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庫斯克:香港70s世代,歷史夾縫中的模糊面目

這些年間的反抗運動,70s世代不是沒有角色,不過他們學會反抗的時候,已經過了最熱血和憤怒的階段。

刊登於 2016-05-03

庫斯克:70s世代成長的時候一直被教導要努力讀書考試,爭取社會上流。在經濟一直快速增長、中產專業階層不斷移民外流的時代,這一套是行得通的。攝:林亦非/端傳媒
庫斯克:70s世代成長的時候一直被教導要努力讀書考試,爭取社會上流。在經濟一直快速增長、中產專業階層不斷移民外流的時代,這一套是行得通的。

早前寫過一篇短文講70s 世代,我描述這個世代為被「遺忘的一代」,想不到引起了不少討論。這篇短文引用的例子是沈旭暉,很巧合地,幾天之後沈在一篇長篇訪問中說會「轉換跑道」。接着,沈的朋友,前政治助理陳智遠在 Facebook 寫了政界「七種虛偽」,成了新聞。

70s 世代只是個籠統的說法,這代人大約就是《四代香港人》裏面的第三代(1966-1975出生)和第四代(1976-1991出生)混合,以及社會學界講的「X世代」(大約1960年代中期至1980年代初出生)接近。總體來說,不論是70s世代還是X世代,他們是戰後嬰兒潮的下一代。

70s 世代是比較聽話的一代,這當然是相對於他們的後來者而言。這種所謂的聽話,是指他們還會跟從上一代設定的規矩行事。

在燦爛的年代成長

70s 世代成長的70年代到1997年,是英治香港最好的年代,這一點應該沒幾多人會反對。這二十多年間,香港經歷了經濟起飛、社會基建現代化(地鐵、隧道、公路網、新市鎮)、大規模社會工程(公屋計劃、廉政公署、社福及教育改善、代議政制出現等)。對於70s世代來說,他們自懂事開始,社會便不斷改善──人們可以透過教育上流、貪污幾近絕跡、可以由木屋上公屋、新市鎮美輪美奐。

他們成長的日子,香港開始有不同形式的公民教育,由70年代開始的「清潔香港運動」和公益團體(例如公益少年團和少年警訊),到80年代起步的有關公民權利及義務的公民教育。這樣的教育,展現給他們的是一個美好的社會。

這二十多年間,除了經濟條件和硬件改善,社會政治軟件也在更新。到了1997前,兩個市政局(市政局和區域市政局)已經近乎全面直選,港英政府會利用行政吸納政治,利用公職吸收反對聲音。雖然當時香港仍不是民主社會,但至少宗主國是個成熟的民主國家,殖民地政府還是要向國會負責,而不是像現在要向獨裁政府負責。

因此,當時的政府高層相比起現在的特區政府高層,實在謙虛得多,也不會惡形惡相的搞政治鬥爭。在這種社會氛圍成長的的一代,很容易習慣依循社會遊戲規則行事。不幸的是,到了九七之後,很多人還是習慣用英治時代的眼光來看政治和社會問題。

70s 世代見證1989年六四事件的時候,他們只是中小學生。六四對於他們的影響很複雜,那混集了戰後嬰兒因六四喚起對「同胞」的同理心,以及認清楚暴政的可怕。他們不像90後那樣接近「天然獨」,而是對中國這頭巨獸厭惡,但無奈地接受主權被移交的現實。大約在2008年,中國在北京奧運前後撕破開放的面具,人權和社會問題接二連三出現、政府對香港態度轉趨強硬,不少人才明顯開始移向否定中國的一邊。

70s世代成長的時候一直被教導要努力讀書考試,爭取社會上流。在經濟一直快速增長、中產專業階層不斷移民外流的時代,這一套是行得通的。香港的出生率自60年代開始一直下降,不少70s兄弟姊妹的數目減少到只有一二人,同時教育資源一直增加,他們的普遍學歷遠比上一代高。這代人踏入社會的時候,期望能承繼這個「盛世」。可是等待着他們的,是九七後的「建華盛世」。

