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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冠中:你知道太多,卻不知道什麼東西不見了

建制、泛民、本土......「誰可以佔領這些詞呢?這些標籤都是偷懶做法」,他笑談自己是「本土愛港建制民主自治派」。


陳冠中。攝 : Anthony Kwan/端傳媒
陳冠中。攝 : Anthony Kwan/端傳媒

1952年出生的香港文化人陳冠中,在北京生活的時間,加起來就快有20年。

「霧霾這麼嚴重,為什麼還要在北京?」

「因為這裏是矛盾的中心。」

他說自己是寫作的人,「要活出時代的矛盾」,然後寫下它,這是基本責任。

「活出時代的矛盾」是陳冠中近年常說的一句話,來源於羅蘭.巴特,原文是「我所主張的是充分地活於我之時代的矛盾」(live to the full the contradiction of my time),而引用時,陳冠中把「活於」改成了「活出」(living out the contradiction of our time)。

「活在時代的矛盾並不難,我們每個人都活在裏面,是被動的,不管你願意不願意。難的是把那些未解決的矛盾『活出來』、『寫出來』,這是主動的。」什麼樣的矛盾?陳冠中解釋:「我們寫作,做文化的人,很難同時兼顧三件事。一是理想原則,二是說真話,三是政治的有效性。有些年代,也許能全部兼顧,但有些時代只能兼顧兩個,就不錯了。我們現在,好像又遇到了一個三者無法兼顧的時代。」

既然無法兼顧,知識人的身份必然矛盾,也必須有所取捨。「作為一個寫作者,都不能兼顧的時候,我就只能選擇面對事實真相,說真話。」他以奧威爾舉例,奧氏年輕時參加西班牙共和軍,反抗法西斯勢力,但當他發現斯大林派對共和軍的控制愈發增強,開始打擊、清洗其他人,諸如巴塞隆那無政府主義者時,奧威爾選擇了放棄「政治有效性」,而是寫出真話。「奧威爾的文章,不能在當時英國左翼刊物發表,被認為破壞左翼團結。當時蘇聯發生反人道的行為,而歐洲左翼因為顧及政治有效性,為避免有利於對手,就放棄了公布真相。但今天看來,我們很慶幸奧威爾選擇了說真話而不是一時的政治有效性。」

今天我們是不是又回到了奧威爾面臨的時代?陳冠中沒有給出答案。在57歲那年,他選擇了小說作為最主要的「說真話」的武器,用虛構來講述現實,聽來矛盾,卻是他認為可以最大限度,把複雜、曖昧、模糊的現實,裝在一個文本裏表達出來,給讀者傳遞真實感受的方式。

2016年4月20日,陳冠中到訪端傳媒,和記者們分享他在兩岸三地生活與觀察的體驗。

北京:「只剩下最粗糙的拍馬屁的人」

陳冠中坦言,這些年都住在北京,對香港多了點距離。獲知香港的消息,依賴不定期地回訪,翻牆看新聞,或是朋友從香港來京時,聊天而知。他笑說近年變化之大,令他覺得回看自己此前對香港的分析,已經像是在看「考古」。而北京這些年的變化,也同樣讓陳冠中感到時代的緊張和難解。

「在北京,從2000年到2008年,2008年再到2010年,這兩個階段,和今天這個階段完全不是一回事。大家都說中國是個共產國家,但是2000到2008年我去到北京時,驚訝地發覺,這裏怎麼思想這麼蓬勃,文化這麼盛!那麼多好的報刊,調查報道,思想交鋒,大家都在衝。網站剛開始出現,裡面有各種豐富的交流。出版業興盛,很多我覺得不可能出版的書都出版了。還有各種NGO,獨立製片,『目不暇給』,根本來不及一一去追蹤。」

「很幸運,我在2003年寫出了《波希米亞北京》,那一年我還可以勉強匯集、介紹(北京的文化),但那之後文化發展之快之多,根本不可能再追蹤。再往後,中國再也沒有一個觀景台能夠看清楚了,所有人都缺少了這樣一個觀景台。」

「2008年之後有些不一樣,氣氛有些緊張,但是又出現了很多精彩的東西,比如微博。2009年我寫了《盛世》,那個小說預言2013年的中國什麼聲音都沒有了,當時被很多人批評,他們說你完全忽略了微博,你看我們現在,什麼聲音都有,圍觀改變世界!」

