風物 Interview

生祥樂隊:以《圍庄》譜一曲台灣石化產業的悲歌

生祥樂隊新專輯《圍庄》以石化產業的漫天鋪地為經、常民的生活與抵抗為緯;以詩詞襯托悲傷,用音樂抵抗遺忘。


「2013年左右,我在雲林海邊的一間餐廳吃飯,吃完後走出餐廳抽菸,朋友指着遠方告訴我,那是六輕(台灣煉油廠,全稱為第六套輕油裂解廠)。突然間一個紅光,碰!好像爆炸了!」回憶這段故事時的林生祥,瞪大眼睛雙手在空中比劃着,像是餘悸猶存:「遠遠看就是一團火光,近看那是更恐怖啊!」事後雲林縣政府的工安事件資訊網資料顯示,六輕在2010至2014年間,至少發生13次各種工安意外。

那一天,林生祥與台灣西南沿海的石化污染錯身而過。而這一場親身感受六輕工安的體驗,也成了他2016年最新專輯《圍庄》的楔子。

林生祥在高雄美濃家附近的田野演奏樂器。攝:徐翌全/端傳媒
林生祥在高雄美濃家附近的田野演奏樂器。攝:徐翌全/端傳媒

與六輕相遇前,林生祥的故鄉高雄老早被石化產業包圍。1947年,位於後勁的高雄煉油廠(五輕)投產,佔地262公頃的煉油廠,煙囪就這麼一根接一根豎立起。「每回坐高鐵回高雄,進入左營後就能看見一根一根的煙囪,聞到空氣中的臭味;那臭味,有時讓人感覺好像點一根菸,空氣就會爆炸。」林生祥皺了皺鼻子,像是又聞見那股氣味般地說着。

這並不只是一個比喻,1983年,後勁居民陳蘇罔渡在自家三合院點燃一支蚊香,意外引爆空氣中的油氣,她自己身受重傷。不只空氣布滿油氣,煉油廠的污水打井排入地下,污染了地下水脈,導致鄰近水井抽出的水,竟點火便燃。地方民眾嘲諷:「後勁水,呷ㄟ死」(後勁水,吃了會死)。從那時起,高雄的日常就與污染、工安交纏,直至2015年底,五輕熄燈,仍未了結。

生活裏的石化產業,早讓林生祥和他的老搭擋,製作人兼作詞者鍾永豐想把「石化污染」這議題放在創作中。2009年出版的專輯《野生》裏有一首〈問南方〉,一句「加工區貼希望,石化工廠發夢想」,輕輕道出台灣南部靠着工業開發換取發展,結果換來的是「煙囪管無日無夜,人茫茫天茫茫」。

數十年來如一日的老問題,幽靈一般地纏繞在兩人製作過的無數專輯中:離鄉的青年、衰弱的農村、進步的幻象,以及被犧牲的南方。「那時我就想做一個石化議題的專輯,但又覺得哎呀不可能!要用什麼語言做?用什麼音樂做?」鍾永豐說道。

當年擱下的夢想,在隨後幾年激發的「反國光石化」運動中找到能量。

一次反國光石化的記者會上,一位媽媽懷抱小女兒,訴說自己的村子一條街上好幾人都死於癌症,同一時間好幾家都在辦喪事。就這麼一段話,引出攝影師鐘聖雄與許震唐的《南風》攝影集,捕捉記錄了六輕鄰近的彰化台西村村民的生老病死。

「看着《南風》,那麼真實的臉孔,歲月的刻痕就這樣擺放在你面前。你甚至可以聞到酸臭的海風、時間的無奈和記憶的斑駁。」鍾永豐吸了口氣,「多樣的運動形式加進來後,我覺得,談石化產業似乎可以不用這麼硬梆梆。」

2015年12月31日高雄後勁的跨年晚會上,林生祥與鍾永豐表演了為石化污染而做的新專輯。過了這天,位於高雄的五輕將停產熄燈。傅志男提供
2015年12月31日高雄後勁的跨年晚會上,林生祥與鍾永豐表演了為石化污染而做的新專輯。過了這天,位於高雄的五輕將停產熄燈。傅志男提供