如果以踏入社會的年份來劃分,70s 世代可分為70年代前半和後半兩批。前半尚且在九七前踏入社會,幸運的可以搭上高薪厚職的尾班車(尤其是進入公營體系的人),不過也有不少人在高位買樓,背負了十多年負資產,而且還有不少人被裁員。70s世代的後半,一踏進社會便是低薪、失業、裁員、合約制。這個相對地聽話的世代,面對上流困難,默默地幹,一幹便是十多二十年。

2003年以來,反抗的學習路

這代人第一次總爆發,是2003年。那一年,香港經歷了SARS災難,董建華政府在社會尚未復原之際,以惡形惡相推動國家安全法(《基本法》23條)立法。結果,社會累積多年的忿怒爆發,50萬人上街抗議。在那之前,正值盛年的70s世代和60s世代,根本不知道反抗為何物。這對於現在的80s和90s世代來說,是匪夷所思的。

不少人罵這些不懂得反抗的人是「港豬」,這種形容詞或多或少反映了年輕一代對於上幾代人的不滿。上面已經說過,70s世代聽話有其背景。他們年少的時候,還是天下太平的年代,香港人由1997年發展到2014年幾十萬人佔領街道,這17年來的身份認同、政治意識、組織能力變化,不是一朝形成的。這些年間的反抗運動,70s世代不是沒有角色;不過他們學會反抗的時候,已經過了最熱血和憤怒的階段。

除了施政問題,其中一個重要變數是互聯網及社交媒體的普及。互聯網1995年左右開始出現在消費市場;到了2003年,寬頻上網還不是每戶必備的東西,手機上網還未出現。但後來出現的抗爭運動,其實是和智能裝置和社交媒體的普及過程同步的——

2006和2007天星及皇后碼頭保育運動,是網誌(blog)流行的時候;2008年左右社交媒體平台(尤其是Facebook)開始流行,間接令2009至2010年的反高鐵運動,能在主流媒體的冷處理下動員起來;2011年開始流行的智能手機,更與社交媒體結合成重要的社運動員工具,例如該年七一遊行後的留守集結、2012年的反國教、2014年的雨傘革命、2016年的旺角騷亂等。

對於1980年代末之後出生的「數碼原住民」來說,很難想像沒有互聯網的反抗運動。假如社交媒體和智能手機早十五年普及,也許70s世代會在仍然燥動的年紀,成為抗爭主體。

狹窄的政治舞台

當香港社會反抗情緒升溫到成型的時候,舞台已經不屬於70s世代,而是屬於「80後」。當然這是例外,例如朱凱迪和葉寶琳等;不過作為一個現象來報導和分析的話,焦點已經落在80後身上。

2012年反國教科運動,「90後」躍上反抗的舞台,連80後也開始「out」了。這個時候,70s世代已經以家長身份參與運動了。

時間和環境沒有把70s推上舞台,這對於他們多數人來說,其實沒什麼問題,畢竟他們已經過了最熱血的年紀。每一代人過了火紅的歲月,步入壯年,絕大部分人還是回到營營役役的位置。不過,一旦社會議題觸動到他們的憤怒或同理心,他們還是會走出來。儘管在一些武力抗爭者眼中,他們只是「和理非」(和平理性非暴力)的假日抗爭者。

九七至今這18年,70s世代要進入政治舞台的話,除了社運大概有兩個途徑:一是被行政吸納,二是加入政黨。

行政吸納不是沒有,曾經一些NGOs、三十會、智庫(例如沈旭暉和陳智遠等創立的 Roundtable)成了被吸納的對象。在2012年梁振英上台之後,進入各種諮詢架構的人,絕大部分是所謂的「梁粉」;吸納意見的原則由兼聽變成政治掛帥,行政吸納政治這路徑,已經窄得容不下在不同範疇有名有姓的異見聲音。這種變化,首當其衝的是70s世代。