預言小說不幸成真了。到了今天,陳冠中清楚地感受到「過去的那個北京在慢慢消失」。「現在也不是無聲,而是另一種亢奮。當年不管自由派、新左派,不管你是哪個派,都是要有點水平才能說話。現在根本就是一邊倒,就算是拍馬屁,連好的拍馬屁文章都不需要了,品質越差越粗糙的,越會出來。」

香港:「我是一個本土愛港建制民主自治派」

談到香港,陳冠中笑言,自己講的東西會面臨「政治不正確」的風險。

「說到2047吧,現在我覺得有點把討論的框架弄錯了。」在他看來,一國兩制,港人高度自治,實現普選,如果能夠連貫下去,會變成一個好的制度,好的制度是沒道理要一下子斷掉的。「『兩制』未必需要同一化,如果兩個制度都在往好的方向走,那延續機會就都很高,這是一國兩制能延續的最好情況。但如果一個變壞,一個變好,那就會不穩定,如果兩個都變壞,那根本不需要等到2047年,就很難維持下去了。」港人現在的重點是搞好香港這一制,就是貫徹港人高度民主自治。

八十年代中英談判期間,6成香港人支持不要回歸、「維持現狀」,大部分進步知識分子支持「民主回歸」──以民主自治的方式,主權回歸中國,而當年30歲不到、任職《號外》雜誌主編的陳冠中,是少數提出香港應該「命運自決」的代表。回想起來,他認為當時自己的理念接近「城邦自治」,「我同輩大部分學運的朋友都在搞『民主回歸』,我沒有參加……我也曾經主張香港也參與對自身命運的談判,但是被否決了。後來出了聯合聲明,我轉而支持一國兩制。因為我覺得中英聯合聲明裏的內容,也沒有更好選項了,算是比較不壞的。」

30多年過去,香港新一代的年輕人,人人都在談「自決」、「公投」,而在關鍵歷史窗口時主張「自決」的陳冠中則認為,在今天的政治現實裏,「一國兩制」仍是香港未來命運的出口,眼下最重要的問題,仍然是怎麼去做好一國兩制。「怎麼讓港人高度自治落實,實現雙普選?這個是最能走的路,最有法理根據和歷史根基的,也是能說服最多人的。如果說香港正在一個隧道裏,那這是個明擺著的出口。現在的問題是,我們的政治階層,未必想要往這裏走。現在空間很小,隧道很狹窄,但在這麼窄的空間裏,大家已經打起來了。」

陳冠中說,「建制」、「泛民」,「本土」這些既有的媒體標籤,極大地限制了公民對政治立場的理解和選擇。「誰可以佔領這些詞呢?這些標籤都是新聞界的偷懶做法。」他舉例形容自己的政治立場,是「本土愛港建制民主自治派」,而對當下政治二元對立的劃分和衝突,陳冠中感到頗為無奈。他形容香港的出路,在於建制派扮演他們應該做的「建制」責任:

「我曾經在《香港01》上寫文章說過,建制派『背叛』了香港。本來,他們是應該以高度自治一國兩制作為建制的基礎的。但他們背棄了這個。香港的建制派不去代表香港,這是最不幸的。2003年之後,他們變成了一個管制聯盟,希望完全替代對手,什麼票債票償,徹底消滅對手──可是在香港制度下,非建制派是無法消滅的,這邊不是中國大陸,你必須要承認對手在政治領域的角色。」

可是建制派又有什麼動力去「改變」?陳冠中意味深長地講到「狐假虎威」的故事,「香港大部分時間都是狐狸在叫,但是老虎是隨時可以變的。大家現在會很沒信心,覺得中間道路是不可能存在的,但每個社會都永遠需要硬朗的雞蛋,為公平正義訴求努力,理性和平非暴力地持續抗爭。世態無常,我擔保,老虎一變,狐狸會一下子全部轉變。」

「政治階層的責任是提供一個政治方案,幫社會去理順很多問題。」儘管強調政治解決和回歸基本法,在今天的香港越來越困難,但陳冠中仍然強調這些方式的重要。他反對脫離基本法的框架去解決問題:「基本法是經過80年代整一個時代的討論凝結出來的,不幸在1989之後才定案,但不幸中的大幸是,它基本保留了80年代的整個討論。這一紙基本法,保障了香港過去20年,雖然今天我們發現,字眼上的確有些陷阱,但是我一直還是覺得,我們可以在基本法的框架裏做事。這是我到今天都有的立場。如果要打開修改基本法的這個潘多拉盒子,連這一紙都保不住,香港會有無窮風險。」

