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未曾親歷文革，卻在陪父親返鄉之際與如火如荼的文革擦身而過。文革五十年專題，觸動了不少香港讀者的文革記憶。
鴉片戰爭使香港因禍得福，避過了近現代中國的政治大動蕩。
文化大革命五十年前爆發時，我年紀小，不真的懂得是甚麼一回事。但我這個在香港出生的華人，頭一次回老爸的老家上海，就是文革的高潮期1967年。
從尖沙咀火車總站乘車北上，到了羅湖過關，像到了另一個世界。在大陸海關接受檢查時，那些關員的眼神好像都是在捜查敵人似的。
坐上火車，要花30多小時才會從廣州到達上海巿的北站。也記不起火車出發了多久之後，擠上來的人越來越多。我原本只能坐硬座車卡，途中擠滿參與串連的人，不光在車廂通道上坐個滿滿，連接近車頂放小型行李包的架上，也躺臥著人。從車窗往外望，不時會見到一些年青人組成的巡行隊伍，手臂掛著紅圍巾，一路遊行一路喊口號。
有些時候，火車停站後，會有一些穿上解放軍服裝的人跑上來，拿著紅色的毛語錄帶領我們唱革命歌曲和喊毛語錄。因此，到火車後來快抵達上海時，甚麼「大海航行靠舵手」，「幹革命靠的是毛澤東思想」我已是朗朗上口了。
列車所過之處，不時也見到偌大的革命語錄寫在田野間、建築物之上。「下定決心，不怕犧牲，排取萬難，爭取勝利。」
也不知在列車上坐了多久，我的硬座位置也沒有了。我只能坐在窗旁通道邊的一張摺椅上。在我前面不遠處有一位背著長步槍的年輕解放軍站在那裏良久。我坐著時不時會往窗邊外望，看經過的風景。
可能是站久了太疲累了吧。年輕的解放軍終於鼓起勇氣往我這裏跑過來，對我說：「小弟弟，可不可以讓你的摺椅給我坐，然後我抱著你坐在我的大腿上，好嗎？」我想這主意不錯，於是便照著做了。
這是我頭一次與解放軍人極近距離的接觸。
甚麼是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對當時還是小孩的我，自然是不甚了了。
記得在文革期間一次隨父親坐火車到上海，坐在我對面的一個穿中山裝的中年男士，知道我來自香港，便主動跟我說，你們在英國殖民地區生活的人很慘吧，受帝國主義和資產階級的剝削。又問我在香港有沒有蔬果吃。
對他的前半段話，我當然不知所云。但我說在香港吃蔬果沒問題啊，為何您這樣問呢？ 後來我們就資本主義好還是社會主義好竟就在車廂裏討論起來 。
我這諗小學的傢伙說了些甚麼不知天高地厚的話我已記不得了。記得的是，我說如果香港是資本主義，那也不比上海浦東差啊，因為我在浦東鄉下河邊玩時，把一塊石頭丟到河裏，我旁邊的大大(即堂祖父)馬上叫我下次不要這樣做，因為這是浪費。 我想，在香港這樣丟一塊石頭玩著也不算浪費啊。社會主義的優越性是怎樣的呢？
我爸在家鄉是個孤兒又是貧下中農，解放前當上了裁縫，1947年來到香港打工，之後留了下來，因此沒有直接經歷過新中國的階級鬥爭。
開放改革後我有一次回鄉，才知道家裡多年前原來是有些房地財產的。但好幾代前，爸爸那一支的一位老大大由於抽鴉片煙，把祖上傳下來的農地都賣光賠上了。到我爸出生時，我家已是貧下中農，屬於後來的「紅五類」。鴉片無意間讓我家在新中國逃過多劫。
1967年我第一次回浦東鄉下後，由於和家鄉的人相處得不錯，之後不時我還是願意陪父親回鄉省親。記得一次在上海華僑飯店吃飯時碰到被港英遞解出境的左派藝人傅奇和石慧，父親還上前和傅奇攀談了幾句。
