選舉日前夕，計程車司機在駛往位於馬尼拉奎松市（Quezon City）的人權委員會（Commission on Human Rights）的路上，向我解釋他為何支持杜特地當國家總統。「坦白說，我並不相信所謂人權。如果你是受害者的家人，你會支持保護罪犯嗎？」車頭後視鏡下方放有一個透明塑膠擺設，掛著一條印有杜特地大名的鮮色手帶，烈日下異常突出。司機一口流利英語，不徐不疾，「你說制度嗎，制度本身腐敗，警察照樣貪污。馬尼拉的罪案實在太多了，無日無之，難以維生！這個國家需要像杜特地這樣的政治鐵人，去改善大眾的生活。」
杜特地因為在競選期間多次發表出格言論，獲外媒冠以「菲版杜林普」之名，民粹狂人形象不脛而走。「杜特地確實口沒遮攔，但拿他跟杜林普相提並論，實在言過其實。大眾對杜特地的尊敬，來自於他對貪腐與罪案的『零容忍』態度，以及清廉與親民的作風。他治下的達沃市，是全國最安全也最進步的城市…」來自菲律賓南部城市卡加延德奧羅（Cagayan de Oro）的青年社區領袖T如是說，「只要程序正當，執法與秩序是良好管治的基礎。你看看馬尼拉，一個城市連基本的交通規則都無法妥善執行，發展與進步從何說起？」
「菲版杜林普」的比喻，常令人錯覺杜特地的支持者，都是教育程度低下的市井怒漢。而T與我相識於幾年前聯合國屬下組織一個交流活動。她出身貧困，曾與胞弟每天徒步兩小時上學，只為省下僅餘零錢買麵包作午餐，自懂事起一直靠獎學金升學直至大學畢業，言談間卻從無怨尤。我一度以為素有正義感的她，斷不會支持一個聲言要把罪犯丟進大海餵魚、或拿強姦受害者開玩笑的候選人，未料她的答案教我語塞。
「大選前夕，各黨各派都會爭相揭黑材料攻擊對手，杜特地的失言因而成為眾矢之的。但事實是，所有總統候選人都是蒙傳統望族庇蔭的權貴精英，唯有杜特地是例外。」 T續說：「現實是我們早已無奈接受貪腐是政治體制的一部份，沒有人能進入體制而始終清白。我只想投給一位不會開空頭支票、能做實事的候選人。」T的選擇出於「務實主義」，但她不忘補上一個註腳：「他是菲律賓歷來第二位來自南部的總統候選人」。
杜特地的政治資本，無法抽離南部棉蘭老島的特殊語境：回教武裝組織主導的分離主義力量在南部經年為患，亂局源於殖民歷史、資源分配不均與文化差異交纏的世代矛盾。杜特地治下，達沃市卻一洗南部赤貧、毒犯肆虐與武裝衝突不止的污名，成為旅遊勝地，更躍升至亞洲宜居城市之列，把馬尼拉比下去。杜特地任內對穆斯林社群與原住民友善，積極與當地毛派武裝談判，同時主張菲律賓行聯邦制度，以打破中央與地方貧富不均的困局——這些都與杜林普的右翼排外色彩相去甚遠。
「南部」身份，使杜特地的總統選戰，成為突破北部中央霸權、挑戰地域與階級宰制的象徵。別忘記舉世知名的菲律賓拳王帕奎奧（Manny Pacquiao）在全國上下得到英雄式擁戴，正正與他出身寒微、「南部小子走向世界」的神話有關。
於是我想，從T身上，能夠窺見多少 「菲版杜林普」以外的社會真實？菲律賓民眾對杜特地執政的期許，反映的真是部份評論憂心忡忡的「威權主義抬頭」嗎？還是無數像T一樣堅韌刻苦的大眾，對改革求變的樸素渴望？
杜特地人權爭議揭示免罪文化根源
杜特地廣受爭議的人權紀錄，是他政績最大污點，也是促成此人形象兩極的關鍵。外間一直流傳杜特地與臭名昭著的「達沃暗殺隊」（“Davao Death Squads”）有關，國際組織「人權監察」（Human Rights Watch）指有跡象顯示，當地政府官員與警察合謀將毒販、輕微罪犯與街童法外處決，而有關當局卻未曾調查相關個案並檢控行兇者，試圖尋求公義的涉事受害人家屬、提供協助的人權律師與記者則受到威嚇。
