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陸 中國經濟改革

專訪經濟學家文貫中:中國當前經濟改革為什麼不成功?

「供給側改革」鋪天蓋地,也引起了困惑。明明十八屆三中全會決定明確堅決,為何偏要用易引起誤會的語言?


中國一間鋼材料工廠。
中國一間鋼材料工廠。攝:China Photos/Getty

當很多人還在對中國經濟以及改革前景有所樂觀時,黨媒《人民日報》5月9日發布了「權威人士」對市場的看法,引發中國國內與海外市場高度關注。

對短期經濟走勢,這位沒有署名的「權威人士」在文章中指出,今年開局的經濟形勢平穩,經濟運行的總體態勢符合預期,有些亮點還好於預期。但是,經濟運行的固有矛盾沒緩解,一些新問題也超出預期。因此,很難用「開門紅」「小陽春」等簡單的概念加以描述。

這位「權威人士」強調,中國面臨的固有矛盾還沒根本解決。「穩」的基礎仍然主要依靠「老辦法」,即投資拉動,部分地區財政收支平衡壓力較大,經濟風險發生概率上升。特別是民營企業投資大幅下降,房地產泡沫、過剩產能、不良貸款、地方債務、股市、匯市、債市、非法集資等風險點增多。《人民日報》此文一出,再次在輿論上形成對中國經濟問題的點評新熱點。

「權威人士」

至2016年5月9日的一年間,《人民日報》三次發表「權威人士」談論中國經濟形勢的頭版文章,每次都引起社會廣泛關注和解讀。5月9日,「權威人士」在《開局首季問大勢》中指中國經濟運行走勢是「L」型,分化是經濟發展的必然,分化越快越好,無論是地區、行業還是企業,總有一部分在「二八定律」的分化中得到「八」的好處。1月4日,」權威人士「在《七問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中強調,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就是要充分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推進改革陣痛是不可避免但可以承受的,改革的窗口期不是無休止的。去年5月25日,「權威人士」《五問中國經濟》,強調中國「經濟發展基本面是好的,有世界最高的居民儲蓄率和最大的宏觀經濟政策空間,經濟韌性大,制度優越性明顯。只要把握好,就出不了大問題」。

如何看待當前中國經濟改革的侷限性,尤其是如火如荼的「供給側改革」到底如何操作?國外供給學派有哪些可借鑑之處?端傳媒日前專訪了著名美籍華裔經濟學家文貫中。

文貫中,美國三一學院經濟系終身教授,上海財經大學高等研究院特聘教授。在此之前,他於1999-2000年擔任中國留美經濟學會會長。值得介紹的是,文貫中是國民黨中將文強(毛澤東的舅表兄弟,在黃埔軍校與林彪同期,與中國前總理周恩來的弟弟周恩壽同班)之子。

學術方面,文貫中主要集中在中國的農村土地制度、人民公社下的公共食堂與大饑荒的關係、中國城市化問題,以及經濟全球化對中國的影響等。

端傳媒:當前中國進行着如火如荼的「供給側」改革來調結構,但從這麼年結構性改革的現實來看,很不樂觀。您如何理解所謂的供給側改革?或者是否能等同於美國列根或英國戴卓爾時期的供給學派思路?

文貫中:因為長期在海外生活,對國內各派的觀點還不是很清楚。不過肯定是熱點問題,就冒昧多說幾句。首先,我想指出,今後改革目標和主攻方向,在十八屆三中全會通過的《決定》(《中共中央關於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中已表述得非常清晰而完整,這也獲得了大部分經濟學家高度的評價。

緊緊圍繞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深化經濟體制改革,堅持和完善基本經濟制度…市場決定資源配置是市場經濟的一般規律,健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必須遵循這條規律,着力解決市場體系不完善、政府干預過多和監管不到位問題。

《中共中央關於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2013年11月12日通過)

