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2年出生的香港文化人陈冠中，在北京生活的时间，加起来就快有20年。
“雾霾这么严重，为什么还要在北京？”
“因为这里是矛盾的中心。”
他说自己是写作的人，“要活出时代的矛盾”，然后写下它，这是基本责任。
“活出时代的矛盾”是陈冠中近年常说的一句话，来源于罗兰．巴特，原文是“我所主张的是充分地活于我之时代的矛盾”（live to the full the contradiction of my time），而引用时，陈冠中把“活于”改成了“活出”（living out the contradiction of our time）。
“活在时代的矛盾并不难，我们每个人都活在里面，是被动的，不管你愿意不愿意。难的是把那些未解决的矛盾‘活出来’、‘写出来’，这是主动的。”什么样的矛盾？陈冠中解释：“我们写作，做文化的人，很难同时兼顾三件事。一是理想原则，二是说真话，三是政治的有效性。有些年代，也许能全部兼顾，但有些时代只能兼顾两个，就不错了。我们现在，好像又遇到了一个三者无法兼顾的时代。”
既然无法兼顾，知识人的身份必然矛盾，也必须有所取舍。“作为一个写作者，都不能兼顾的时候，我就只能选择面对事实真相，说真话。”他以奥威尔举例，奥氏年轻时参加西班牙共和军，反抗法西斯势力，但当他发现斯大林派对共和军的控制愈发增强，开始打击、清洗其他人，诸如巴塞隆那无政府主义者时，奥威尔选择了放弃“政治有效性”，而是写出真话。“奥威尔的文章，不能在当时英国左翼刊物发表，被认为破坏左翼团结。当时苏联发生反人道的行为，而欧洲左翼因为顾及政治有效性，为避免有利于对手，就放弃了公布真相。但今天看来，我们很庆幸奥威尔选择了说真话而不是一时的政治有效性。”
今天我们是不是又回到了奥威尔面临的时代？陈冠中没有给出答案。在57岁那年，他选择了小说作为最主要的“说真话”的武器，用虚构来讲述现实，听来矛盾，却是他认为可以最大限度，把复杂、暧昧、模糊的现实，装在一个文本里表达出来，给读者传递真实感受的方式。
2016年4月20日，陈冠中到访端传媒，和记者们分享他在两岸三地生活与观察的体验。
北京：“只剩下最粗糙的拍马屁的人”
陈冠中坦言，这些年都住在北京，对香港多了点距离。获知香港的消息，依赖不定期地回访，翻墙看新闻，或是朋友从香港来京时，聊天而知。他笑说近年变化之大，令他觉得回看自己此前对香港的分析，已经像是在看“考古”。而北京这些年的变化，也同样让陈冠中感到时代的紧张和难解。
“在北京，从2000年到2008年，2008年再到2010年，这两个阶段，和今天这个阶段完全不是一回事。大家都说中国是个共产国家，但是2000到2008年我去到北京时，惊讶地发觉，这里怎么思想这么蓬勃，文化这么盛！那么多好的报刊，调查报道，思想交锋，大家都在冲。网站刚开始出现，里面有各种丰富的交流。出版业兴盛，很多我觉得不可能出版的书都出版了。还有各种NGO，独立制片，‘目不暇及’，根本来不及一一去追踪。”
“很幸运，我在2003年写出了《波希米亚北京》，那一年我还可以勉强汇集、介绍（北京的文化），但那之后文化发展之快之多，根本不可能再追踪。再往后，中国再也没有一个观景台能够看清楚了，所有人都缺少了这样一个观景台。”
“2008年之后有些不一样，气氛有些紧张，但是又出现了很多精彩的东西，比如微博。2009年我写了《盛世》，那个小说预言2013年的中国什么声音都没有了，当时被很多人批评，他们说你完全忽略了微博，你看我们现在，什么声音都有，围观改变世界！”
预言小说不幸成真了。到了今天，陈冠中清楚地感受到“过去的那个北京在慢慢消失”。“现在也不是无声，而是另一种亢奋。当年不管自由派、新左派，不管你是哪个派，都是要有点水平才能说话。现在根本就是一边倒，就算是拍马屁，连好的拍马屁文章都不需要了，品质越差越粗糙的，越会出来。”
