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目前處於改革動盪的經濟前景與潛在社會風險，令越來越多社會和經濟分析家憂慮。一方面國內外對中國債務槓桿率持續攀升以及國企、金融系統改革信心不足，另一方面如最近海南強拆事件再次徹底暴露中國土地歸屬使用權這樣的制度痼疾。
而幾乎一切問題的本質或者說根源，依然在於中國政府是否能真正履行多年來所諾言的依法治國。與此同時，當中國這些內部問題得不到解決之時，與之關聯度較高的香港要想獨立走出困境，恐怕難度也是相當。
不管國內國外市場參與者如何判斷，但以世界銀行前首席經濟學家兼高級副行長、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名譽院長林毅夫為代表的少數「樂觀」學者看來，中國模式依然持續。
作為「中國模式」概念的締造者，林毅夫3月份在博鰲會議上說，中國在轉型經濟體中表現是最好的，在全球都是如此，可能中國模式未必適應所有的國家，比如美國，或者是其他的一些發展中國家，但中國的模式可能會適用於轉型期的發展中國家，因為「中國大量地控制了國有領域，以及國有企業，我們對於國有企業一直以來都有着樂觀的情緒」。
如何發現中國模式背後的經濟、政治以及社會風險，包括對香港前景的思索，端傳媒日前專訪了香港大學《國之基金》經濟學講座教授許成鋼。許成鋼對中國經濟有着深刻研究，曾於2013年獲中國經濟學最高獎孫冶方經濟科學獎。
他還擔任清華大學特聘教授、歐洲經濟政策研究中心（CEPR）研究員、三家國際國內主要學術期刊的聯合主編、《中國改革》首席經濟學家。曾任倫敦經濟學院教授(Reader)、哈佛大學國際發展研究所研究員、韓國首爾國立大學《世界級大學》講座教授、《亞洲法與經濟學學會》主席、世行及國際貨幣基金組織顧問。
端傳媒：現在國企是否成為困擾中國經濟發展最大的難題？
許成鋼：當然是最大的問題之一，實際上，中國的國企改革在上世紀九十年代後期有過很大的進步。當時的一個重要改革政策叫「抓大放小」，其中最大的成就是「放小」，硬化了大量中小企業的預算約束。在硬化預算約束之後，使得國企發展一時有了基礎。這是抓大的部分一時成績的基礎。
本世紀初連續十年的高速經濟增長有兩個基礎。第一個是民營部門自從九十年代以來非常快速的增長。在九十年代後期以來，其快速發展直接和國企改革的放小相關：大量的中小國企民營化，國企部門的相對規模被整體壓縮。這大大幫助了整個中國經濟，也幫助了國有部門。
自從全球金融危機，鼓吹所謂的中國模式以來，人們不但把軟預算約束的問題全部忘掉，甚至當作中國模式的優點來鼓吹！
但是在這之後，抓大的方向成了重點，產生了長期以來人們討論的「國進民退」問題。這個問題積累到現在，導致國有部門整體對國民經濟造成了非常巨大的負擔。而造成這一負擔的背後機制是老一套問題。
老的問題就是我們一直討論的軟預算約束。90年代末改革的成績，很大程度上就是直接針對軟預算約束的。雖有進步，但並沒有從基本上解決。糟糕的是，自從全球金融危機，鼓吹所謂的中國模式以來，人們不但把軟預算約束的問題全部忘掉，甚至當作中國模式的優點來鼓吹！這就使得國有部門問題越來越嚴重，到了今天，我們看到中國國民經濟中債台高舉，槓桿率高速增長，而且試圖降槓桿也降不下來，所有問題背後的核心就是國企的預算軟約束。
當然，今天的軟預算問題還增加了一個新的現象，就是地方政府的新式軟預算約束：地方政府融資平台實際上是新的形式國企，是新一類的國企在軟預算約束的情況下大規模舉債的方式，而不是以政府債的形式的欠債。
概要地說，中國的高度舉債，高槓杆率，尤其是槓桿率增速降不下來，這背後的關鍵就是國企預算軟約束的問題。
端傳媒：您怎麼評價這次的國企混改方案？
許成鋼：這次國企改革方案並沒有針對軟預算約束問題。如果沒有針對性， 就沒有辦法解決這個問題。這裏面的關鍵是，任何改革方案一定首先要看到問題在什麼地方。當改革的目標沒有針對預算軟約束問題，當然不能解決這個基本問題。
端傳媒：整個中國金融系統改革問題也是同樣？
許成鋼：對對，它的核心問題也是軟預算約束。
