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 4月14日開始，「愛國」與「賣國」的戰火又一次在中文互聯網上引燃。這一次，愛國青年們的鬥爭對象，是悉尼大學的教師吳維。吳維在加入澳洲籍之後焚燒自己的中國護照，使用「豚」稱呼自己看不順眼的中國學生。和以往不同，這次衝突因為翻譯/語境的差異，是非判斷變得複雜異常。一位身在悉尼大學的讀者親身捲入了這場衝突，通過他的來信，我們也許能一窺事件背後的糾結語境。
悉尼大學有很多中國人。這間在澳大利亞本地享有極高聲譽，且對於當地人來說比較難進入的大學，這兩年招收了很多中國籍學生。中國學生們繳納三倍至近四倍於本地學生的學費，以獲得在悉尼大學攻讀本科學位的資格（研究生則需要比本地學生多支付一萬澳幣左右的費用）。在某種程度上，這可能是入學門檻相對較低的原因之一。
我高考考砸了，只過本省「一本線」40分，參加香港某大學的面試，理所當然地因成績不夠出色被刷下來了。倉促之下，我遞交了申請材料和雅思成績，卻很快拿到了悉尼大學的offer。很多高考成績差的學生可以選擇花三四萬澳幣來讀Foundation Progamme, 即「預科」，來獲得悉尼大學的錄取。Foundation Programme對申請者的要求非常低，而且，一般會全員順利畢業升入悉尼大學。這幾乎是「買進」悉尼大學。除此之外，還有一小部分中國籍學生選擇來澳大利亞就讀高中。
從中國初中升入澳大利亞高中就讀的學生，在進入悉尼大學時面對遠遠更激烈的競爭：通常，進入法學院的本地高中畢業生，需要在本州的高中學業測試中進入前0.05%。他們中的很多人，也常常已經隨家人獲得了澳大利亞的公民身份。直覺上，不同方式入學的中國籍學生群體之間的背景還是有點區別的。以高考成績申請的中國學生，家庭背景比較多樣化，但共同點是在中國高考中有一點競爭力。而我認識或聽說過的讀預科的中國學生，無一例外是私營企業主的子女，在中國高考中，通常是二本線或以下的水平。
「回家做飯唄。我都不上lecture了啊，又聽不懂幾句。自己學啊，又不是沒書。」十個小時前，我在電梯裏不小心聽到了這段對話。不上講師的Lecture，只參加需要點名的Tutorial （輔導課），在中國籍學生圈子中不怎麼少見，原因很多，但大多數聽上去是託詞。
難以走出的舒適圈
我的一位多年好友（也是我在悉尼唯一的中國籍好友）告訴我，這邊絕大多數中國籍學生過着和國內區別不大的生活：他們的交友圈幾乎只有中國人，日常生活中大多數語言交流以中文完成，娛樂方式主要是觀看中文綜藝節目，也更願意一群中國人週末出去玩，而不是參加大學的活動。在這座擁有近三十萬華裔人口、其中近十五萬人口出生在中國大陸的城市裏，他們可以很容易地尋找到他們一直以來熟悉的生活方式。我的這位好友，週末熱衷於去國人經營的KTV和檯球室裏娛樂，去銀行辦業務時，更喜歡和操中文的櫃員交談，在悉尼大學的課堂上，他更多和中國人坐在一起。對於年輕的中國人，走出舒適區的難度很高。
「越出國越愛國」在這裏經常聽到。許多人也認同這句話。直觀上，國家主義在中國籍留學生中流行得可怕。吳維事件被微信公眾號報道的第一天，微信朋友圈裏本就不多的中國人無一例外地轉發，並附上了憤怒的評論，這其中包括我那位從初中開始熟識的老友。
在微博上，中國籍留學生中還是有小比例的異見者，但在日常生活中，幾乎聽不到有人公開表達這類政治觀點，或許peer pressure讓他們學會了自我審查。我那位好友從來不知道，我在微博上言辭激烈地批評當局和一些廣為人知的國民性；我知道他，就像所有其他在集體主義氛圍中成長的人一樣，會在聽到我政治觀點的那個時間點決定遠離我──即使他先於我來澳大利亞，已經習慣於更自由的輿論環境。
我懦弱地認為自己應該繼續和這樣一個持有國家主義立場、滿嘴對其他少數族裔蔑稱的人做朋友：他對我是兄長般的情感，對我關心入微，選擇決裂，我需要心理建設。我羞愧地承認，我還沒有在微信這樣高度線下導向的社交平台上公開支持吳維。僅僅在微博上表達對吳維的支持，我就被一群中國籍留學生「人肉」出一些資料，在知識網站知乎上擁有上萬粉絲的「大V」發布了我的私人信息，聲稱我和其他幾位是「辱華邪教」。這種洪水般的惡意嚇到了我，隨後我刪掉所有個人信息：公開這樣的言論會給我父母帶來麻煩。
在大部分中國籍留學生心中，這樣的「人肉」，和利用群體壓力讓一個個泛異見者沉默，是針對「不愛國」最好的解決方案之一：相比許多人更津津樂道的「找人砸他」，這成本不高。在好友的描述中，中國籍留學生圈子裏的政治環境紅得令人驚訝。他作為一個就讀移民專業、一心想着「留下」的實用主義者都在這問題上如此紅專，不難想象其他對意識形態教育反感程度更低的中國留學生的態度。