既然通過了歷史性的《決定》,就要拿出歷史的擔當和魄力,不應再將市場經濟最核心部分的重建任務推給後人。今後經濟體制的主要改革方向不應再零零碎碎,隨機而作,隨性而為,欺軟怕硬,迴避、蹉跎,而應知難而上,下定決心,將經濟體制中最深層,最棘手的要素配置機制的重建這一歷史任務攻克下來。誰能在任內完成這一任務,誰就能青史留名。

為什麼呢?因為只有實現要素配置的市場化,在全球化進程日益加深,世界市場上的競爭日益加劇的歷史大潮中,中國才能獲得最強大,最可靠的基於動態比較優勢之上的競爭力,來自億萬民眾的基於自利之上的最靈活的反應力,被釋放出來的億萬民眾的智慧和內在活力才能形成永恆的創新力。

從今日歐、美、日這些強國的經濟發展史來看,正是完善的要素配置機制,才使他們得以調動億萬民眾和企業的積極性和創造力,這才是它們強大和持續的內在經濟活力之源,憲政則是另一個最重要的秘密武器。

生產要素市場

指生產要素(資本、土地、勞動)作為商品所進行的一切交換和買賣活動,以及用商品交易方式把生產要素的需求和供給聯繫起來的一種經濟關係。在要素市場上,廠商是要素的需求者,居民是要素的供給者。生產要素市場包括土地市場、勞動力市場、金融市場、技術市場、信息市場。生產要素商品化,其價格形成和變動與普通商品有共同之處,但生產要素是特殊商品,其價格機制又有自身的特點。

端傳媒:今天中國經濟的難題也跟政治有關,憲政幾乎不提了。而實際上,多數經濟學家並不認為十八屆三中全會到目前做了什麼,而且,似乎對市場的干預能力還在加強,比如去年股災時,包括最近證監會原副主席高西慶在國外也談到中國政府不以市場為核心要素了。

文貫中:的確。《決定》的精神很清楚,要儘快用要素市場,而不是行政命令,來決定性地配置各種資源。可是,現實中我們看不到很大的進展。儘管《決定》指出了改革的主要方向,而且,為了強調其急迫性和重要性,還用了「緊緊」和「圍繞」這樣的詞,甚至還用了三個「加快」這樣的詞。然而這份《決定》通過後已經兩年半過去了,「緊緊」,「圍繞」,「加快」這樣的呼籲並沒有發生什麼奇效。

原因何在呢?我覺得需要找到改革的突破口,儘量擴大改革的群眾基礎。要素市場的發育本來應該來自民間基於自利的主動性。如果民間的主動性或者受到政府的漠視,或者受到現行制度的束縛,改革必然變成空洞的口號,不會有來自民眾基於自利的積極響應和配合。改革會變得越來越冷冷清清。

高達二億六千萬的農民工大軍已經浩浩蕩蕩進了城…這是一股何等強大而有序的自發力量啊。可是,戶籍制度硬是不承認他們有在打工所在地獲得市民身份的權利。

所以,改革的形式,或者說改革的途徑本身,也應該注意市場化。要知道市場經濟之所以優越於中央計劃經濟,就在於將日常的經濟決策權、資源的配置權從幾個官僚的手中還給了億萬民眾和企業,所以能極大地激發了他們基於自利的主觀能動性。三十多年來在中國變得十分活躍的產品市場,已印證了這一結論。

中國國家統計局最新公佈4月份消費物價指數同比漲幅與上月相同。
中國國家統計局最新公佈4月份消費物價指數同比漲幅與上月相同。攝:ChinaFotoPress/GETTY

可是,要素市場的發育和成長卻缺乏民眾和民營企業的自發參與。漠視乃至排斥民眾和企業基於自利而產生的能動性和自發性的結果,使要素市場的發育死氣沉沉,動輒得咎。

其實,來自民間要求參與的動力非常強大。可惜,中國政府往往視而不見。計劃經濟時代留下來的制度甚至對此十分敵視。

例如,高達二億六千萬的農民工大軍已經浩浩蕩蕩進了城。他們不用政府動員,不用任何人的強制,不請自來,自掏路費,自找住宿,自找工作,失業了動用自己的積蓄堅持下去,或者乾脆自動返鄉。這是一股何等強大而有序的自發力量啊。