意識形態與美學高度

這一轉念,催生出生祥樂隊2016年新專輯《圍庄》。以石化產業的漫天鋪地為經、常民的生活與抵抗為緯;以詩詞襯托悲傷,用音樂抵抗遺忘,唱出石化圍庄下的眾生像。而這也是距離1999年「交工樂隊」以「美濃反水庫」為題,出版第一張專輯《我等就來唱山歌》後;幾經改組最後蛻變成的「生祥樂隊」,再次以社會議題為軸心製作的專輯。

「但意識形態的正確,不見得會與音樂的成功劃等號。」台灣知名的樂評人馬世芳認為,林生祥與鍾永豐厲害之處在於,他們的音樂並不會為了意識形態服務,而是在意識形態與美學高度之間,拿捏出一個平衡。

早在「交工樂隊」時期,林生祥與鍾永豐的合作,已呈現出音樂性上的豐富飽滿。當年為了把林生祥勸回美濃參與反水庫,鍾永豐把自己以美濃鄉親北上抗議為題而寫下的〈夜行巴士〉傳真給他。幾天後,林生祥撥了電話給鍾永豐,在電話裏自彈自唱為〈夜行巴士〉譜的曲子。「那時我就知道,這傢伙不得了,」緩緩吐出一口氣,鍾永豐說。

當年透過話筒,在林生祥的歌聲裏,鍾永豐看見的是比自己的詞所描繪的更巨大的影像,「他的音樂把我的文字帶往另一個我沒看過的風景。他的音樂不會只是運動裏的幫襯。」至此,如何讓林生祥的音樂有更大的空間,成了鍾永豐的懸念:「畢竟把人家勸回美濃,總不能讓他覺得後悔嘛,不能浪費他的天份啊。」

就這樣,「交工樂隊」的第一張專輯誕生,這對合作搭擋也一路延續近20年,且型塑出與唱片工業中多數產製過程迥異的合作模式:鍾永豐先出詞、林生祥再譜曲。

而兩人南轅北轍的個性,也讓音樂發展出獨特的氣質。訪問那天,每一個問題,鍾永豐總能連珠炮似的一發不可收拾,顯見他對於自己創作的概念,早已在腦中百轉千迴好幾遍,只等着有機會把這些想法串成故事;而林生祥則是穿着後勁反五輕的紀念T恤,衣服上寫着大大兩字:堅持,恰恰呼應了這十多年來的人生。不同於鍾永豐,林生祥說話語氣緩慢,像個鄰家大叔一樣。「林生祥就是個很『接地氣』的人;而鍾永豐則是有點『阿宅』性格、目錄狂那樣的人。」馬世芳形容道。

「鍾永豐是相當思考型的作詞人,且因他本身的社會學背景,讓他們每一次的專輯都圍繞着一個社會學的概念,這在台灣是相當少見的嘗試,也是與其他獨立樂團不一樣的地方。」知名文化評論人張鐵志說道。

林生祥音樂夥伴,作詞人鍾永豐。攝:張國耀/端傳媒
林生祥音樂夥伴,作詞人鍾永豐。攝:張國耀/端傳媒

但這對搭擋並非一開始就天作之合,「我們之前吵很兇的。」談起合作近20年的夥伴,林生祥笑了笑。幸而這一路的磨合,終於在《圍庄》找到平衡。鍾永豐的詞較以往精簡洗鍊,「合作這麼久,我也慢慢知道,怎麼讓樂手有發揮的空間。寫詞的時候,我會把他的想法也包含進來。」歌詞的留白處,鍾永豐把它讓渡給樂手。像這次專輯中一曲〈南風〉,6分多鐘的長度僅僅用不到百字的歌詞,反覆訴說着空污對地方造成的健康風險。一句「海風北上幫忙敲門,它一身酸臭」,留下許多對於氣味與身體感受的想像,全交由樂手詮釋。

短短的歌詞,卻能讓聽眾凝神。生祥樂隊到「一條街好幾家辦喪事」的台西村表演時,「原本我還擔心,這裏老人家哪有幾個聽得懂客家話,但他們表演時,台下幾十個阿公阿嬤安靜地聽着。」當年抱着小女兒在環保署前控訴空污致癌的媽媽許立儀說,這首為了台西村而作的歌,唱出了地方面對空污的悲苦,即便是毫不熟悉的客語,依舊唱進當地人的心坎裏。