一年冬天，我穿著皮鞋，戴著英式鴨咀帽和長身絨皮大衣回鄉。才踏出上海北站，竟然被近二百人包圍著觀看，對我的裝束指指劃劃。我往東走時人群便移向東，往西行時他們又向西靠攏。擾攘了好一論，好不容易才上了汽車擺脫了人群。大概文革清一式的毛裝打扮，對他們來說也是太過單一了。
在鄉間，有一次父親和親戚們決定要祭祖，但事前卻神神秘秘的，一切準備工作都好像是保密的軍事行動。
到了當天，我以為祖墳像我們在香港到和合石般是很開揚公開的。後來才知道，要在長滿凌亂、生得高而密集的植物叢中的一些隱蔽荒棄了的角落裡尋找一輪，才把祖墳找得出來。拜祭時也是怱怱忙忙十分低調，唯恐讓人家知道惹來麻煩。
祭祠完之後，在回家的路上不時會踏在一些墓碑之上，因為這些墓碑都拿來用作鋪路之用。
我當時只好奇地看墓碑上刻著逝去的人的名字，其他並沒有甚麼感受。長大後才認識到，這正值是革文化的命的時代，但凡傳統中被認為是迷信沒用的，大概都是牛鬼蛇神。區區的墓碑，一般又如何逃得過革命的洗禮呢！
中華文化的核心是宗族家庭。要革文化的命，在華夏便是革家庭的命。
「爹親娘親，不及毛主席親。」
我們這些生在深圳河以南的，真要慶幸得到幸運之神的眷顧。西方政治哲學有些說法認為，我們沒有道德上的權利，在社會的分配中享受幸運之神的眷顧。我總覺得這些觀念非常抽象「離地」，充滿唯理主義的迷思。
唇亡齒寒。大陸的風浪和文化大革命免不了波及香江。
我知道一位反右之後離開大陸來了香港的人，幾經辛苦把家人輾轉申請到來一家團聚。女兒來到香港後，見著他一句便說出「爸爸是叛徒」來。遇上這種情況，會是甚麼滋味？
67暴動，我曾因為遇上「土製菠蘿」（編者注：土製炸彈），被困在山邊兩小時，看著大批警察集結和炸彈專家拆彈。
那時很愛聽商業電台林彬先生的大丈夫日記，覺得林先生除了聲線非常動聽之外，他在廣播劇飾演的謙謙君子，很可以是我們的楷模。但暴動爆發後，林先生每晚在商台的一節針對暴動的評論，用上的都是戰鬥和咒罵式的敵我詞彙，與大丈夫日記中的林彬，判若兩人。
之後林先生上班時被暴徒在汽車上燒死。我開始隱約明白，革命不是請客吃飯。
十年文革，到尾聲時，我已差不多進入大學了。當時大學裏國粹社會兩派璧壘分明，對文革的理解和評價涇渭不同。我和女朋友那個時候各為其主，不時因政治立場不同，爭持不下。
一次我們就「4•5天安門事件」和反擊右傾翻案風鬧得面紅耳熱，從大學圖書館吵到去陸佑堂。
我對工聯會當時的最深印象，是和鄧小平有關的。
周恩來死後不久，鄧小平在反擊右傾翻案風這場運動中被拉下馬，撤銷一切職務，只保留了党籍。當時聽到這段新聞時，感到殺氣騰騰。我父親當時大概是工聯會的會員。鄧小平下台後，工聯會有位「阿姐」來到我家做群眾的思想工作，大數鄧小平修正走資的不是，以前如何與劉少奇勾結，大有把他置之死地而後快的傾向。
半年後，老毛也去了見馬克思。不久，四人幫倒台，鄧小平復出。工聯會做思想工作的「阿姐」又跑來我家。那天，她那種以今天的我打倒昨天的我的精神，直數四人幫如何凶險、邪惡、窮奢極侈，也真令我嘆為觀止。
大學畢業後，反思文革的傷痕文學大行其道。當時我和一位港大文社的同學原本想編一本傷痕小說集出版。我用幾個月時間認真讀了幾百篇，後來覺得編不下去了。傷痕文學對我的觸動太大。儘管我沒有親歷文革，我的心靈還是承受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