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知道被汙名的檳榔，養大多少台灣農村孩子嗎？

在台灣，這幾年農業議題重新回到公共論壇的醒目位置上。民進黨的不分區立委名單裏，甚至就特意留給農業運動人士一個席次，保送前台灣農村陣線秘書長蔡培慧進入立法院。蔡培慧在首度質詢時砲火全開，捍衛農民土地權益，連準總統蔡英文都特地發文肯定她的表現，一時成為台灣的另類的「網路紅人」。

那麼，許多人肯定好奇，身為專注農業的新科立委，在蔡培慧心目中，有沒有哪些對她意義特殊的農作物？

「對我很有意義的其中一個作物，叫做檳榔。」

出身南投日月潭的蔡培慧，給出了讓人意外的答案，而不是「主流價值」裏的稻米或紅茶。「家裏本來是種柳丁、種稻，但到了國中之後，村子裏開始轉種檳榔，阿公也加入轉種行列。早年在做921重建工作時，開車連夜奔波災區，也常常吃檳榔提神，要不然會發生車禍的！」因此緣故，她在博士班（台大農推所）的論文也想寫檳榔，但是因為產銷體系太「神秘」，找了熟人幫忙亦不得其門而入，最後才無奈改題。

綠金，全台從業人員百萬人

檳榔，棕櫚科植物，最常被食用的部位是檳榔子，俗稱菁仔。早年被視為藥用植物，用以止痢驅蟲、祛寒治病；但因同時具有興奮、提神的效果，自80年代末期起，漸漸成為台灣人提神工作、交際應酬、熬夜開車的最佳伴侶。

要向不吃檳榔的人說明檳榔的滋味不太容易：咬下一顆鮮採的檳榔，甜、澀、苦等諸般滋味會一齊自喉頭衝上腦門。這時如果覺得心跳微微加快，全身開始發熱，那是檳榔鹼起了作用。「提神醒腦」的效果，就來自這裏。

1991年，全台灣檳榔產值便已高達88億元（新台幣，下同），不但是果品之首，亦超過甘蔗與雞蛋。檳榔在90年代有「綠金」美名，屏東平原檳榔因地形關係容易遭竊，不少農民甚至必須抱着武器在田間守夜，連黑道都會介入「搶菁」，搶手程度可見一斑。

雖然蔡培慧的答案，會令不少人感到意外，但從數字上看來，如蔡培慧一樣的台灣「檳榔囝仔（孩子）」並不在少數，尤其在盛產檳榔的嘉義、南投、屏東三地，更是如此。

即便自90年代後期開始，就被官方以「三不」（不鼓勵、不輔導、不禁止）政策冷眼對待，但檳榔產值持續高居台灣農產品年產值第二名，僅次於主食稻米，近5年平均產值都超過80億元。雖然在2013年一度敗給芒果（91億8千萬餘元），屈居第三，但在2014年最新數據中，不但擊敗芒果（76億2千萬餘元）重回亞軍寶座，產值更飆破百億，佔全年生產總值的2%。

百億產值除了惠及產地農民、盤商之外，全台估計有超過5萬家檳榔攤，檳榔上下游從業人口高達百萬人，連帶包檳榔用的「荖葉」產業也獲利甚豐。根據2010年公平會資料，台東的荖花、荖葉產業年產值約80餘億元，相關從業人口則在4、5萬人左右。

不同於一般台灣農產品「高價品外銷、次級貨內用」的趨勢，銷往中國的檳榔多半是口味較差的次等貨。

除了內銷成績亮眼，檳榔的外銷實力也相當堅強。2005年8月1日，中國大陸宣布對台灣地區的15種水果實施進口零關稅措施，除了備受關愛的「明星」鳳梨、芒果、葡萄柚之外，「形象不佳」的檳榔也默默出列，正因它歷年的外銷數字名列前茅，讓人難以忽略。

根據中國大陸海關提供資料，2004年檳榔進口額為16萬6千餘美元，占進口比重7%，僅次於楊桃（34.3%）、葡萄柚（28.6%）與芒果（24.4%），遠勝芭樂（0.7%）、木瓜（0.6%）與鳳梨（0.1%）。與2003年相較，檳榔在2004年的成長率高達27.7%，僅次於橙類（750%）。農委會國際貿易局在2005年11月的分析中也指出，檳榔確實是台灣在中國大陸具有競爭力水果品項之一。