端傳媒：中國市場去年至今討論的一行三會監管改革（中國央行、證監會、銀監會、保監會）要由分業監管轉向混業監管，是否也沒有抓住問題的本質？必須要先有司法制度做保障？
許成鋼：對。討論任何監管部門的監管形式，它背後有的最基本問題，就是監管在什麼樣的司法體制下進行的。在發達國家中，金融監管是直到1933年引進來(美國證券法)，1934年世界上才有第一個證監會（美國政監會SEC）。引入金融監管的背景是什麼？這必須要清楚。
法治是市場正常運作的核心，尤其是金融市場。而所謂的法治其基本背景是獨立的司法。
它的背景是獨立的司法，引進的監管體制直接向立法國會報告，是對獨立的司法體系進行補充的，但決不能取代原來的獨立司法。簡而言之，監管的大頭是獨立的司法、獨立的立法，這個問題不看清楚，討論監管，實際上監管是什麼意思都不清楚。
端傳媒：就是說，經濟問題的本質一定要先改法治？
許成鋼：法治是市場正常運作的核心，尤其是金融市場。而所謂的法治其基本背景是獨立的司法。沒有獨立的司法，就沒有法治。
端傳媒：是不是要先有憲政？
許成鋼：對。有一點是清楚的，就是司法必須獨立。我們整個金融市場碰到的核心問題實際上是從司法不獨立產生的。不認識這個問題，從表面上與發達國家碰到的金融監管問題做對比，不但沒有價值，而且誤導。因為他們患的是在司法獨立條件下的一種病，我們患的是沒有司法獨立條件下的另一種病，二者背後根本的原因是不一樣的。
端傳媒：如果法治不先解決，今天還有沒有能做的？
許成鋼：中國歷史上從來沒有過法治的階段。因此建立全面法治一定面對巨大的挑戰。但是當我們把問題收到很窄的時候，比如金融監管，在這個有限領域討論司法獨立應該更容易、可行。有限的意思是專門領域，是限於和金融市場相關的司法獨立。只是普遍的司法獨立的一個部分。
只要大家意識到這個問題，然後努力去推動，這類改革原本是可以做的，實際上是在幫助整體政治穩定。
端傳媒：局部可以突破？
許成鋼：對，推動局部的、專業化的司法獨立。比如說獨立於政府，獨立於黨組織的金融專業法庭，在所有金融案件中，由獨立的專業法官說了算。這是完全可以做到的。
具體說，為了讓前海的金融發展，讓深圳的金融發展，把前海變成一個特區，讓其中的金融專業法庭使用香港的制度，使得香港和國外的金融業樂於進入，能夠操作。這就如同當年深圳作為特區，有自己的司法體系以便吸引外資一樣。讓前海的金融體系有自己的司法制度，針對專業問題用香港的制度，這完全可以試驗。
端傳媒：國際上最近都在討論中國的債務槓桿，現在也是新興市場中最高的，外界很擔心這個增速控制不住會出風險。
許成鋼：這是現在最大的問題之一，但這關係到整個體制。中國碰到的高槓杆率問題和發達國家碰到的槓桿率原因是不一樣的，機制是不一樣的，表面看像同一個問題，實際上不是。
我們這裏槓桿率問題的核心是政府的問題，是地方政府和國企的軟預算約束問題，而他們的高槓杆率是企業和住戶的金融創新逃避監管的問題。兩個不是一回事，但是都危險非常大。在中國的情況下，由於體制弊病，只要不解決軟預算約束問題，政府想控制都控制不住。
端傳媒：那隨着當下中國經濟下滑，您前面提到的「中國模式」是否也將迎來破產？
許成鋼：是這樣，當人們用一個詞，要非常清楚這個詞什麼含義。如果把看到的中國的體制和操作不加分析放在一起，當做優點的話，那麼就大錯特錯。因為所謂「改革」，就是發現問題，不斷糾正問題，朝着市場發展，朝着法治發展。可惜，在過去很長時間裏，抓大一面佔了上風，國進民退佔了上風，這是非常嚴重的問題，這是很壞的事情。
如果把這個作為中國模式，那就糟了，我們今天碰到的困境正好是這個帶來的後果。
端傳媒：前兩年您不斷提及土地制度改革，現在似乎很少提了，您怎麼看？
許成鋼：土地制度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問題。現在的政策用了個變相的方式去討論土地產權，叫做土地流轉。土地流轉比不流轉好，土地流轉是朝着土地產權私有化的方向逐漸的推進。因為允許土地流轉，實際上就是把產權中多一點的權力給了租賃者，原本農民租賃到的土地只限於自己使用的權力，現在允許流轉，就增加了一點產權中的其他權力。多給了一些權力是朝着土地私有化的過度。