至於加入政黨這條路,大家可以數一數:現在泛民政黨中有多少70s世代已經成為「擔大旗」(領軍)人物?不少曾經在政黨默默耕耘的70s世代黨工,他們在政壇上一直跟隨着戰後嬰兒大佬們,但大佬們彷彿永遠不會退下來;到他們捨得退下來的時候,部分交棒對象已是選民覺得更有新鮮感的80後。

今屆兩大泛民政黨──民主黨和公民黨的大佬退下來,第二三梯隊的70s和80s才有機會。反觀建制政團交棒卻比泛民早得多了,民建聯和工聯會擔任公職的70s世代遠比泛民多,民建聯連主席也早交給了70s出生的李慧琼。這現象當然有其客觀原因──建制坐擁的資源遠比泛民多,能夠給中生代的空間也較多;泛民位置僧多粥少,中生代就在那樣排了半輩子的隊,結果還是要讓路給80後。近年泛民建制以外,還出現了本土派。本土派的90後,才不會和你們玩跟隊遊戲,他們自己已經能夠走出來參選,而且有機會做到70s世代等了半輩子的事──當選。

在政壇以外的70s世代,不經不覺捱過了九七至零三年經濟最差的日子,總算捱到中間位置,有的捱到管理層。不過,社會的機會是少了,移民潮上位的戰後嬰兒,不少人還沒退下來。這個社會流動的月台,列車班次少了,戰後嬰兒還在車上,70s世代擠在月台上,80後也在月台上。在這個擁擠的月台上,聽話的70s世代依稀還記得20年前看《Long Vacation》描述日本打散工世代的那種無奈感,不過他們已經不再忿忿不平。

70s 世代的崇優意識,與青年本土的合作可能

步向中年的70s世代,家有日漸老邁的父母,不少還有配偶和小孩。也許對於他們當中不少人來說,跟隨遊戲規則已經不是其中一個選項,而是唯一的選項。他們不少人參與過反國教科和雨傘革命,曾經聽話的他們也漸漸明白,現在已不能用港英時代的眼光看問題。雨傘革命失敗告終,他們跟年輕一代一樣會感到沮喪和忿怒,不過他們最後還是要回到工作和家庭崗位。接下來的本土甚至獨立思潮,也許有點超越了他們的想像,不過如果風潮來到的時候,他們還是會同情甚至支持的。

年輕的朋友或者會很討厭這些三十幾到四十幾歲的人。人生本來就是如此──人們總會有一天變成自己曾經討厭的人。歷史上大變革,最初站出來的多是年輕人,當他們爭取到社會大眾認同、壓倒了壓迫者的時候,事就成了。相比起戰後嬰兒,70s世代跟數碼原住民們是沒有太大的鴻溝的,他們應該會是年輕行動者們爭取支持的對象。

寫到最後,70s世代的身份認同和對香港未來的看法是怎樣的?這問題不易答。我的觀察是:他們心裏還是很懷念那個港督夫人不會大鬧機場、行會成員不會上電視罵市民、市民不會「被洗頭」、社會進步而不是倒退的年代。不少人學了陶傑的一個說法──那不是戀殖,而是崇優。「優」的意思是文明社會的規矩和價值觀。這也是我認為他們應該是自決/自治/本土派潛在爭取對象的原因。

當80後和90後愈來愈多人傾向爭取,與中國區隔(甚至割裂)的本土主義的時候,那跟70s世代「崇優」並拒絕大陸化的訴求,很可能是殊途同歸的。分別只是後者並不像前者躁動,他們需要被一套更有說服力及感染力的論述,動員起來。

後記:這篇文章,一些80或90後朋友可能會覺得我在埋怨什麼,或者是為同代「港豬」開脫。我強調,我只是嘗試描述這一代人的想法和局限,我的觀察不一定準確,也不是為了為誰辯護。畢竟講世代,總有很多例外,也容易過度簡化。如有這些問題,歡迎指教討論。

(庫斯克,香港知名網上博客、通識教師、專欄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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