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張印尼左翼時期的油畫，油畫上每個人都面色冷峻，畫中有一個年僅四歲的男孩，他叫巴育（Bayu）。20世紀40年代，小巴育的爸爸是印度尼西亞知名畫家，也是一名虔誠的共產黨員。
當年那個乳臭未乾的小巴育，如今已72歲的高齡，他滿頭銀髮，同樣具有油畫中所有共產黨員共同的神情特質:堅毅憂愁而又果敢。1965年印尼反共大屠殺，改變了他一生的命運。
1965年9月30日，印尼發生軍事政變，政治立場傾向共產主義陣營的時任總統蘇卡諾，遭陸軍戰略後備部隊司令蘇哈托少將推翻。其後陸軍在蘇哈托的領導下，發動對共產黨的全國大清洗。印尼共產黨中華人居多，許多非共產黨員的華人也受牽連遭處決。據統計當年事件中的遇難者人數在10萬至300萬人之間，學界則統計死難人數為五十萬左右。
事件發生時，巴育是印尼Respublika大學醫學系的一名學生。10月20日這天，警察衝進了學校，逮捕了醫學系大約124名學生，並把他們押送到監獄。巴育說：「當時，我讀的醫學系是中國贊助的，懷疑和共產黨有關係。」
像巴育這樣沒有被殺的共產黨倖存者及家屬，被稱為「TAPOL」（tahanan politik，政治拘留者）。他們不經審判就被監禁，財產也會遭沒收或銷燬，子女和配偶也會「連坐」入獄。
巴育被送進監獄時，印尼華商柳民源19歲，由好心人引薦進入一家由印尼財政部長和上海人合開的搪瓷廠做勤務員。聽到排華消息的當下，柳民源就決定動用自己的人脈求救。
「我向當地軍人政府和宗教團體求救，他們並不贊成排華，但也沒辦法，需要執行命令。」柳民源說。
宗教團體對柳民源說他們「不能殺那些執行命令的宗教團體和軍政府的人」，因為美國會指責他們破壞人權。但最終雙方達成一個共識，如果上面派200名宗教團體的人來排華，那麼當地的宗教團體會派出相同數目的200人，來保護當地華人。柳民源及其相關的人和宗教團體有個暗號，用以認清誰是保護華人的人。柳民源說，「我們地區死的人數非常少非常少，有個別死的人，是因為之前有私人恩怨。」
根據綜合統計信息和數據，1965-1966年間不同地區死傷狀況不盡相同，有的小村莊從地圖上被抹去；有的地方僅僅把左翼人士以及同情者像篩子篩東西一樣篩走了；還有的地方，趁着剷除共產黨為藉口，霸佔黨員財產；有一些地方几乎沒有發生殺戮。
1966年1月，巴育被轉移到另外一個監獄。當年11月，又再次轉移關押地點。巴育指着牆上的一幅畫說，「這就是我們在這個監獄的情形，每天（每人）僅僅能吃到140克的玉米粒，一些人被餓死了。」
畫中一個瘦骨嶙峋的人躺在床榻上，床邊放着一個碗，裏邊有二十多粒玉米。
1970年10月20日，巴育再一次被轉移押解到與世隔絕的布魯島（Buru Island）上, 在那裏度過了他牢獄生活的最後9年。
島上的犯人每天需要早晨6點起床，一直工作到下午5點。有時需要加班加點到午夜12點。巴育指着人名冊說：「這些身邊的朋友，一個一個都死了……」
Wahyono,編號：5095，1931年出生，1978年1月10死亡；Bunawar, 編號：7979, 1940年出生，1977年3月19日死亡；Suharjono, 編號：0112，1949年出生，1973年11月18日死亡……
一開始，只要是身邊的朋友死了，我們傷心痛哭。到最後我們已經沒有眼淚了，痛苦的事情太多了，我們需要找能開心的事情，需要對未來充滿希望才能活下來。
