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變形金剛》電影系列第四部曾於香港的深水埗取景，戲中的男女主角在街上奔跑、變形車於狹窄的街道飛馳，攝製團隊更在大南街拍攝爆破戲。就如成龍主演的電影總喜歡到世界不同的地方追逐一樣，這是一種城市景觀的獵奇。在鏡頭裏，城市的外觀成為視覺上可快速消化的「文化糧食」，讓觀眾以自己的方式理解圖像。在後現代充滿符號的社會，以圖像讓人自行理解符號所指（Signified），猶如局部釋放文化解釋權。
1980年代起，世界各地漸多以城市景觀和盛事作為文化資本，藉此樹立形象和塑造商機來吸引投資者和旅客，帶動經濟發展並互相競爭。（註一）這些「城市形象建構工程」遇上互聯網、社交媒體和行動裝置的普及，圖像與錄像成為最有效傳播訊息的媒介，城市的文化底蘊彷彿都要藉圖像與錄像傳遞，極視聽之娛，於是「美化」城市就變得理所當然。
近十多年民間改變社區生態的力量不容忽視，而「文青」（文藝青年）就成了力量重要的構成，民間也漸多以藝術或文青流行的方法介入或改變社區。若果這些改變遇上以經濟利益為本的舊區更新或重建，情況就更加複雜。這一切，都正在深水埗上演。
基層居住與消費的緩衝
說起深水埗，香港人也許會想到貧窮、「劏房」（分間樓宇單位）、攤檔和墟市。的確，深水埗在2014年是全港貧窮率最高的地區（18.2%），貧窮人口高達66600，每月住戶入息中位數為7200元，領取綜援的貧窮住戶比例是19.5%。深水埗九成的大廈有「劏房」，「劏房」數目逾萬；近七成的大廈沒有任何大廈管理措施，大廈安全成疑。深水埗亦是少數有大量活躍攤檔與墟市的地區。香港社會服務聯會於2014年做的調查發現，排檔、天光墟和假日墟等墟市是深水埗基層甚至是中產市民的重要購物之處，助他們減低生活成本，而且還是不少低收入居民參與社區經濟的地方，讓他們幫補家計甚至就業。
深水埗在香港基層的居住與消費版圖，發揮了過渡以及緩衝的作用，使市民在價格高昂的物業市場，以及由大財團主導的消費場所以外，有喘氣的空間。雖然劏房的居住面積、衛生和基本設施大多惡劣，而且平均呎租與水電費高昂，又未必合法、安全成疑，但是卻為一些希望在市區附近有一室容身，或正輪候入住公共房屋的人，提供了較物業市場便宜的居住選擇。
明愛基層組織發展計劃2014年的「劏房」居住環境及處境調查更發現，市區的劏房單位是基層人士解決房屋需求的唯一選擇。而深水埗街上的排檔與地攤，則提供了低廉的營商與工作機會，讓當區和鄰近的居民有符合他們經濟狀況的購物選擇，維繫地區經濟。
當政府的政策未能解決基層的基本生活或社區需要，城市中相對靈活、容許市民自由分享、交流的公共或公眾空間，就變得重要。這些過渡與緩衝的居住和消費空間一旦消失，意味着住戶、商戶與消費者將要直接面對主流的經濟市場，與主流經濟共浮沉。若果未有相應的措施解決基層的居住和消費需要，卻先把現有的一些城市緩衝除去，反而會破壞民間自然形成的臨時辦法，儘管這些辦法未必恰當，或有另外的一些問題。
文藝風吹至，導致士紳化？
近年小型書店、咖啡店、畫廊、概念店舖和設計工作室等文藝空間漸漸在深水埗出現，吸引不少文青與區外人前往，與當區的攤檔和墟市形成鮮明對比。這些空間在深水埗開設，不單因為這區的租金在市區中相對便宜，還由於深水埗有獨特的地區個性與特質，未完全遭同化。大眾一般視這類文藝空間為經濟與消費主導社會的避難所，這類空間在城市出現，猶如抵抗主流價值。但是這種處世與抵抗，是否都由主流價值製造出來？就以咖啡店為例，有人思考過為何咖啡店會成為文青體現自我存在感的空間嗎？
喝咖啡是西方的飲食習慣，咖啡屋（coffeehouse）起源於16世紀的中東，是室內社交聚會的地方；現代的咖啡店（café）則來自19世紀的歐洲，不少都有露天茶座的部分。但是咖啡店於全球普及，始於1990年代的「泡沫咖啡文化」（cappuccino culture），以及大型咖啡連鎖店的迅速擴展與普及，例如星巴克（Starbucks）、咖世家（Costa Coffee）和Caffè Nero等。（註二）英國的咖啡店數目，由1997年的約300家，增加至2001年的1800多家，五年的增幅達六倍。而且咖啡店會與其他的城市空間結合，譬如書店、機場和巴士站等。（註二）
