂」。以此為界,20世紀末的中國被分為兩個截然不同的時代。這既是更大範圍上「未竟革命」的具體體現,也成為中國人嘆息傷懷的符號。

回到80年代的北京。六四之前的十年,是一個被今天的華語知識分子稱作「黃金時代」的十年:70年代的文革剛結束,百廢待興,無數的新圖景被提上了日程,大量西方著作和思想得到引進,知識界爆發出蓬勃生命力。彷彿,只要順著歷史的進步之路走下去,中國就會對接上「國際標準」,變得民主、自由、富強。而六四最遺憾的結局就是:這條充滿希望的道路,被中共的屠殺所無情打斷。接下來的90年代,則成為了「悶聲發大財」的庸俗年月,政治民主的理想主義逐漸消磨。

然而80年代的真實的中國史,又遠比這套論述複雜。

光是圍繞著六四事件本身,我們既能看到牽涉經濟平等議題的「官倒」,在後續一年又一年的紀念中,被「民主自由」話語所遮蓋;也能看到六四之前大學中的「反黑人」運動,被歷史所遺忘。社會學家趙鼎新在著作 The Power of Tiananmen 中指出,我們在想像中,認定六四學潮的領袖在爭取現代西方式民主政治,卻忽略了他們仍深陷於傳統中國對「國家—社會」的僵化理解,仍然採用了一整套「請願」和「公車上書」的行動方法。在這個意義上,六四並非一場社運,因為它仍然根植於「上書」的傳統,和我們今天對社運的理解大相徑庭。

六四本身的真實已被忘卻至此,80年代中國,以及其前後「兩個十年」的關係,更沒有公共討論顧及。人們通常認為,文革的70年代,是最不民主自由的十年;而六四之後的90年代,則是中國人不再過問政治,一心一意投入在經濟發展和個人成就上的十年。可是實際上,六四事件的政治動能,上承文革後期「社會主義民主與法治」大字報、70年代末「西單民主牆」的曇花一現,可算是一場「人民民主」運動的最高峰。而從經濟逐利的角度觀察,80年代中期的「蛇口風波」中,青年人「用賺錢表達對祖國的愛」,和直接引發學運的官商勾結「官倒」風潮,也下接90年代江澤民治下「全民下海」,個人逐利與裙帶資本主義的狂飆突進。

這樣看來,也許六四身處的80年代並非不那麼特殊。在此之前,中國人對民主早有追求和實踐;而中國人90年代從政治生活中退場,投身於經濟發展的新浪潮,也可以上溯至六四之前。今天的六四論述,把80年代前後截然分開。六四被當成一條「民族的傷疤」,反而成了犬儒避世,但又對過往年代無不懷念的藉口。

當年的六四一代,今天都四五十歲上下,紛紛成為中國社會最有權勢的人。今天這個年紀的中國人,有些嘗試改變,有些悶聲不言,也有人會懷念自己在80年代末如何「勇武」,如何同情,乃至不怕死地參與六四運動之中。正是藉助一系列的六四論述(「共產黨太可怕了」或是「我同情學生,但好險我沒有去廣場」),他們可以一方面安慰自己不安的良心,更另一方面佐證今日平安穩定的意義。緬懷過去,恰好讓他們能夠更從容面對年輕人的質疑──你們這些人以為自己年輕氣盛,可你們能和我們當年相比嗎?

中國大陸的六四記憶,已被用作沉默和犬儒的修辭;從殖民地過渡到中國式資本狂飆潮裏的香港人,是否也會一邊喊著「毋忘六四」,一邊步入這樣的後塵?

香港的六四論述:衝突視角的共同侷限

走過世界史上的1989與中國的80年代,我們回到今次六四悼念與否爭論的主舞台:香港。

在香港,香港市民支援愛國民主運動聯合會(簡稱支聯會)長期以來的論述,始終無法在「結束一黨專政」或「建設民主中國」外,對六四或中港關係上提出新想法。這樣的一成不變跟僵化,顯示他們在90年代以來,應對北京政權的無能為力。長期以來,支聯會一直積極批判中共暴政,卻未能直視中國不斷變化的政治社會關係,更遑論重新介入。儘管「支聯會」們喊著「反對專政」跟「平反六四」,但借用羅永生的說法,他們始終都是恐共情緒瀰漫下的所謂「中港隔離派」。更悲哀的是,他們不只是低調處理中國國內問題,對中港關係這條軸線也無暇顧及。