「確實不存在證據說明杜特地直接與暗殺活動有關，但法外處決個案數字在他任內逐年增長，期間更從沒有正式調查與執法行動，若非有意縱容，便屬明顯失職。」國際特赦組織菲律賓分會主管奧拉諾（Jose Noel Olano）說，「所謂打擊罪案、潔淨市容，都是濫殺平民的幌子」。
分會項目統籌帕帕（Wilnor Papa）則表示，「坦白說，我自己也很驚訝竟然有不少人權組織成員轉向支持杜特地──他們按理不會不知道受害人當中包括手無寸鐵的兒童，甚至被無辜錯殺的平民。」
奧拉諾則擔心杜特地的做法會有蔓延效應，「杜特地當選最令我擔憂的，是這種『除草』式暴力打黑模式，會被其他市長仿傚，蔓延至更多地區。他也許知所分寸，但未必能控制陣營之內的地方派系。」
暗殺隊得以逍遙法外、枉死生命不被記取，如此黑暗現象，其來有自。「法外處決現象淵源甚久，以馬可斯執政與戒嚴時期肆虐最廣。在偏遠鄉間省份，地方豪強聘用僱傭兵的情況非常普遍，這些僱傭兵當中有不少是地下游擊隊、毛派武裝組織的殘餘勢力。」而回顧二戰後的菲律賓歷史，在歷任總統手上均終告失敗的土地改革，以及失效的中央集權制度，是極端左翼思想在農村如不滅星火的緣由。
馬可斯在美國的默許與庇蔭下，於1965年就職總統，執政之初，本來有意藉鞏固中央集權行強政勵治，實施土地改革、建立民族資本，推動工業轉型。但他最終擺平不了土豪家族的抵制，改革也影響到美國資本的利益，無功而返，最後走上虧空國庫、濫權暴政的不歸路。帕帕表示，「1986年的人民革命，曾經象徵許多人對改革的期許與願景。民主選舉恢復後，阿基諾夫人獲推舉上台，但窮鄉大眾苦候多年的承諾，一再落空。經濟未見好轉，法外處決繼續時有聽聞，沒有人承擔過任何責任。」
革命此去三十年。「大眾感受到的，是年復年的挫敗與絕望。」帕帕的聲線帶著同情。「這解釋了杜特地的支持度，也許解釋了何以民間有所謂懷緬馬可斯執政之聲。」我想起那位計程車司機對人權不置可否的態度：在一個歷經兩度殖民、二戰侵略、冷戰剿共與獨裁統治的國度，平凡生命能有何價？當赤貧與苦難成為日常，權利與尊嚴，頓成抽象空想。司法不彰、免罪文化的延續，都加深了「寧枉勿縱」的暴力循環。
奧拉諾指出，菲律賓沒有完善的證人保護計劃，很多掌握真相的人，結果終日活在惶恐之中，不願挺身作證。「在這裡，很多證人寧相信教會，也不願接觸司法部門。」事實上，從反對馬可斯統治的先行者隊伍，到在南部紀錄暗殺死難者數字的志願者裡，都有教會人士的身影。
人民革命的失落與傳承
1986年2月，成千上萬的群眾擠滿馬尼拉的桑托斯大道，抗議馬可斯貪腐與選舉舞弊；群眾紛紛以黃絲帶紀念在三年前遭暗殺的反對派領袖阿基諾，市中心街頭儼如一片黃海。那年，Jay Mercado年僅18歲，與家人一同投身這場天翻地覆的抗議浪潮。
當時Mercado身邊不乏戒嚴受害者的家屬，但他的雙親本來並不是堅定的反對派支持者。「事實上，我的父親可以說是馬可斯執政時代的得益者，戒嚴時期一直晉升至一家美資企業的高級管理層，我們說得上是中產家庭。」但轉捩點是阿基諾在結束流亡生涯回國之際，迅即在機場被無情槍殺。「那無異於當頭棒喝。阿基諾之死，令我們明白馬可斯在嘲弄、踐踏我們的民主制度。」
加上民間異議媒體如雨後春荀湧現，大眾開始接觸到獨裁時代不被書寫的真相，「從選舉舞弊，到馬可斯本人杜撰的二戰英勇『事蹟』，馬可斯家族與朋黨搜刮掠奪公共資產、拖垮國家經濟等等，都令人忍無可忍。阿基諾夫人以遺孀身份競逐選舉挑戰馬可斯，令我對變天充滿希望」。2月25日凌晨，馬可斯一家在美國的庇護下，連夜登上美國空軍飛機倉促逃亡，Mercado一家隨遊行隊伍，由桑托斯大道走到總統官邸「馬拉坎南宮」，慶祝人民的勝利。