這些咖啡店都是以消費主導、文化包裝的空間，亦是城市中居住與工作以外的社區和社交生活場域──「第三空間」（third place）。文青喜歡流連的咖啡店，就是（泡沫）咖啡文化全球化下，稍作轉化而形成的，例如加入不同的概念與格調的獨立咖啡店。文青也許喜歡咖啡店的「第三空間」身份與功用，或其象徵的生活品味與態度。或許深水埗真的需要多一些不同種類的「第三空間」，但是這類咖啡店與原有的社區有何關係？是否只是文青在城市中表現存在感的場所？假若潮流一過，這些獨立咖啡店的文化符號失效，會否與這城市的其他消費空間無異？
每逢有上述文藝空間來臨一個地區，都有帶來士紳化（gentrification）之嫌，跟藝術來到社區面臨的問題類似。這可以用舊區因何改變，以及改變的效果如何來看。政府和發展商多數因為舊區有物業與消費發展的潛力而改變舊區，文藝空間的店主和藝術家，則大多因為舊區地點合適以及租金負擔得來而聚集，兩者的出發點不同。前者會改變當區的整個城市結構以及社區生態，幾乎必然導致士紳化；後者進入原有的城市結構，帶來社區改變，孰好孰壞視乎眾多因素與機緣。新店進入舊區令當區暢旺，間接令租值上升，也不至於像市區重建般令整個區域的居民遷離，迎來收入較高的居民。兩者在同時空出現，就更難釐清是什麼原因導致士紳化或社區轉變，這正是深水埗的寫照。
士紳化
上世紀七八十年代，土瓜灣一帶有過百間製皮廠，到了2014年，全港只餘下兩間；昔日皮革零售店在旺角砵蘭街附近，深水埗的基隆街和大南街則是批發的集中地。現今年輕人或文青在基隆街和大南街開設皮革店、辦皮革班，吸引區外的人前去，以文藝包裝式微手藝，會不會是本地皮革業的出路？近年文青開始喜歡手作，手作皮具成為興趣，能不能成為皮革手工傳承的起點？這都取決於時間，或能否在市民的生活找到切入點，使之成為恆久的興趣或生活的一部分。在原有皮革業的地區開設皮革店，已是對地區經濟和歷史脈絡的回應，比「空降」的店舖好。深水埗是手作材料的集中地，新開設的店舖雖不至帶動行業的產業鏈，但亦引來不少對手作有興趣的人，為舊社區增添活力。
藝術只「美化」了社區？
早前，來自維也納的藝術家Peeta，在黃金電腦商場的外牆畫上巨型壁畫，替商場換上新裝，令這座象徵消費主義的堡壘「升格」，增添藝術的元素，難怪街頭藝術節惹來藝術「美化」社區而有可能導致物價上升的爭議。
今年三月，HKwalls與Vans在深水埗舉辦為期一周的街頭藝術節，徵得商舖、建築管理者和業主的同意，讓本地和外國的藝術家在建築物外牆名正言順地畫上數十幅壁畫，以類似塗鴉的方式在視覺上引起大眾對城市景觀的想像與討論，以及思考背後涉及的城市權力和管理問題。
有人認為無論該區貧窮與否，都應有權享有藝術；有人認為藝術家可藉作品與活動和居民建立關係，融入社區。有人則恐怕藝術節無助推動本地藝術，反而有機會令區外的人發現了該區的發展潛力，最後導致士紳化。
除了以上所述，藝術對貧窮的社區有何裨益？HKwalls的負責人Stan說，第三屆街頭藝術節選址深水埗，因為受當區的居民邀請。之後HKwalls再問其他街坊與店舖的店主時，不但得到他們的同意，更有店主主動邀請他們作畫。所以在這例子，藝術並非完全「空降」。至於藝術介入社區，是否要以壁畫的方式呈現，則涉及另一議題──若果藝術真的要介入社區，應該用什麼方法與媒介？
文化評論人黃津珏曾於《道別活化廳，迎來更尖銳的公共藝術討論》說，社區藝術興起的原因之一，是社區真的病了。在新自由主義、城市士紳化、財富不均與各種政見拉扯下，社區被撕出一道大裂縫。藝術家於是走入社區，運用自己的技能修築社會。但是藝術作品卻往往在都市化市場成為搶手貨。因此在新自由主義之下，藝術家的所謂「再活化」社區，往往只是把社區再次放回全球化市場的競爭之中。
維也納學者兼藝術家Barbara Holub在去年出版的書，提到公共藝術不止於作為建築的附加物，亦不只是公共空間的藝術品或裝置，如壁畫、雕塑。在當代的城市，藝術策略比藝術品更加重要。藝術策略不單與城市議題有關，更關乎社區環境。藝術家和城市實踐者（urban practitioner）可以用藝術的觀念介入城市的發展與政策的制訂，但是必須盡力理解社區的需要，持久地參與城市規劃，才能避免藝術淪為經濟市場的商品，以免造成士紳化。