歧視和被歧視
微博上所有澳大利亞相關的資訊微博無一例外都持有民族主義立場。在一些澳洲相關的微博、微信公眾號的文章和評論區，「祖國（指中國）強大了外人才不敢歧視/小看我們」幾乎是共識。支持這種論調的有中國籍留學生，更有新近歸化入籍的澳大利亞公民。這種帶有些許不安全感，進而訴諸集體主義的論述，可能受到多種因素的影響：其中包括「澳大利亞人是種族主義者」的迷思、獨自在國外求學的孤獨，以及「大一統」的國族意識等等。
最近的事件中，微博上出現了不少諸如「中國人移民了也要愛中國」之類的的言論。其荒謬性自無需贅述；但這樣的言論卻被很多微博用戶「點贊」。在大部分中國籍留學生的認知中，中國血統意味着背負愛中國的道德義務；而愛中國，在澳大利亞中國籍留學生的圈子裏，則經常地被等同為「支持中國當局」。
不少中國籍學生在享受訪問谷歌和臉書的無限自由的同時，也熱衷於在中國的社交媒體上稱讚中國當局的外交、網絡和輿論規制政策。幾乎所有澳洲中國籍學生都支持中國當局在爭議地區的強硬行動。這些年輕人來自可以輕鬆支付每年逾十五萬人民幣學費的家庭，他們認為部分國民「素質不行」，导所以部分欠發達地區的人民不配享有某些自由。例如許多來自大城市的學生，對取消戶籍制度，賦予外地人自由流入城市的自由十分反感。
對種族歧視非常敏感的中國籍學生，卻有一部分喜歡以玩笑的語氣在對話中使用「越南猴子」「印度阿三」之類的表述。也許朝貢體系的傳統讓一部分中國人對於「蠻夷」的蔑稱習以為常；不過除了蔑稱之外，他們通常也不會有進一步的歧視性舉動。
這和中國籍留學生的受到的對待有些差別：在互聯網上不難檢索到中國籍留學生被公開辱罵或攻擊的新聞。某種程度上，這可能與中國籍留學生與本地社區的關係和刻板印象有一定關係。
最常見的說法是，隨著越來越多的中國籍留學生通過就讀移民專業、獲得僱主擔保等手段獲得澳洲國籍，本就形勢嚴峻的就業市場競爭變得更激烈；中國購房者的慷慨，也令本地人難以承受越來越高的樓價。由於學業和生活圈的原因，中國籍留學生在當地社區的存在感並不明顯，這也在某種程度上加深了可能的隔閡。
這一結論在一定程度上是事實，但和我的個人經歷不相符。澳大利亞的種族現狀給我的直觀感受好於美國；我認為，部分聲稱遭受「種族歧視」的中國籍留學生所經歷的其實只是文化和語言差異帶來的誤解。我本人不止一次目睹中國籍留學生不對所接受的服務和幫助表示感謝，也不在請求中使用「please」等委婉用語；他們不一定是粗魯，只是表示感謝這一行為，在國內並不是一件公認的行為準則。缺乏溝通外加真假難辨的都市傳說，讓中國籍留學生很容易以為對方的冷漠態度源於對自身種族的蔑視。
華裔的複雜態度
澳大利亞華裔的組成很複雜。第一代移民中，有企業家，化學教師或政治難民，但我想，他們在這件事中並不是直接參與者，因為他們絕大多數人和悉尼大學沒有緊密關聯。而在悉尼大學的第二代澳大利亞華裔們，和大部分中國籍留學生幾乎沒有共同點，交友圈也極少重疊。
然而，對社會事件有基本參與度的二代華裔，幾乎無一例外地選擇了聲討吳維。原因大抵在於，吳維發布在私人匿名賬號上的，目標讀者為泛異見圈人士的言論，被有意地從語境中取出來、翻譯並展示，其中的黑話也被直譯成帶種族侮辱性的英文；種族歧視本來在在西方社就是禁忌，這些被扭曲的言論讓作為少數族裔的澳大利亞華裔感到不安也並不奇怪。但這些大部分無法閲讀中文的華裔少年們，對這一事件背後的語境、爭執乃至微博這一平台都知之甚少。
我在臉書上發布了一條狀態來解釋這件事的來龍去脈和語境之后。 一位朋友發來私信，詢問我是不是在開玩笑。得到我否認的答覆之後，她給我發來一個單詞：「Explain」。我仔仔細細把這件事的前因後果和語境解釋了一遍，嘗試讓這位從來沒有用過微博的澳大利亞華人明白這件事的原委。讀完我的解說，她大發雷霆，聲稱如果她上吳維的課，也會感到被誹謗和被歧視。她認為，我在支持種族歧視。我們不歡而散，沒有再討論這話題。寫下這段文字的一天前，她剛剛因為自己「被情感遮蔽判斷」而向我道歉。但更多的華裔不能接受吳維的行為——目前為止，整件事的解釋權都在中國學生手上，沒人解釋語境，也沒人匡正那些有意為之的翻譯錯誤。
「這樣的老師還留着幹嘛！中國人這麼多，逼他辭職！」一位畢業於Foundation Programme的女生在朋友圈裏憤怒地說道。她似乎已經連續四周沒來上課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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