已屆中年的Mercado如今任職大型物流公司管理層，同時兼職在大學講課，見證菲律賓推翻獨裁、民主轉型、重振經濟的艱辛長路。「我非常肯定菲律賓在人民革命後可見的進步。雖說貪污依舊持續，但媒體可以自由報導貪腐醜聞，而多有名氣的政客一樣要接受法律制裁，這些都是獨裁治下難以想像的面貌。」同樣地，「新世代是無法想像戒嚴時期的生活如何辛酸；你的父母可以純粹因為與上級意見相佐就失去工作，你的孩子可能在街上遭軍警隨意恫嚇滋擾，甚至拘留虐打。」
馬可斯時代終結，沒想到今年他的兒子小馬可斯以大熱姿態競逐副總統，令見證過戒嚴暴政的Mercado深感不安。
我曾經問奧拉諾會否覺得憲法限制總統不得連任的規定，是其中一個先天窒礙政策持續性、刺激大眾投向「政治明星」的近因。「可能大眾覺得反正總統任期只有六年，不妨一試。但六年還是很長的時間啊。」這個規定亦是人民革命的產物，「馬可斯操縱選舉，令自己得以在位二十年。阿基諾夫人執政時修改憲法，本意正是為了防止總統戀棧權位、避免歷史重演。」奧拉諾這樣回答。
大選前一周，一個反對小馬可斯競選副總統的民間組織「Campaign Against the Return of the Marcoses to Malacañang（CARMMA）」，在網上發佈一條關於戒嚴歷史的宣傳短片，迅速成為網絡熱話。短片以幾個獨立對談剪輯而成，受邀青年在一開始分別被問及他們對馬可斯與戒嚴時期的看法。短片裡的青年對戒嚴時期紛紛流露正面觀感，認為馬可斯治下的菲律賓繁榮安定、遵從法紀。然後鏡頭一轉，訪問者向青年表白自己是戒嚴受害人，分別坦述在獄中被強暴、虐待的經驗。畫面上的青年都一臉錯愕，表示這和教科上陳述的歷史徹然不同。短片重現馬可斯治下黑暗，也間接叩問歷史教育的斷裂與傳承。
「作為一個有逾廿年大學講課經驗的教育工作者，年輕一代對史實的無知、對暴政的浪漫化，我自愧責無旁貸。也許，這是我個人性格使然。我希望學生能明辨史實是非，但過去的我卻甚少主動提及過去，學生問起，也是支否以對。現在回想，是大錯特錯。而教育工作者之間也沒有形成一個倡議力量，去增修教科書的相關內容。」Mercado說。
興許這是親歷過戰亂危難的上一輩的共通點：要親述過去，有如直面一代人的未癒傷痕，教人不忍。傳承歷史的重責，不應單由一代承擔。「我想其中一個原因是，我們親歷革命的一代，當時都誤信任務完成，寄望政府接手承擔。如此，我們忘記了革命的內蘊是人民的充權與發聲，忘記了革命不是一勞永逸的勝利，忘記了獨裁者的下台，不過是長期抗爭的開端。」
獨裁者的幽靈，戒嚴黑暗的見證
「直至今天，馬可斯當年搜刮得來的私財，仍有大部份不知去向；暗殺阿基諾的元兇、戒嚴時肅清異己的真相，亦彷彿成為歷史謎團，無從知曉。再加上小馬可斯陣營的輿論機器極力粉飾獨裁史實、蒙昧大眾，『馬可斯』的惡名在三十年後得以漂白洗刷成功。」Mercado審視革命遺產，認為人民革命最大的致命傷，是阿基諾夫人未能成功團結全國上下，令民主制度植根基層管治。「但我也明白團結國家是多麼困難的任務。當年阿基諾夫人也許贏得過半數，但你可以想像剩下的一半則是馬可斯的朋黨利益板塊。馬可斯家族從未道歉反省，也沒有歸還國家的財產，（這種情況下）和解與團結，又該從何說起。」
今年33歲的馬丁（化名），則是革命後長大的一代；其已故父母在戒嚴時期皆是工會活躍份子，因而被政府視作勾結共產主義武裝組織，一度被迫各自潛逃保命。隨後馬丁父母的活動轉向地下，直至阿基諾被殺才重返抗爭前線。阿基諾夫人上台後，二人亦因此獲委任公職，直到早年身故。跟Mercado一樣，他認為現行的制度未能有效約束地方政治，令「民主」徒具空殼。
「與其打擊罪案，何不建設更好的學校，將教育成為社會投資？人民革命最大的失敗，在於沒有建立公民教育，以為馬可斯下台就功成身退。」