文學:「我不再寫三部曲了」

陳冠中對下一部作品守口如瓶:「下一本小說,我有很多想法。但小說創作的過程很神秘,就算開始了,也未必能完成。完成就是一個奇跡。所以現在想法很多,但是不能跟你們分享。」

他還會書寫香港嗎?沒有答案。

「還好我寫的香港,是香港嬰兒潮世代的三部曲。而這一代人,我相信真的應該退場了……現在的香港,應該是年輕人上場的新三部曲了。第一部曲從占中可能已經開始,End of a Beginning。這真的是很明顯的替代,和十年前完全不同了。」

70年代,陳冠中從批評和散文開始了自己的文學生涯,直到近年來,他才專攻純小說的創作。小說書寫是否會幫助他超越所在的地域,在世界文學的範疇內確立意義?他打趣說,其實主要是自己個人的「衝動,滿足,腦洞」。但另一方面,小說家陳冠中,也在用這種體裁書寫自己試圖說出的東西,講真話,只不過這裡的語言,會更加多視角、多隱喻,這也許正適用於他觀察到的,無法再一眼看透的中國。

「有人說中國的現實像一個魔方一樣,魔方都沒有歸位,這樣一個三維的東西,你該如何描述它呢?魔方中間有個軸,大家都知道黨,只能是它。但是這之外,外面還有一堆東西。可能只有小說,能夠把人們帶進這樣一種狀態。所以我57歲那年,決定要做個小說家。」

「我在80年代為《城市筆記》系列寫的總序叫做『寫下與活出時代的矛盾』,活在時代的矛盾很容易,但『活出時代的矛盾』不容易。對有些聽眾,我會說,你既要有根,也要有翼,如何既要有根,也要有翼?或者說,既本土又世界?我覺得上一代或許被迫要在這裡面選一個,但是下一代一定可以活出這個矛盾。」

兩岸三地:我們在被控制,卻不是1984

在中港台三地遊走的切身經歷讓陳冠中感到,要兩岸三地相互理解,實在極為困難。

「在北京,很多人一看到我,就要跟我討論『香港問題』。但他們說完之後,當我正要開始解釋,他們就又會接著說一大堆『香港不行了』之類的話,根本不聽我說。我說你們答案都有了,還問我幹什麼呢?」

每當這種時候,陳冠中只好反過來反駁大陸朋友:「別操心香港了,快擔心一下內地經濟下滑啊,山西煤礦,河北鋼鐵,東北老工業的較單一產業城市,這才是真的完蛋了!」他說,實際上這些朋友都是比較開明的,都是善意地討論香港問題,但是問出來的問題,就往往和《環球時報 》的論述沒什麼區別──「真的不要小看媒體控制,效果真的非常明顯」。

而這種控制最厲害的一點,是讓人以為自己什麼都知道。陳冠中形容,這正好是奧威爾在《1984》中所描述的情景的反面,不是匱乏,而是過剩,是「abundance」。

「今天中國不是匱乏,而是『太多』。書店有很多書,影視作品也很多,五花八門的資訊也非常多,但是,你不知道什麼東西不見了。我們的年輕朋友很聰明,以為自己什麼都看得到,真以為自己能翻牆,能通天,什麼都知道。在今天你真的很難告訴大陸朋友『你們知道的東西是不對的』。」

真實的香港就是在這樣「太多」的世界裏「不見了」的一個點。

「中國的確在走向原子化,家族化,部落化。香港也類似,整個世界都是。人越來越活在自己的圈子裏、部落裏,各個部落關心的命題完全不一樣,問題意識也是不一樣的,他們聽不見彼此。比如知識分子很悲觀,但不見得很多人都是很悲觀的──城市創業的年輕人就很亢奮,儒家也很亢奮,但是自由派很悲觀……真的是雞同鴨講。」

部落化的時代,陳冠中仍然相信香港有自己的武器:公共性。「部落化是可以跨境的,全球化的。逝去的是公共性。大陸這一點特別明顯。香港好的,有希望的地方,恰恰是公共性重新出現,而大陸是沒有公共性的討論了,政府不想大家有。」

香港人這些年爆發的公共性,令他在悲觀的年代感受到希望:「我記得前年去一個『文藝復興夏令營』,八十幾個藝術家都要跟我談政治,我們那一代的藝術家,哪有談政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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