七人編制的有機體

除了合作上的默契走向和諧,編曲上駕馭繁複編曲的能力也已不可同日而語。「交工樂隊」解散後,林生祥放下過去的樂團編制,逐年以減法呈現音樂創作,樂器也愈用愈少。這段拆解的過程,被馬世芳形容為:「把建築物蓋了又拆,台灣創作音樂十多年來,最意味深長地探索過程。」

音樂上逐步拆解裝備的同時,林生祥還找上搭擋大竹研(Ken Ohtake)學琴,尋找身體的節奏感。「他知道如何閃躲已存在的音樂線條,尋找沒有被彈出的聲音,堆疊和諧、衝突、高潮或安靜。他清楚扮演樂手的位置與分寸,在有限的音樂空間裏試圖用吉他揮灑無限,但絕不逾矩。」在一篇描寫大竹研的文章中,林生祥如此盛讚大竹研的音樂。

林生祥說,把基本功紮好後,重新回到舞台上,自己真能更加自在與享受。而這前後差異,馬世芳一聽便懂得,「大竹研對林生祥來說,可以算是恩同再造。林生祥學琴後,更能抓到身體的律動,音樂內含的動機(motive)完全不同。做音樂就像蓋房子,他會從地基結構開始思考,想像蓋出來的是怎樣一棟樓。」

上一張專輯《我庄》中,林生祥重新將打擊樂器加了進來,像是把過去拆解的建築蓋了回去,在骨幹上添上血肉。馬世芳認為,《我庄》可以說奠定了林生祥在獨立音樂圈的地位,過去玩搖滾的人可能會覺得他的音樂不錯,但畢竟不是搖滾,到了《我庄》,玩搖滾的人也不得不折服,「他們讓台灣玩音樂的年輕人知道,還有多遠的路要追趕。」

《圍庄》更又是另一番風景。為了加入與台灣西南沿海匹配的樂器,鍾永豐說服林生祥去學北管與歌仔戲。當年鍾永豐成功讓林生祥回到美濃,之後林生祥的月琴也是鍾永豐一句:「這月琴這麼便宜,不然你買一把學一下。」陰錯陽差地讓月琴成為他往後音樂生涯中的重要樂器。

這一次七人編制的樂團,除了吉他、月琴,還有北管與爵士鼓,編曲的繁複程度更勝以往,曲風含括了搖滾、龐克、前衛爵士⋯⋯「但你可以感覺樂器彼此間的和諧,有時鼓是主奏,其他則各自展現不同的花招;有時貝斯跳出來撐起骨幹,帶領曲子往前。」沒有單一樂器獨撐大局,彼此互為主角與配角。當年拆的只剩鋼骨支架的建築,如今重新起造,「《圍庄》便是摩天大樓,七人編制成為一個有機的整體。」馬世芳說道。

「因為合作的都是很厲害的音樂人,每個樂手不但能夠協助主角說好故事,更能在自己的空間裏呈現自身對於故事的想像與感受。」鍾永豐說,錄音時,往往他只需要提出概念,樂手便能發揮各自的能耐達到效果,「像我們有一首〈宇宙大爆炸〉,我跟樂手說想要營造類似前衛爵士那詭異疏離感。他們商量一陣,然後我再走進錄音室時,看了都笑出來。」鍾永豐說,樂手們把浴室裏的毛巾全拿了出來,包覆在鼓上,讓打擊的聲音顯得既悶且厚,「我整個笑出來:『你們真的是天才耶!』」

《圍庄》專輯創作夥伴。山下民謠提供
《圍庄》專輯創作夥伴。山下民謠提供

概念雙CD專輯的挑戰

至於對負責寫詞的鍾永豐而言,最大的挑戰在於如何詮釋一個廣為人知的議題,把老故事說得有聲有色有力,吸引人們重新凝視。

鍾永豐因此造訪每一個因石化污染而受苦的地方,貼近不同的行動者,試圖以他們的視角敘述他們的無奈與堅韌。「像我聯絡了陳財能,但他不想被打擾,所以我就開車走一遍他逃離家鄉的路徑,想想他在不同的風景裏有怎樣的心情。」雲林台西的陳財能,兒子14歲發現肝硬化,5年後過世。陳財能40多歲時發現同樣罹患肝硬化等疾病,為了不再提心吊膽地與六輕為鄰,把自家貨車改裝成「露營車」後,帶着妻子逃離家鄉。