休息的時候，犯人們可以和老師學習知識。被關押的有一部分是知識分子、專家教授，可以教授知識。巴育所學習的有數學，法語，還有如何製作火箭。巴育說：「有一個專家，名字叫IR.ISKANDAR, 他去中國的大學學習水壩，但回來不到兩年就被逮捕了。
1979年，巴育終於獲釋，至於原因，他認為，「第一：蘇聯解體；第二：中國走向了半社會主義，半資本主義的模式；第三：共產國際的影響在減少，美國第39任總統吉米卡特（Jimmy Carter）要求時任印尼總統蘇哈托放了我們，我們就被放了」。
而1979年，對柳民源來說又是另一番景象。那一年柳民源與父親開設了了第一家搪瓷廠，家族事業如火如荼。他在80年代的時候信仰了伊斯蘭教，成為一位華人穆斯林，同時也是印尼全國退伍軍人協會（商務部）特別助理，印尼第四任總統阿卜杜拉哈曼瓦希德的好朋友，又幫助尤多約諾博士參加競選印尼第六任總統。作為一名華人穆斯林商人，與印尼宗教團體和執政政府都有很好的關係，對平安祥和地生活在印尼很重要。
排華還是排共？
這場發生在20世紀60年代印尼的大規模屠殺，曾被簡單地歸因為「排華」，但一份由印尼國家人權委員會2012年發表的調查報告推翻了這個結論。
根據這份耗時三年、長達840頁的調查報告：1965年9月30日，印尼共產黨策劃了一場政變，綁架並殺害了六名軍方將領，隨後，以蘇哈托為首的軍方發動了對印尼共產黨排山倒海的反撲報復。這場政變雖未成功，引發的影響卻長達三十年，百萬人慘遭殺戮。
而據美國學者Benedict Anderson在1966年匿名發表的「康乃爾文件」（Cornell Paper）揭露，美國亦在這場屠殺中扮演了不光彩的角色。冷戰期間，為了圍堵共產主義在亞洲擴散，美國中情局忌憚與國際共產陣營關係友好的蘇卡諾力量壯大，選擇和印尼軍方的右翼勢力蘇哈托合作，並有系統性地清洗印尼共產黨及其支持者。當時，印尼共產黨是國會第四大黨，擁有兩百萬黨員。
65-66年展開的這場大規模清洗中，許多工會份子、知識份子、共產黨員、華人受到牽連。67年，蘇卡諾被解除總統職位，蘇哈托上台後清洗變本加厲，長達32年高壓統治下，有難以計數的人遭遇失蹤、虐待、監禁等侵害。
「65事件的衝突本質是政治衝突，軍方利用了信仰和族群矛盾的情緒來動員，」Muhammad Nurkhoiron分析。他認為65年事件必須以全球視角去看，「當時的政治矛盾是世界性的，是基於冷戰時期的東方和西方、共產陣營和自由主義陣營的衝突。這也是65年悲劇和印尼其他人權侵害事件最大的不同。」
42歲，沒有親身經歷過大清洗的Nurkhoiron在傳統的伊斯蘭社群長大，自己家族就有親人是當時的行刑手。他對從小父母和學校教育不斷強化的反共思想印象深刻。
他認為，這是蘇哈托愚民統治術的一環，「這些無所不在的政治宣傳，合理化暴行以及極權統治，至今還有許多印尼人深信當時是戰爭狀態，如果不殺共產黨就會被殺，我的家人就是洗腦政策的受害者。」
新政府新思維？
然而為什麼牽連百萬人的黑暗過去，一個龐大的受害者群體，要求真相及正義的聲音卻不成比例？
「大部分印尼人不關心，是因為他們相信政府的宣傳，害怕被共產黨報復，」人權組織Kontras的總監Haris Azhar說。Kontras和印尼各地二、三十個草根組織合作，目前接觸了一百多個清洗受害者，倡議揭露真相，「許多倖存者隱姓埋名重新生活，他們的沈默是擔心歧視和迫害重演。別忘了，印尼軍方至今還很有勢力。」