可是,戶籍制度硬是不承認他們有在打工所在地獲得市民身份的權利。又如,這麼多農民工進了城,也沒有找政府要廉租房,很多就住進了工棚,老城區的閣樓和地下室,特別是城中村中的所謂小產權房。這幫了政府多少忙啊。可是,土地制度硬是不承認城中村和小產權房的合法性。

由於各種制度性障礙和過時觀念的存在,要素市場的發育寸步難行。

資本市場也不例外。從去年發生的嚴重股災來看,資本市場的發育面臨極大的困難。由於政府的不切實際的期望和不當干預,資本市場很難按照內在的規律發育起來。所謂不切實際的期望,是指政府一開始想人為營造出一個牛市,動用媒體暗示股市將有一個只漲不跌的長期趨勢,這就違背了股市的內在規律。

圖為股票投資者在留意股價。
圖為股票投資者在留意股價。攝:ChinaFotoPress/GETTY

所謂不當干預,是指股市因改革紅利遲遲沒有兑現,股價因缺乏經濟實體基本面的支撐而下跌後,又匆忙採取許多違反市場原則的,以只准做多,不準做空這種違背市場規律為特徵的干預措施,阻礙了股市自動糾錯機制的正常發育,也阻礙了監管制度的自然演進。

端傳媒:我知道您對土地制度有多年的研究,而中國的土地制度問題目前出於懸置,如何看待中國的土地去庫存?

文貫中:是的,至於土地要素市場,其發育更為滯後。剛才提到,由政府壟斷操控的土地市場對市場所反映的民間自發性一律視而不見。在管理部門看來,既然土地不是國有,就是集體所有,土地資源的配置當然不由老百姓和企業決定。

無論是農田轉為城市用地,或在已經轉為城市用地的土地中准許哪一特定地塊進入招拍掛程序,及其特定用途的確定,均由地方政府說了算。在中央一級,對土地的配置則是通過土地指標完成的。至於基於何種供求的信息,使有關部門得以信心滿滿地大筆一揮,確定每年全國土地指標應該多少,以及如何在各省市之間合理分配,則只有天知道了,否則也不會冒出如此多的庫存房需要消化,如此多的鬼城需要動員民眾前去居住。

到今天,空置房數量之巨終於驚動各地決策者,去庫存也突然成為一項帶有高度急迫性的政治任務。

「供給側改革」這五個字在各種媒體中雖然鋪天蓋地,引起的理解困惑也不可輕視。坦率說,我就有這樣的困惑…難道每隔幾個月,推出一些新詞,能代替改革本身嗎?

2016年4月8日,中國上海一處被高樓大廈包圍的舊屋群。
2016年4月8日,中國上海一處被高樓大廈包圍的舊屋群。 攝:Aly Song/REUTERS

一些人異想天開地希望囊中羞澀的農民工去勇敢接盤。這一幕不禁使人回想起一年以前,為了營造牛市,也有人曾呼籲。股民勇往股市,為國接盤。但是,農民工畢竟不是城裏的股民,不說沒有閒錢,即使有,也早已響應號召,在老家蓋起養老的房子,說是為政府分憂,不去和城裏的市民爭養老的公共服務,增加城裏的擁擠。如今他們哪來閒錢再去城裏購買第二套房呢?

況且房價在政府的救援之下,又遲遲不肯下跌,而他們在老家的養老房,又不準向城裏人自由出售。受到如此歧視的農民工,為何忽然有了這樣的義務,去承擔這種雙重的犧牲?

現在,「供給側改革」這五個字在各種媒體中雖然鋪天蓋地,引起的理解困惑也不可輕視。坦率說,我就有這樣的困惑。明明有了十八屆三中全會的決定,語言明確而堅決,又體現了集體的意志,為何捨近求遠,偏要用容易引起誤會的語言?難道每隔幾個月,推出一些新詞,能代替改革本身嗎?