2014年4月左右,林生祥收到全部歌詞,但因為一整年的工作壓力,加上前一年身體狀況出問題,遲遲無法進入創作的狀態。當他好不容易定下心神開始創作時,一做就把專輯「搞大了」。

「2014年底,我打電話給永豐,跟他說我想要做概念雙CD。」林生祥說,自己大三時聽着Pink Floyd的《The Wall》,想着自己終有一天也要做出這樣龐大編制的概念專輯。這一次的《圍庄》,對林生祥來說,時候到了。

寫歌的這三個月,稱得上林生祥生涯中創作最密集的時段,到創作的後期,林生祥開始感覺到身體的臨界與精神的疲乏,以致一貫強調生活與工作的平衡的他,「根本失去仁慈,一點也不優雅!」

之前在生活壓力下,林生祥之前什麼工作都接,把身體搞壞了,「所以這次我很小心,不要讓自己的身體又走到臨界點」。談着自己的身體狀況與工作失衡,林生祥隨性地站起身,開始一邊聊一邊做起「甩手功」。

「會這麼疲憊一方面來自議題本身的深沉,裏面講的都是一些烏煙瘴氣的事情;另一方面更因為雙CD的量體,工作量也以等比的方式暴增四倍。」林生祥雙手托腮,一臉委屈地說,「錄完後我跟其他人說,這大概是我生涯最後一次做概念雙CD吧。這一次的身心負荷,真是過去沒看過的風景啊。」

登上群眾募資平台

回望過去幾年間,以社會議題為主軸的音樂類型逐漸出現,但以石化為議題而且音樂主軸如此嚴謹的創作並不常見,「18首歌都互相加乘,構成一個完整的敘事,這張專輯可以說是『史詩』等級了。」馬世芳說道。

可惜這樣的製作在今天台灣的唱片工業中卻難獲支持,「現在檯面上知名的歌手,要賣到一萬張也是不容易,通常都只有幾千張的銷量。」馬世芳坦言,當難以靠銷售回本時,《圍庄》這麼大的製作會讓唱片公司望之卻步。因此,林生祥與鍾永豐決定以群眾募資方式製作發行。

但兩百萬的募款目標確實有難度,「過去的獨立製作從沒有這麼大型的募資金額,我認為這次對台灣唱片市場來說將是一個里程碑。這或許也是一種試探,看看死忠樂迷的支持程度。」馬世芳笑着說。

林鍾兩人的心情也被募款金額牽動起伏,「剛開始幾天,真的會盯着那募款數字一直看,增加個1%、2%就很感謝。」林生祥說。「數字一直沒上去時,難免會想說:『我們是不是太高估自己?其實我們沒那麼好?』有時也會覺得,我們不是得過9座金曲獎嗎?怎麼募款速度這麼慢!」鍾永豐笑着說。

但台灣的樂迷終究沒讓兩人失望,為期兩個月的募款期,剛過完一個月,兩百萬的目標金額便已達成。對唱片市場日益萎縮的台灣而言,可謂一次壯舉。

林生祥也強調專輯誕生全靠眾人之力,只要遇上與空污有關的議題,他們都願意無償授權,期待音樂能夠為對抗污染的戰爭提供子彈。

而相距《我等就來唱山歌》17年,林生祥與鍾永豐再度用音樂為一項社會議題添上不同的詮釋色彩,不同於當年的是,「現在我做很多事,想的都是孩子。像我前幾天陪女兒睡覺,念故事給她聽,後來她睡著後,我聽着她的呼吸聲。」林生祥說,由於女兒有過敏症狀,因此睡覺時呼吸聲相當大。被女兒用手臂環繞着脖子撒嬌的林生祥說,當時他看着女兒,心裏想着:「爸爸一定會為你奮戰的!」說完後,父女兩人相視而笑。而這軟膩甜蜜的一幕,正是「生祥樂隊」音樂的初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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