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按：2016年4月，《時尚先生》雜誌和騰訊新聞一起策劃了一場「遠離電子產品」的真人在線直播節目──黑鏡實驗。媒體人如何在信息爆炸過載，電子設備成癮的今天求存？《時尚先生》的副主編楊瀟在「黑鏡」之後為我們寫下了這段文字。
兩年多前，我在《紐約客》上讀過互聯網研究者Evgeny Morozov的一篇文章，文章討論的是互聯網對我們日常生活的影響，卻在開頭把我們帶到了1924年的魏瑪共和國。
這年的11月，德國社會學家Siegfried Kracauer在《法蘭克福匯報》發表了一篇抱怨現代城市生活的評論：街邊的廉價菸酒廣告牌劫持了人們的神經，電影和劇院上演着不屬於任何人但讓每個人都精疲力竭的生活，而收音機則把我們置於一個永遠在接收，永遠胸懷倫敦、埃菲爾鐵塔和柏林的狀態。這些城市資產階級啊，Kracauer感歎，「在熱鬧喧譁中越陷越深，最後忘掉了自己還有一顆大腦。」
該怎麼辦呢？Kracauer的藥方很簡單：無聊休克療法。在一個大家都出城兜風的陽光明媚的下午，把自己鎖在屋裏，拉下窗簾，躺在沙發上向無聊投降。唯有如此，我們才能調動出自己那些荒唐的、未經修飾的想法，進而達致一種「神秘的喜悅」，最後學會與自己相處，「你不再被應該做某事的欲求所束縛，什麼都不做也能泰然處之。」
那是1924年的藥方，Kracauer大概不知道，就在同一年，英國人發明了最原始的電視機，用電傳輸圖像成為可能，電視時代隨後到來，拉下窗簾的屋子不再是避風港，沙發也只會批量生產「沙發土豆」，而在智能手機時代——因為電腦不在身邊，所以這篇文章的一部分是我用筆在本子上寫的，期間我至少三次摸出手機上網去搜索資料，卻在拿起手機後就開始回覆微信、查看朋友圈或是做點兒別的什麼，以至於幾分鐘後我要四顧茫然一兩秒：等等，我是要來幹什麼來着？
那種茫然的感受有點像，周圍白茫茫的一片，似乎水汽很大，你正以極慢的速度騰雲駕霧。我想，Morozov用更學究的語言描述過的也是這種感受：我們正在被無時無處不在的連接（connectivity）、接收(receptivity)和當下的暴政(the tyranny of the now)所攻擊。
將近兩年前，我參與了前東家的一次改版，提議之一就是開設一個診斷時代症候的專欄（這個專欄一直持續到現在），這是典型的傳統媒體的思路：找到重要的議題，然後把它條分縷析給讀者，因為我們相信，讀者是需要better informed的。
兩年間，傳統媒體加速衰落不必多說，我現在所供職的《時尚先生Esquire》中，幾個寫特稿的同事有時會聊起，這年頭，你的稿子不能只是好或者很好，而得是超級好，才有機會在熱鬧喧譁的自媒體汪洋大海里殺出一條血路。
事實上，我們最受矚目的兩篇特稿，《大興安嶺殺人事件》和《太平洋大逃殺親歷者自述》還真是「殺」出了這條血路。已經很明顯了，無論是信息過載還是用戶下沉（2015年，中國網民大專以上學歷者佔不到20%），造成的直接結果都是，你必須直面讀者那些最基本的人性。順便說一句，這也是為什麼一個越來越平的世界有可能變得越來越渣。
想象一下如今的「普通讀者」，文化程度和理解力不比當年，還處在無時無處不在的連接、接收和當下的暴政的信息轟炸之中，看起來——無意冒犯——和E.M.福斯特筆下的原始人可堪一比：他們都「是些頭髮蓬亂的聽眾，圍坐在營火旁打哈欠，因為跟猛獁象和遍體生毛的犀牛較勁兒疲累不堪」，假設這些圍坐在篝火旁的哪一位，是一個原始人中的作家，或者一個記者，再或者一個新媒體運營者，總之他的工作就是引起那些疲憊又健忘的同伴的注意，他有哪些辦法呢？