中國供給側結構性改革

2015年11月10日,中共總書記習近平在中央財經領導小組第十一次會議上講話,首次提出「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着力提高供給體系質量和效率,增強經濟持續增長動力」。2015年底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明確了供給側改革的五大任務:去產能、去庫存、去槓桿、降成本、補短板。2016年初,《人民日報》發表「權威人士」論經濟形勢文章,提出「不妨用『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公式來理解這一政策,「從提高供給質量出發,用改革的辦法推進結構調整,矯正要素配置扭曲,擴大有效供給,提高全要素生產率」。「供給經濟學」本身興起於上世紀70年代,美國前總統列根和英國前首相戴卓爾夫人都被視為標誌性的實踐者,兩人都通過控制貨幣來打擊通脹、通過減税和放松管制來減少政府干預,戴卓爾還注重國企的私有化。

端傳媒:您一直在美國生活,對國外的供給經濟學有什麼近距離觀察?

文貫中:美國列根時代的確有過供給經濟學的提法。我初到美國留學,正遇到這一學說大行其道。當年美國政府為了維持日益增加的福利開支,不但税收越來越重,而且又用通貨膨脹斂財,致使物價飛漲,企業負擔過重,失去活力,美國經濟陷入滯漲。列根提出減税,並大力控制貨幣發行,對當年的美國不失為一項良策,既激活了民間企業,也終止了通脹。結果生產擴張,供給改善,就業增加,民間收入提高,政府反而增加了税收。

但美國成功的前提是,人家已有高度發育,反應靈活的市場機制。一旦政府減低税率,控制貨幣供應,糾正了政府強加的價格扭曲,本來就十分強大的要素市場立即行動起來,促使有效率的企業迅速勝出,低效的企業則被迫作出努力,否則坐等淘汰。

何不乾脆用「加快要素市場的發育」這種提法?

可是,正如剛才所說,中國雖然搞了三十多年的改革,要素市場卻遲遲未見發育完善,資源配置基本仍依靠政府的直接行政配置。

因此,「供給側改革」仍然必須聚焦到儘快發育要素市場,由要素市場調節資源配置的方向上來,以糾正經濟結構中的扭曲。那麼,為了表述的精準和權威,何不乾脆用「加快要素市場的發育」這種提法?

眾所周知,所謂市場調節,就是價格調節,也就是允許要素基於自利的考慮而對價格作出趨利的反應,以便要素從價格很低,因而無法實現其自我價值極大化的領域流出,流向價格較高,因而能夠實現更高的自我價值的領域中去。這是一個反覆試錯和博弈的過程。

要使要素市場在配置資源中起決定性作用,首先就要讓要素的價格產生出來。而產生價格的唯一方法,就是讓要素供需雙方自由交易。可是,除了勞動要素和人力資本要素存在於勞動者的肉體之中,其他兩大要素資本和土地都是物,並不可能基於自利的考慮,決定流動的方向。其自我價值的實現必須藉助於其所有者和使用者。

要素市場的發育是否正常和順利,取決於產權是否分散,需求和供給雙方是否擁有界定明晰的產權,並擁有自由叫價的權利

由現代經濟學,我們知道,資本和土地如果集中在少數人的手中,必然形成最壞的權貴資本主義。所以,產權必須分散。同時,有法律長效的交易,必須基於明晰的產權。所以,要素市場的發育是否正常和順利,取決於產權是否分散,需求和供給雙方是否擁有界定明晰的產權,並擁有自由叫價的權利,如此,才能由自由博弈形成均衡價格。即使形成了均衡價格,也要允許自由波動,以便吸收各種經濟的和非經濟因素的衝擊。

端傳媒:現在有經濟學家認為,只強調供給側改革,實際上也忽略了另外的需求側管理。

文貫中:「供給側改革」引起的困惑其實是不必要的。既然中國已經決定,今後要用要素市場自由形成的價格,而不是政府人為制定的價格,來配置資源,那麼就要注意,均衡價格必須由供需雙方的同時在場,相互博弈才能決定,在像中國這樣要素市場尚未發育出來的國家,單方面強調供給側,無法形成真正的均衡價格。