1998年，蘇哈托倒台，印尼開始民主轉型。然而，作為清共主導者的軍方依舊在體制中活躍。直到2014年，平民出身、長相酷似美國總統奧巴馬的佐科維（Joko Widodo）當選總統，許多人權運動者才開始抱持希望，因為他是印尼獨立後的近代政治史上，第一位沒有軍方或政治世家背景的領導人。
4月18、19日，雅加達市中心的一間飯店，舉辦了名為「剖析1965悲劇」的研討會。這場為期兩天的論壇，邀集了來自印尼各地的倖存者、政府代表、人權團體、學者和軍方代表等齊聚一堂，各有立場的參與討論，被外界視為印尼政府史無前例的突破。
這個研討會是由印尼全國人權委員會（Konmas HAM）和政治、司法與安全事務統籌部協調的結果。最初提議者是國退休軍官阿古斯·維多約約（Agus Wijoyo），是1965年930事件被殺的Sutoyo將軍之子（當時有六位將軍被印共PKI策動的政變所殺害）。阿古斯提議從歷史面向來開啟全國性的對話。
「我認為這次研討會能舉辦，和佐科維還是有蠻大關係，」1998年發起學運，促使蘇哈托下台的前學運領袖之一，41歲的Syafiq Alieha肯定這次研討會的突破．他觀察到，佐科維當選後，自己身邊許多從事人權運動的朋友進入政府部門，開始體制推動改革。
佐科維曾在2014年的九大競選中承諾，會處理過去的人權問題。去年8月，他在獨立紀念日的演說中宣稱，將建立一個非司法機制，透過「和解委員會」來解決過去的人權問題。
然而，佐科維上任兩年，卻始終沒有對65事件展開正式調查，直到今年舉辦的這場研討會，似乎帶來一些契機。
對於官方令人困惑的態度，Nurkhoiron解釋道：「我相信佐科維個人是願意面對這個悲劇，因為他沒有包袱，但他身邊的人包含軍方和副總統，都還是屬於印尼的舊政治，而關鍵是他是否能駕馭這些人。」
温和伊斯蘭團體對議題公開化的正面影響
此外，印尼最大（也是世界最大）的獨立伊斯蘭組織NU（Nahdlatul Ulama印尼宗教學者復興會，簡稱伊聯）的態度，也對65年議題的公開化有正面影響。
NU在全印尼擁有五千萬會員，對於穆斯林佔總人口2.5億九成的印尼社會，深具影響力。NU作為温和的伊斯蘭組織，在全印尼擁有綿密的網絡，有自己的學校、醫院及社福系統，對於穩定印尼民間社會有很大功用。但65年的清共行動，NU也參與其中，許多較為激進的年輕成員成了迫害機制的一份子。
「60年代NU是政治團體，是國會第三大黨，與第四大黨的印尼共產黨有很深的矛盾，」NU中央委員會( PBNU )主席Muhammad Imam Aziz向端傳媒記者分析，他認為當時衝突的主因是政治矛盾，和信仰及意識形態沒有太直接的關係。
根據全國人權委員會2012年提出的調查報告，65年印尼共產黨和其他民間團體的矛盾，很大程度來自於土地問題。Muhammad Imam Aziz 解釋，1926年成立的NU在印尼社會紮根已久，再加上會員捐獻，擁有很多土地作為學校醫院等社福用途，因此和當時印尼共產黨的土地改革主張，有很大的矛盾。
55歲的Muhammad Imam Aziz當年只有三歲，他回憶兒時家中不時有印尼共產黨成員往來，但1965年之後，他看到整個社會對共產黨的敵意，以及伴隨而來的歧視與迫害。
2000年，當時的NU主席Abdurrahman Wahid，個人為65年參與NU年輕側翼組織Pemuda Ansor協助軍方犯下暴行而公開道歉。雖然這個道歉至今仍具爭議，也不代表整個NU，但相較許多團體依舊堅持當年行為的「光榮與正當」，NU這些年一直積極倡議政府必須展開真相調查。