有趣的是，不同於一般台灣農產品「高價品外銷、次級貨內用」的趨勢，銷往中國的檳榔多半是口味較差的次等貨。「自己吃都不夠了，哪有特別想賣給大陸？賣到那邊要有管道、有認識的人，不如直接留在台灣賣比較合算。」經營菁仔行的許世昌說，通常產地成本低於一粒0.5元的，才會賣給大陸，一粒0.5元以上的好貨，全部根留台灣。而在大陸會購買檳榔的，據聞不少即是思鄉情切的台商，或打算與台商作生意、搏感情的當地人。

解決社福，安定千萬農村家庭

台灣官方對待檳榔產業的冷淡、尷尬態度來自於「環境」和「健康」兩大因素：首先，檳榔是淺根植物，當山坡地原生植物被推平而改種檳榔時，水土保持能力就大為下降。其次，醫療和衛生機構認定嚼食檳榔和口癌有直接關係：即使是不摻佐其他例如「紅灰」、「荖葉」成分的純檳榔果實。

為何形象總與「土石流」、「口腔癌」、「沒水準」相連的檳榔，竟能長期高踞台灣農產產值亞軍，甚至能隨着台商進軍中國大陸市場？高雄美濃農村田野學會理事溫仲良分析，檳榔的作物特性適合台灣中南部的亞熱帶氣候，雖然沒辦法讓農戶發財致富，卻可以低度管理、不需要投入太多人力，與台灣農村人口老化的結構緊緊鑲嵌，解決農村青壯年外移以致勞力不足的經濟危機。

「說得明白點，台灣社會該感謝檳榔，解決了嚴重的社會福利問題、安定了千千萬萬個農村家庭。沒有檳榔，過去半世紀政府能照顧得起這些老農嗎？你想有可能嗎？」溫仲良以屏東平原為例，「如果沒有檳榔這種作物，讓農地好歹種點東西，一塊農地荒蕪在那裏，有人會丟垃圾、倒爐渣，讓地主更困擾，賣農地的人一定會更多！檳榔養着地，有一天年輕人想回來種別的作物，剷掉檳榔就好，非常快。」

更進一步說，檳榔的走紅，確實和台灣經濟體質「由農轉工」相伴發生。蔡培慧分析，「我是六年級生（指1970年代出生），差不多在國中（1980年代中期）的時候，稻米價格直直滑落、柳丁價格崩盤，是工商業開始蓬勃發展，大家開始大量吃檳榔、農村也轉種檳榔的時代。」

半世紀以來，台灣工人用檳榔支撐過度勞動的身軀、夜車司機以檳榔抬起昏昏欲睡的眼皮，買檳榔的現金便汩汩流回農村，百億產值穩定農鄉經濟，也撫養農家子女長大成人。

這不是蔡培慧個人的經驗，根據亞洲大學經營管理系退休教授黃萬傳在1995年的研究，各鄉鎮檳榔的益本比（投入一元成本產生的收入）大約為2至3元，即100至200%的利潤率，確實遠高於稻米、柳橙、芒果、蓮霧等作物。自數字來看，80年代開始台灣檳榔產業的旺盛，確實清楚標誌着農業產值下滑、工業（尤其是亟需提神的營建業、運輸業）開始起飛的關鍵轉折點。

而從每週「菁仔市」的勞動現場，便可窺見溫仲良「檳榔安定農村」論點所言非虛。來到許世昌位於南投的菁仔行，每逢星期日、星期三的下午，便可見產農陸續將一車車檳榔欉自山中載來，欲趕上每週一、四的菁仔市。許世昌站在車尾，拿着剖刀，自產農手中接下檳榔欉，隨機摘下一粒，俐落剖半、瞧一眼，隨手將檳榔欉往地上一丟。

一炷香時間後，地上開始浮現紅肉、白肉兩種檳榔堆。固定來幫忙的中年婦女們拿出小剪，將檳榔果一粒粒自枝上剪下，再一簍簍放入機器剔除殘枝，便可送進「八爪章魚」狀的重量選別機，將菁仔依重量分類。塑膠履帶與清脆生果輕輕撞擊，叮叮鈴鈴的聲響中，分出「占、西、大大、大中、中、合、不、外、史」等類別，即將送往各地檳榔攤，分成「特幼、普通、多粒」等品級，進入客人的口唇。