香港：“我是一个本土爱港建制民主自治派”
谈到香港，陈冠中笑言，自己讲的东西会面临“政治不正确”的风险。
“说到2047吧，现在我觉得有点把讨论的框架弄错了。”在他看来，一国两制，港人高度自治，实现普选，如果能够连贯下去，会变成一个好的制度，好的制度是没道理要一下子断掉的。“‘两制’未必需要同一化，如果两个制度都在往好的方向走，那延续机会就都很高，这是一国两制能延续的最好情况。但如果一个变坏，一个变好，那就会不稳定，如果两个都变坏，那根本不需要等到2047年，就很难维持下去了。”港人现在的重点是搞好香港这一制，就是贯彻港人高度民主自治。
八十年代中英谈判期间，6成香港人支持不要回归、“维持现状”，大部分进步知识分子支持“民主回归”──以民主自治的方式，主权回归中国，而当年30岁不到、任职《号外》杂志主编的陈冠中，是少数提出香港应该“命运自决”的代表。回想起来，他认为当时自己的理念接近“城邦自治”，“我同辈大部分学运的朋友都在搞‘民主回归’，我没有参加……我也曾经主张香港也参与对自身命运的谈判，但是被否决了。后来出了联合声明，我转而支持一国两制。因为我觉得中英联合声明里的内容，也没有更好选项了，算是比较不坏的。”
30多年过去，香港新一代的年轻人，人人都在谈“自决”、“公投”，而在关键历史窗口时主张“自决”的陈冠中则认为，在今天的政治现实里，“一国两制”仍是香港未来命运的出口，眼下最重要的问题，仍然是怎么去做好一国两制。“怎么让港人高度自治落实，实现双普选？这个是最能走的路，最有法理根据和历史根基的，也是能说服最多人的。如果说香港正在一个隧道里，那这是个明摆着的出口。现在的问题是，我们的政治阶层，未必想要往这里走。现在空间很小，隧道很狭窄，但在这么窄的空间里，大家已经打起来了。”
陈冠中说，“建制”、“泛民”，“本土”这些既有的媒体标签，极大地限制了公民对政治立场的理解和选择。“谁可以占领这些词呢？这些标签都是新闻界的偷懒做法。”他举例形容自己的政治立场，是“本土爱港建制民主自治派”，而对当下政治二元对立的划分和冲突，陈冠中感到颇为无奈。他形容香港的出路，在于建制派扮演他们应该做的“建制”责任：
“我曾经在《香港01》上写文章说过，建制派‘背叛’了香港。本来，他们是应该以高度自治一国两制作为建制的基础的。但他们背弃了这个。香港的建制派不去代表香港，这是最不幸的。2003年之后，他们变成了一个管制联盟，希望完全替代对手，什么票债票偿，彻底消灭对手──可是在香港制度下，非建制派是无法消灭的，这边不是中国大陆，你必须要承认对手在政治领域的角色。”
可是建制派又有什么动力去“改变”？陈冠中意味深长地讲到“狐假虎威”的故事，“香港大部分时间都是狐狸在叫，但是老虎是随时可以变的。大家现在会很没信心，觉得中间道路是不可能存在的，但每个社会都永远需要硬朗的鸡蛋，为公平正义诉求努力，理性和平非暴力地持续抗争。世态无常，我担保，老虎一变，狐狸会一下子全部转变。”
“政治阶层的责任是提供一个政治方案，帮社会去理顺很多问题。”尽管强调政治解决和回归基本法，在今天的香港越来越困难，但陈冠中仍然强调这些方式的重要。他反对脱离基本法的框架去解决问题：“基本法是经过80年代整一个时代的讨论凝结出来的，不幸在1989之后才定案，但不幸中的大幸是，它基本保留了80年代的整个讨论。这一纸基本法，保障了香港过去20年，虽然今天我们发现，字眼上的确有些陷阱，但是我一直还是觉得，我们可以在基本法的框架里做事。这是我到今天都有的立场。如果要打开修改基本法的这个潘多拉盒子，连这一纸都保不住，香港会有无穷风险。”
文学：“我不再写三部曲了”