「無論如何這些道歉對NU來說，是前進的重要一步」，Muhammad Imam Aziz說。
人們有權利知道過去到底發生了什麼？官方的調查尤其重要。而最迫切的是，我們必須要修復伴隨著悲劇而喪失的人性。
半個世紀後的回望
然而，在今日的印尼社會，就算不直接觸及1965年的悲劇，討論左翼思想依舊敏感。
今年2月27日，一場名為Turn Left Festival的活動原定在雅加達市中心的一間知名藝術中心舉行，被警方以沒有被許可的理由被迫取消，最後轉移到其他場地舉行。
主辦的左翼團體打算發表一本名為《給入門者的印尼左翼運動史》（The History of the Indonesian Left Movement for Beginners）的新書。他們認為印尼的左翼運動被蘇哈托政權污名化，希望透過一系列的展覽、新書發表、紀錄片放映、討論會、藝術工作坊等形式，挑戰印尼權威的歷史敘事，批判蘇哈托在65年之後的意識形態清洗。但活動受到一些右翼及伊斯蘭團體抵制，認為會助長共產主義意識形態的回歸。
「1998年我們共同的敵人是威權政府，所有印尼人是團結的。但1965年，印尼社會是分裂的，我們彼此鬥爭。那段歷史還是模糊不清的，無法分辨誰對誰錯。」98學運要角Syafiq Allieha說。
Syafiq Allieha大學時才從禁書中發現，1965的歷史還有另一種陳述方式，他坦言對他影響很深。之後還將其中一本禁書翻成英文。他認為，印尼共產黨在65年之前的作為或有爭議，「但無論他們做了什麼，我們都不能否認當年的集體暴行，嚴重違反人權甚至傷及無辜。」
我們看到1965的悲劇是如何讓一個國家受創，這必須處理。否則印尼就得一直背負著過去的黑暗，難以前進。
印尼國家人權委員會專員ROICHATUL ASWIDAH 對端傳媒記者說：「當時是世界冷戰時期，外國勢力的確涉入1965年的反共大屠殺事件，但是更重要的是，我們的國家應該承擔屬於它的那部分責任，解決事件中侵犯人權的案例，然後從中我們會學習些什麼。涉及到這次事件的其他國家也如此，應該承擔他們各自的責任，從中學習，不會讓類似事件再次發生。」
如今70歲的柳民源作為全球華商名人堂之一，受中國政府邀請，曾登上天安門城樓參與國慶觀禮和國慶晚宴。柳民源說了這麼一句話：「我希望能起一個橋樑的作用，促進印（尼）中友好，讓兩國人民和平相處，使得印尼和中國建設得更好。」
巴育被釋放後，生活很艱難，始終被貼着共產黨、牢獄背景的標籤，在1980年，他找到一份在非政府組織（LEGAL AID INSTITUTE）的工作，從此在這裏工作了18年，但始終生命披着灰色的印記。他現在正在寫一本書，書名是《草原上的珍珠：一個倖存者的回憶》。」其實我們這些受到殺戮和迫害的人，像是草原上的珍珠一樣，都是值得尊重、彌足珍貴的一個個生命與靈魂。」
我們希望年輕一代從我們的墳墓上成長起來，我們希望他們能夠決定自己的命運，而不是被他人，政府或其他。
在被問到信仰時，巴育說：「我信仰共產主義，我始終是一名共產主義者。」
隨後，他無意的哼起了《國際歌》。『起來，飢寒交迫的奴隸/起來，全世界受苦的人/滿腔的熱血已經沸騰/要為真理而鬥爭……」，表情幸福，眼神已經飄向了遠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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