市區重建前的微妙變化
香港舊區的巨變，通常由鐵路的伸延或市區重建引起。市區重建則幾乎必然導致士紳化。政府以經濟利益為本策劃重建項目，重建後樓價與租金均會上升，居民與商戶多不能在原區置業。
深水埗西南面海壇街的37幢低矮舊樓宇，將發展為五幢約30層高的住宅大廈和低座商用平台，以及貫通北河街的公共休憩空間，預計於2017至2018年落成。海壇街的另一處也陸續遭收購重建。
市區重建通常會把城市的緩衝掃除，對城市空間與景觀的破壞，比區外人走到舊區開店，以及藝術介入社區的影響大得多。
深水埗正受上述的各方力量改變，似乎正踏上與其他舊區更新相去不遠的軌跡。政府的重建計劃固然銳不可擋，但是在改變前夕發生的微妙變化，如新舖承傳舊區工業的可能、藝術凝聚社區力量帶來的轉變，也不容忽視。因為不是每一個地區也有機會蘊釀這些由民間帶動的轉變。如果沒有市區重建，深水埗會不會創出「由下而上」的舊區更新模式？深水埗即將經歷的，會否與其他重建或已士紳化的舊區一樣？市區還有沒有容納主流以外發展模式的餘地？若有一天深水埗的城市景觀再沒有獵奇的價值，是否代表已被全球化同化，失去地區特色？
若要保持地區的角色、特色、活力與風貌，無論是墟市，還是外來商戶、文藝風與藝術介入，推動的人也先要了解那個地區，再以不同的途徑作嘗試與實踐──儘管最後也可能因市區重建而湮沒。深水埗的民間活力與可塑性，除了有香港昔日社會的影子，還是開創城市不同可能的重要條件。
（何尚衡（Alfred Ho），城市研究者。畢業於香港大學建築系，後往荷蘭修讀建築學碩士。）
註一：Mark Jayne, Cities and Consumption,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06, pp. 166-167.
註二：Eric Laurier and Chris Philo, The Cappuccino Community: Cafes and Civic Life in the Contemporary City, Glasgow, University of Glasgow, Department of Geography, 2005.
參考資料：
一、陳嘉文：《深水埗貧窮未變》。《明報》，副刊，星期日生活，街知巷聞，二○一六年四月十七日。
二、梁仲禮：《反仕紳化──由倫敦咖啡店遇襲說起》。《明報》，副刊，星期日生活，周日話題，二○一六年五月八日。網址：
三、Baudrillard, Jean, For a Critique of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the Sign, St. Louis, USA, Telos Press Limited, 1981.
四、Clarke, David B., The Consumer Society and the Postmodern City,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03.
五、Laurier, Eric and Philo, Chris, The Cappuccino Community: Cafes and Civic Life in the Contemporary City, Glasgow, University of Glasgow, Department of Geography, 2005.
六、Slater, Don, Consumer Culture and Modernity, USA, Blackwell Publishers, 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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