陈冠中对下一部作品守口如瓶：“下一本小说，我有很多想法。但小说创作的过程很神秘，就算开始了，也未必能完成。完成就是一个奇迹。所以现在想法很多，但是不能跟你们分享。”
他还会书写香港吗？没有答案。
“还好我写的香港，是香港婴儿潮世代的三部曲。而这一代人，我相信真的应该退场了……现在的香港，应该是年轻人上场的新三部曲了。第一部曲从占中可能已经开始，End of a Beginning。这真的是很明显的替代，和十年前完全不同了。”
70年代，陈冠中从批评和散文开始了自己的文学生涯，直到近年来，他才专攻纯小说的创作。小说书写是否会帮助他超越所在的地域，在世界文学的范畴内确立意义？他打趣说，其实主要是自己个人的“冲动，满足，脑洞”。但另一方面，小说家陈冠中，也在用这种体裁书写自己试图说出的东西，讲真话，只不过这里的语言，会更加多视角、多隐喻，这也许正适用于他观察到的，无法再一眼看透的中国。
“有人说中国的现实像一个魔方一样，魔方都没有归位，这样一个三维的东西，你该如何描述它呢？魔方中间有个轴，大家都知道党，只能是它。但是这之外，外面还有一堆东西。可能只有小说，能够把人们带进这样一种状态。所以我57岁那年，决定要做个小说家。”
“我在80年代为《城市笔记》系列写的总序叫做‘写下与活出时代的矛盾’，活在时代的矛盾很容易，但‘活出时代的矛盾’不容易。对有些听众，我会说，你既要有根，也要有翼，如何既要有根，也要有翼？或者说，既本土又世界？我觉得上一代或许被迫要在这里面选一个，但是下一代一定可以活出这个矛盾。”
两岸三地：我们在被控制，却不是1984
在中港台三地游走的切身经历让陈冠中感到，要两岸三地相互理解，实在极为困难。
“在北京，很多人一看到我，就要跟我讨论‘香港问题’。但他们说完之后，当我正要开始解释，他们就又会接着说一大堆‘香港不行了’之类的话，根本不听我说。我说你们答案都有了，还问我干什么呢？”
每当这种时候，陈冠中只好反过来反驳大陆朋友：“别操心香港了，快担心一下内地经济下滑啊，山西煤矿，河北钢铁，东北老工业的较单一产业城市，这才是真的完蛋了！”他说，实际上这些朋友都是比较开明的，都是善意地讨论香港问题，但是问出来的问题，就往往和《环球时报
》的论述没什么区别──“真的不要小看媒体控制，效果真的非常明显”。
而这种控制最厉害的一点，是让人以为自己什么都知道。陈冠中形容，这正好是奥威尔在《1984》中所描述的情景的反面，不是匮乏，而是过剩，是“abundance”。
“今天中国不是匮乏，而是‘太多’。书店有很多书，影视作品也很多，五花八门的资讯也非常多，但是，你不知道什么东西不见了。我们的年轻朋友很聪明，以为自己什么都看得到，真以为自己能翻墙，能通天，什么都知道。在今天你真的很难告诉大陆朋友‘你们知道的东西是不对的’。”
真实的香港就是在这样“太多”的世界里“不见了”的一个点。
“中国的确在走向原子化，家族化，部落化。香港也类似，整个世界都是。人越来越活在自己的圈子里、部落里，各个部落关心的命题完全不一样，问题意识也是不一样的，他们听不见彼此。比如知识分子很悲观，但不见得很多人都是很悲观的──城市创业的年轻人就很亢奋，儒家也很亢奋，但是自由派很悲观……真的是鸡同鸭讲。”
部落化的时代，陈冠中仍然相信香港有自己的武器：公共性。“部落化是可以跨境的，全球化的。逝去的是公共性。大陆这一点特别明显。香港好的，有希望的地方，恰恰是公共性重新出现，而大陆是没有公共性的讨论了，政府不想大家有。”
香港人这些年爆发的公共性，令他在悲观的年代感受到希望：“我记得前年去一个‘文艺复兴夏令营’，八十几个艺术家都要跟我谈政治，我们那一代的艺术家，哪有谈政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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