他可以選擇裸奔（我們假設那時的人已經學會了用棕櫚葉遮羞），可以學劍齒虎的吼叫嚇唬人，還可以把自己變成一個小丑博大家一笑，但體面的辦法，或許是給他們講一個故事。人們會被懸念所吸引——這也是最基本的人性之一，人們會想知道，接下來會發生什麼呢？
2016年3月29日晚上，當我在清華大學的荷塘邊用4G信號興致勃勃地看了一個多小時「黑鏡實驗」直播時，我想的就是這句話：接下來會發生什麼呢？當然了，我關注它首先是因為這是我們做的，看着史航在那個小小的屏幕裏獨白時我也有一些複雜的、難以捉摸的感受，可是說到底吸引我的還是懸念：史航接下來會做什麼？戒網後他會有什麼樣的變化？他會和鏡頭髮生什麼樣的關係？鏡頭外的世界又會作何反應？
「黑鏡實驗」是Esquire實驗室探討網絡時代人之境遇的三個實驗之一，某種程度上，你可以說我們仍在採用Kracauer的藥方，關閉屏幕就相當於拉下窗簾。我們最早的想法是實驗者要完成一篇感受豐富的體驗式特寫，後來騰訊新聞強大的團隊加入實驗，我們有了把這七天拍成一部短紀錄片的可能，再接下來，騰訊提議，雙方一致同意，7x24小時直播。
直播收看人數在第一天就逼近了一百萬，有那麼幾個小時在線人數以每秒100的數字往上竄，最後你會發現，媒介即信息，形式即內容，直播本身就有了生命，成了故事，所以那一百萬「原始人」才會被吸引（嘴上雖然罵着無聊），不然的話，用福斯特的話說，「觀眾們一旦猜到了接着會發生的事兒，他們要麼就會睡過去，要麼乾脆殺了他。」如今人們不會再殺掉故事講得不好的人，但考慮到普通讀者的狀況，這一行的危險程度很可能又回到了刀耕火種的年代。
我覺得，這才是理解「用黑鏡直播反抗黑鏡」這一再明顯不過悖論的關鍵：我們都生活在悖論之中。黑鏡的創造者們必然要樂觀、野心勃勃，研究人性開發人性，倘若讓他們時時抱持着反烏托邦的警惕之心，可能什麼東西都做不出來。黑鏡的實驗者（或者說記錄者）呢，打算行使自己的職責，檢視人性反思人性，可他們沒打算和人性作對。他們終究還是希望人們圍坐到篝火前來，而不是紛紛散去，或者睡去。
可是事情還沒有完，你會問，熱鬧了也喧嘩了，那顆被忘掉的腦子怎麼辦？那可能得倒推福斯特說的另外一件事：故事實在太古老了，就像脊椎和绦蟲一樣，「我們越是深究故事，越是將故事與在其基礎上發展出來的那些更加優美的層面剝離開。」那麼，在找到故事後，我們接下來可以做的，就是把那些更優美的層面，一層一層地加回去。
我們可以探討在線與即時反饋，它原本是讓我們的生活更便利的，結果卻摧毀了我們的耐心，把我們變成嘴巴一開一合的只擁有短時記憶的魚類，像吸食鴉片一樣吞食信息，還總是擔心錯過什麼。我們可以探討他人的目光，它原本可以幫助我們確立和理解自我，結果卻藉助社交媒體的「逼視」最終佔據了我們的生活，我們忙着擺出各種pose，管理自己的形象——日常生活的自我呈現其來有自，但從未像今天這樣無處無時不在。
我們看到一處美景的第一反應，是要拍下再分享出來，彷彿我們不借助別人的眼睛就看不見它——對了，還有拍照，它原本是幫助我們記錄生活的，不知道從什麼時候起它就成了生活本身，我們體驗一件事物的方式變成了給它拍一張照片……這些都是我們或多或少感同身受的，但我們仍然需要一個人，通過「黑鏡實驗」或者別的什麼，來「經驗」給我們看。就好像Evgeny Morozov洋洋灑灑寫了那麼長警醒互聯網的文字，可他仍然需要一個計時保險盒來逼自己在需要的時候「斷網」（手機自帶的那些幫人集中注意力的app不夠強力，他說），這很諷刺嗎？也許。但這就是我們的人性。
（楊瀟，2014哈佛尼曼學者，《時尚先生》副主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