但這並不會自動發生。人們需要認識到土地產權的私有化是中國改革的一個不可或缺的關鍵點。
端傳媒：最終還是要土地私有化？
許成鋼：對。人們要認識到，必須逐漸朝這個方向推進。
端傳媒：在整體改革受困的情況下，前海或者深圳如何和香港進一步合作？
許成鋼：如果深圳政府有很大的推動力量和意願的話，我相信香港方面，合作的意願非常非常強。其實與香港合作方面，更多的困難是在大陸這邊，而不在香港。
端傳媒：今天來看，地方政府去推動改革，是否可行？今天似乎跟改革開放時很大不同。
許成鋼：有些改革可能超出了地方政府的職權。實際上在80年代初開闢特區的時候，雖然是地方推動，但得到中央的批准非常關鍵。現在地方推動仍然要得到中央的批准。但有一點是肯定的，地方政府必須推動，地方必須要很大膽很努力去推動，即使一時不能得到中央批准，並不等於永遠不會得到批准。
現在中國經濟遇到了很大困難，這個時候正是改革的機會，改革的機會需要勇敢的人推動，就像80年代初。其實70年代末80年代初，中國經濟遇到了很大困難，改革是在巨大困難情況下推動出來的。
所以，在目前中國經濟碰到巨大困難時，是深圳推動前海改革的好機會。
端傳媒：您常年在香港，對香港本身的政治經濟前景是否樂觀？
許成鋼：香港的前景和大陸非常緊密相關，尤其是和深圳相關。大陸好香港就好，大陸出問題香港也出問題。實際上，如果我們看香港的政界、商界、學界，絕大部分的力量都熱切希望能和大陸一起改革，推動大陸改革，這也是為什麼我說如果深圳足夠努力推動的話，得到香港方面合作，應該是相當容易的。
端傳媒：目前香港似乎和大陸的關係越來越僵化？比如最近就有部電影引起外界關注。
許成鋼：這部電影反映了一部分香港的民意，但這在香港民意中，仍然佔比例很小，但很不幸的是，這個很小比例在迅速上升。
這個不幸上升的原因很多，但主要是因為中國大陸政府對香港政策有很多非常不適當的地方，更大的原因在這。最主要不適當的地方是關於干預香港特首的普選問題，最大的是這個。
端傳媒：理想的操作，是不是可以把香港做一個民主自由的示範田？
許成鋼：這個當然，但中央政府至少到現在沒有這個意願。它要干預香港的特首普選問題，這是導致香港社會政治態度兩極分化的重要因素之一。實際上，在這兩極分化的香港民眾裏面，離開對中央政府的政策問題，真正對中國大陸普遍反感人很少，非常少。
端傳媒：關於意識形態方面，今天是否對改革造成很大掣肘？
許成鋼：當然。言論自由，出版自由，結社自由，是中國人民共和國憲法裏面規定的基本公民權利。再者，當我們討論到創新的時候，創新的基本條件是言論自由、出版自由、結社自由和遷徙自由這些基本權利，在不存在這些基本權利的情況下，除了軍事外，世界上沒有一個國家能夠有創新的經濟的。
除掉了少數的軍事之外，經濟的創新一定是這些自由，以及和它連在一起的對私有產權的保護。中華人民共和國從2004年宣布了保護私有產權，但怎麼實際保護私有產權，是一個非常基本的制度問題。
有和沒有這些自由，絕對決定了中國有沒有可能有創新。創新裏面也包括瞭如何推動改革，因為改革是制度的創新，今天中央政府討論的創新，更多指的是商業技術的創新，實際上技術、商業創新背後靠的是制度的創新。所有這些創新，都是以人的基本權利為基礎的，在人的基本權利得不到充分保護的時候，創新是做不出來的。
端傳媒：整體上，您對中國改革的前景是否樂觀？
許成鋼：我一般不太喜歡用樂觀或者悲觀來概括。作為一個社會科學學者，我傾向於科學分析，要努力做到客觀。所以我強調客觀分析的結果。至於叫樂觀還是不樂觀，那要看怎樣去解釋。
比如反映在經濟增長上，我會說，不管叫做樂觀或不樂觀，在沒有基本體制改革的情況下，按照現在這樣的狀態，中國經濟增長速度會進一步放緩，而且比這個遠為更嚴重的是，不僅僅經濟增長放緩，它的不穩定性會進一步增加，甚至會快速的更不穩定。
這是什麼意思？就是在增速放緩的同時，產生危機的可能性增大。這是我的客觀分析或判斷，而不視為樂觀或悲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