已故的民族主義理論大師、東南亞研究學者本尼迪克特·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直接以「酋長民主」（“Cacique Democracy”）來形容人民革命無力破局的失敗、西班牙殖民治下「地主起義」的回歸。
酋長民主
阿基諾夫人卸任後，幾位繼任人都像各大政治家族世襲欽點的「音樂椅」遊戲，難怪有人覺得所謂革命不過是敵對家族派系的角力，更以菲律賓的例子佐證「民主並非四海皆準」。「今天大力渲染所謂懷緬馬可斯『黃金時代』的一群，大抵就是馬可斯朋黨的下一代吧。」馬丁說。
而菲律賓人深知今天的制度亂象，是美國殖民時期收編地方豪強埋下的遠因（正副總統分開投票，也許正是為了平衡不同家族之利益）；正如他們知道馬可斯的大起大跌、最後免於牢獄之災，也是仗賴華府之令。但南海局勢與南部衝突的內憂外患，都令菲律賓不得不依賴美國的軍事援助。菲律賓人對美國的愛恨交纏，是本次大選的一個重要副旋律：本來的總統大熱候選人格蕾絲·柏吾（Grace Poe）的美國國籍風波，令外界質疑其政治忠誠，變相令主張和談解決爭端與加強國防自主、親美色彩最弱的杜特地，成為民眾首選。
縱觀菲律賓百年歷史，杜特地所凝聚的「改變」期許，彷彿側映著某種更深沉的象徵意義，在清醒求存與犬儒無信之間的幽微處，夾雜了菲律賓人在歷史遺痕與地緣夾縫中追尋己身的自處意識。也許，為杜特地投下一票的人，真的不只在附和反貪打黑的民粹綱領。
「所以我覺得，杜特地與小馬可斯能夠同時得到中年選民的廣泛支持，本身就充滿弔詭況味。」人民革命的教訓讓馬丁深信，「民主制度的改革必須持續而漸進。任何突發式的權力更替，都只不過是容許家族豪強去整合權力版圖，無法跳脫歷史軌跡的盤根錯節，也無法奠定有效的國家領導。」這讓我想起北島詩作〈新年〉中的一句：「失敗之書博大精深」。
挑戰鄉紳金權政治的新世代
如往屆大選一樣，本次菲律賓大選仍難逃賄選陰雲。其中最普遍的，是「買票」現象。帕帕提及，所謂「買票」，通常是指以銀彈福利換取選民放棄投票，「因為他們知道你一旦進入了票站，就無法確保你投給誰，所以最好的方法就是利誘勸阻你不去投票！」
在南部部份有選舉暴力紀錄的地區，投票甚至可以是致命的。於2009年底、上屆大選前夕因發生屠殺一地方候選人團隊與隨行記者而震驚國際的瑪京達瑙省（Maguindanao），在本屆大選前夕再發生連環學校爆炸案。奧拉諾相信，這是地方勢力在選前恐嚇選民的手段之一。
早前，「菲律賓調查報導中心」（Philippine Center for Investigative Journalism）的報告就分析了自2004年起全國17個投票率最低的省份，發現絕大部份都是全國最貧窮的地區，並主要集中在呂宋島的北部與中部一帶。
同時，中心的最新分析指出政治家族對地方選情有決定性影響：在1992年到2013年八次選舉（包括中期選舉）期間，有68個家族在全國六大投票率最高的省份持續贏得合共兩成地方議席，意味這些地區能對個別全國選舉候選人的選情發揮關鍵影響。而在這68個家族當中，阿基諾三世所屬的執政黨與反對派，各取得14個家族的署名支持，平分秋色。這讓菲律賓政治，落得了「土豪政治」的名聲。
土豪政治雖然難以打破，但選舉監察志願組織「Legal Network for Truthful Elections」（LENTE）決心透過選民教育，阻遏選舉舞弊的「免罪文化」，令選民意識到有能力爭取問責，重建對制度的信心。組織於2007年創立，不受任何政治組織資助，並由律師與法律學生組成與管理，專責在大大小小的選舉期間宣傳選民教育、觀察選舉與點票過程，並在懷疑涉及選舉舞弊的選區協助選民作出書面申訴。