單方面強調供給側,無法知道現有的價格確實為需求方所能接受,而不是供給者的一廂情願。離開需求側對價格形成的影響,由供給側單方面形成的價格不可能是長期的均衡價格,因而無法用來判斷過剩和不足。

沒有要素的均衡價,哪些企業應該被淘汰,哪些企業應該保存,就沒有客觀標準,只能依靠政府調節。

例如,大量庫存房無人問津,供給側的供應能力不是問題,但幾億農民工急需的廉租房卻無人供應,所以,只要供給側對需求側視而不見,房屋的構成就會嚴重扭曲。由此看,如果單強調供給側,而沒有供需雙方共同決定的長期均衡價,無法知道何種需求已經不足,何種需求尚有過剩。離開供與需的同時存在,離開允許供需雙方自由博弈的環境,是無法形成兼顧供需的均衡價格的。

沒有要素的均衡價,哪些企業應該被淘汰,哪些企業應該保存,就沒有客觀標準,只能依靠政府調節。例如,從意識形態出發,按照所有制或給予優惠,或給予歧視。可是這樣做,必然導致低效的企業反而被保存下來的怪事。如果讓要素市場決定,就十分簡單。要素市場上形成的價格會對所有的企業一視同仁。

如果用統一的要素價格配置資源,那整個部門的產能過剩,不等於每個企業的產能平均減少,優質企業反而可能擴充自己的生產,用優質產品擊敗只能生產劣質產品的企業,將它們兼併過來。如此一來,要素市場會將本來滯留於低效(殭屍)企業內的各種資源交給更有效率的企業經營,提高本來無效的資源的使用效率。

這既是公平的競爭,也是使全要素生產率大大提高的競爭。這才體現了為何我們要讓要素市場決定性地配置資源的根本原因。隨着資源迅速從殭屍企業流出,流向更有競爭能力的企業,國民財富自然得到增長。

殭屍企業

指那些無望恢復活力,但由於獲得放貸者或者政府的支持,而免於倒閉的負債企業。這個詞最早出現在上世紀90年代初的日本。這些企業的特點是「長期依賴吸血」,而放棄對其救助,可能會產生負面的社會效果,因此也具有「綁架勒索性」。在中國,殭屍企業問題主要集中在國企,而在國企中,傳統工業製造行業、商貿服務業中較多,廣東、天津、江蘇、上海等地較多。

端傳媒:中國政府今年定的GDP增速目標是6.5%-7%,學者們有一種擔憂,如果GDP定的過高,則一定程度上是把穩增長放在首位,這可能會延誤改革,包括最近人民日報刊登了權威人士對經濟的看法,也是這個道理。

文貫中:我覺得不能一味迷信增長率,而忽視增長的質量。目前發生的嚴重產能過剩,是和長期來忽視民眾真實需求,盲目投資分不開的。

要糾正經濟結構的扭曲,必須有來自要素市場的信號。要儘快使所有的要素,特別是土地,能夠交易,使要素充分就業,大大提高要素(特別是農村勞動力和農村土地)的就業,則它們的收入就能提高,收入分配也能更為公正,因而提高有效需求,提升內需。日本最近二十多年,每年的經濟增長率不高,有時幾乎為零。可是值得注意的是,由於要素配置的有效,充分就業的實現,收入分配又相對公平,日本社會竟然做到在增長極低的前提下,失業率很低,社會生活高度穩定。

反觀中國,總是將經濟增長和社會穩定剛性地聯繫起來,似乎只要增長率低於某一水平,社會必然失穩。日本的例子說明,兩者沒有必然的聯繫。

中國今天必須要加快改革,儘快建立要素市場,要在增加全體人民分攤改革的短期成本的意願前提下,使期待已久的改革紅利儘快兑現。如果不顧現實可能,一味追求速度,同時繼續推延要素市場的發育和完善,那麼,由於要素市場的價格信號嚴重扭曲,改革紅利難以釋放,結果必然繼續借助政府的大量低效的投資和寬鬆的貨幣政策,以便勉強獲得預設的增長率。而且,政府干預措施必定使要素市場的發育變得更為困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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