30多年來的中港間政治,早已滄海桑田:許家屯1983年到港,秉持著「能不管的就盡量不管」及「求大同存大異」(大異指社會與資本主義)的原則,準備回歸以前的統戰工作,積極拉攏親英的資本家家族;不久之後,北京開始積極透過中央各類政治組織,如全國政協跟全國人大,來吸納統合本地資本家。正如曾鈺成詮釋的:中央對港方針從「不干預」轉向「有所為」。

主流泛民面對上述種種重大變化,卻在各項議題上節節敗退。這樣的無能為力,在民主黨幹部選擇入中聯辦談判而非參與五區總辭時,顯得特別顯眼而清晰。終於不意外地,這個香港最重要的民主勢力,越來越像香港政治的局外人。

與支聯會論述相對的,是這兩年流行起的「六四與我何干論」。這波論述風潮的根源,大概可以追溯到2010年的「蝗蟲論」。在急速變化的中港關係下,對於中國遊客、中國移民的憎惡感日益增高。

我們當然可以用「社會自我保護機制」去理解,或是從從「種族主義」去批判這樣的社會氛圍變化。但無論是同情或批判,我們都不能否認:香港社會這五年來充滿了焦慮。這種焦慮的根源是急遽變化的中國,以及相應而來的中港關係。在北京不斷收束香港政治、社會自主性的同時,香港的仇中情緒就越來越強。

雨傘運動更是一個關鍵轉折。雨傘失敗後累積的挫折,加成著對建制與民主派的不滿,很快地發展成更基進的本土論述。與此論述一齊發生的,是全面質疑六四對於香港的意義。這種質疑在學聯解體後展露無遺。從比較溫和的「沒有必要每年紀念」,到激烈的罵支聯會是鴇母龜公,都顯示出年輕一輩對於六四沒有實感。

然而,本土派的論述只是在如何紀念六四上,與老一輩民主派有所齟齬;但是論及記憶的內容,他們似乎與老一輩民主派相去無幾。這兩群人,都將六四視為一場「失敗的革命」、「共產黨暴政的展現」。從頭到尾反對泛民論述的本土派,在論述內涵上卻隱微繼承了泛民的所有主張,恰恰是現實最諷刺的地方。

香港前途,需要第三種六四想像

用我們熟悉的話來說,所謂六四封存的冷戰格局,就是「香港資本主義制度,維持五十年不變」。香港是在這樣的歷史敘事下,迎來新的政治格局。就世界的尺度而言,我們看到了表面上資本主義勝利的歷史終結,誤以為「五十年不變」會成為真實──一如我們以為,被動地等待,民主就會降臨於這塊甫脫殖民統治的荒蕪之地。 他 然而80年代以來,先是鄧小平力壓戴卓爾夫人(柴契爾夫人),取得一國兩制的主導權;接著後續的中南海領導班子,更在全球化與資本狂飆的背景下,成功運用香港的地緣經濟優勢,挾資本積累兌換來的政治實力,重構了「中國—香港—世界」的關係。與此同時,香港民主也跟著被凍結在89之中了。不斷拖延的民主政制與日益下降的生活品質,在六四落幕25年後帶來了雨傘抗爭,也帶來了中港間的政治僵局。

僵局之後,港人開始嘗試連結國際社會,找尋面對北京的新的議價資源,但近二十年來,西方或所謂國際社會一改89年不久後對中國的抵制態度,逐步轉向擁抱「中國機會論」。隨著西方資本主義民主危機在08年前後的浮現,中國模式——威權的國家資本主義,也在國際角力場上成為新的政經典範。

港人的兩種六四想像──民主中國或本土建構,仍然停留在80年代「資本主義對抗社會主義」的政治基調中,多少忽略了這條八十年代綿延到如今的線索。也就沒能從世界和中國這兩個維度,逼近香港這三十年所面臨的政經格局。這兩種六四想像,限定了對香港抗爭史的理解,亦限定了今日港人抗爭的條件。

要突破僵局,香港必須把天安門事件的意義,放到「香港-世界-中國」長時段的三邊政經轉型中理解,思索香港能在前途上採取的立場與戰鬥位置。若非如此,不論是今天香港「國際標準」的民主倡議,或是二次前途問題,都終將跟著六四被冰封在歷史灰燼裏。

(中港台魯蛇小組,傘下誕生,一個華語寫作、多聲道思考的魯蛇知識合作社)

六四週年 兩岸三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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