「事實上，過去從沒有人因為『買票』而被定罪。我們考慮到選民不願具名作證，因此選擇協助他們提請匿名投訴。法律上，匿名投訴是沒有法律效力的，但假如有大量投訴針對某個別選區，政府屬下的獨立選舉委員會（Commission on Elections, “Comelec”）便有責任展開調查」。LENTE組織的研究項目主任羅塞特（Ryan Jay Roset） 強調，「重點是讓選民認識到那是他的權利，而不是在於申訴程序本身」。
年輕律師阿曼（Kenjie Aman）相信選舉本身就是公民介入、推動基層充權的絕佳契機。2010年上屆大選前夕，仍然是法律系學生的阿曼加入選舉監察志願組織LENTE，如今是組織的法律事務項目主任。
「本次大選，我們以聯合國《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為基礎，首次引入了人權理念框架，令組織的倡議工作能超越一般選舉法規的程序技術面向。」組織也加入了由數十個人權團體組成的民間聯盟「Bantay Karapatan Sa Halalan」（Philippine Election Rights Campaign），人權委員會是其中之一。「我們是全國第一個走進偏遠山區，在原住民社群推動選民教育的民間組織！」阿曼說著，面露自豪之色。「組織在2007年成立時，主要活動就是集中在投票率低的舞弊『熱點』。」
阿曼解釋，「在部份偏遠鄉郊地區，原住民社區的投票率非常非常低。原因是土豪派系買票操縱選情，很多本已弱勢的原住民害怕步行八小時到票站，最終只是被非法禁錮、騷擾阻嚇。而他們事後也不願作出具名申訴，因為他們缺乏法律支援，亦害怕會為自己與家人招致麻煩。」
革命三十年考驗民主重建碩果
「人民革命之後，一直都有聲音質疑菲律賓人是否真的有足夠能力，去走西方民主的一套。正因如此，『強人政治』有它的市場。尤其是對馬可斯時代一知半解的新世代，會特別容易被新加坡管治模式吸引。這也許有一點道理，但問題是，所謂「善意的獨裁」（benevolent dictatorship）要成功，前提是國民能夠在生活上自主自強、減少對政府的依賴。而他們不明白的是，這正是民主制度有效運作的基石。」Mercado說。
我記得今年二月人民革命三十周年前夕，網上有好多聲音指國家困局無從突破，質疑紀念革命所為何事。菲律賓的八九十後青年也許對獨裁與戒嚴下的生活一無所知，但他們見證過埃斯特拉達下台、入獄，不會不明白群眾力量的成就與可能；可爾後見證埃斯特拉達被阿羅約夫人特赦、再「凱旋回歸」當選馬尼拉市長，在網絡媒體迅速普及下成長的他們也不會不明白群眾力量的限制與虛幻。
誠如Mercado所言，輕言社會亳無寸進，是忽視暴政苦況、缺乏歷史認知，也忽視了革命作為公民教育的社會文化意義。但我也記得當年在馬尼拉生活其中一個最揮之不去的觀察，就是在菲律賓媒體與民間泛濫的「民族英雄」情結、在政治與商品包裝都出現的文化濫觴。
自主自強的對立面，就是政治人物的明星化、英雄化。懷念馬可斯集權執政，跟沉醉革命光輝歲月，其實本質相近、殊途同歸──如果菲律賓社會要真正重審戒嚴歷史，也許必須超越馬可斯家族與阿基諾家族的恩怨情仇與正邪對立，追問精英政治是如何煉成，探詢「強人政治」的社會文化根源，以求真與和解為使命。而這次大選，難道不是一個契機？戒嚴受害者的未竟追尋、新世代的教育與傳承，甚至聯邦共治的願景，這些在大選前後湧現的討論，無一不在直面歷史的遺痕、時代的挑戰。
「強人政治」的本質，畢竟就是對集體的無信。而信任制度，必先信任自己有能力授權與推翻代議士，有能力維護制度的公正。
人民革命孰得孰失，菲律賓民主有多正當，答案也許不在別處。歷史不必重覆，革命怎會徒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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