連續忙碌兩日後，菁仔市交易完畢，產農得到收入、婦女賺取工資，還能來得及回家為孩子煮頓晚餐，農村的一週生活所需，便如此安頓下來。半世紀以來，台灣工人用檳榔支撐過度勞動的身軀、夜車司機以檳榔抬起昏昏欲睡的眼皮，買檳榔的現金便汩汩流回農村，百億產值穩定農鄉經濟，也撫養農家子女長大成人。

產銷系統獨樹一格

檳榔之所以能成為農村的「養家作物」，除了作物本身粗放、好管理、且讓客人「成癮」之外，其獨樹一格的產銷系統，也是關鍵因素。

按台灣一般農業產銷體系而言，主要有兩大類型：一為「國家整合農業產銷體系」，由國家介入主導建構，利用農會的產銷班與共同運銷體系，徵集小農生產的農畜產品，再進入交易市場（果菜批發市場、畜產拍賣市場等）進行販售，最後轉入零售體系；

另一種「商販整合農業產銷體系」則由商販共同組織整合而成，小農將農畜產品賣給商販（盤口）後，再分別轉入中盤商與大盤商手中，同樣進入交易市場，再轉入零售體系。

無論是哪一種運銷體系，共同的特色均是經過國家管理的批發市場流通，再轉入消費者手中，「但在台灣，檳榔是極少數的例外，從頭到尾由盤商或公會主導，不透過批發市場。」黃萬傳說。

台灣檳榔有超過七成的檳榔出自嘉義、南投與屏東，前兩者較早收成，屏東較晚，各地產期幾乎無縫接軌。黃萬傳指出，90年代時，檳榔盤價由這三地大盤穩穩操控，直到近年才有鬆動跡象。而根據溫仲良觀察，嘉義、南投的盤價關係較緊密，當嘉義與南投的產期重疊時，是檳榔價格最低的時候，為了避免價格崩盤，嘉義、南投的盤商便以喊價方式控制產地出貨數量與市場價格；而屏東盤價則相對獨立，中小盤也較多，甚至有產農直接與檳榔攤連繫的狀況，不經過中、大盤。

大盤商通常自己亦種檳榔，並向附近的農民收菁仔，產地大盤商有聯誼會，從未向政府立案，運作之神秘如同秘密社會，外人難窺全貌。

在業界的默契之下，台灣檳榔市場可說幾乎達到「想買的都能買到、想賣的都能賣掉」的產銷最高境界。農政單位多年來輔導台灣各式農產運銷體系，希望達成此一夢想而不可得，國家不願「輔導」的檳榔產業卻成功做到。

90年代檳榔全盛時期，產季時大盤商每晚開會「喊盤」，喊盤就是抓價，由下游的售價倒算回來，可以預估一定的量，再隨時依檳榔攤的銷售情形，每天再重抓盤價。一顆菁仔的價格必須抓到產地農民也有賺、菁仔行也有賺、檳榔攤也有賺，盛產期有滯銷風險時，也必須在價量之間控制平衡。

根據黃萬傳研究，過往喊盤時，只要會長開個盤價、出席代表六成以上同意，便決定當日行情。在無智慧型手機的年代，消息隨即透過電話，由大盤傳中盤、再傳到各地零售商，次日上市價格即以此為準。

「運作方式頗有古風，講究輩份倫理。」黃萬傳形容。

檳榔產銷文化的「古風」，不只存在於聯誼會，在每個環節處處可見。訪問許世昌的同時，恰逢產地農民進來詢問，本週要割多少菁仔？許世昌沉吟一會，回答：「先割中央幼（嫩）的好了，旁邊的先不要。」產農應聲答好，「我當然要來問他要割多少，不然要一直割、一直割到它菁仔行堵市（菁仔數量太多，堆在菁仔行倉庫滯銷）嗎？」產農替菁仔行着想，酌量檳榔攤的銷售狀況，再決定出貨數量，不會硬要倒貨過去，「盤商彼此也都有默契，不會以殺雞取卵的方式對待產地農民。」溫仲良說。

在業界的默契之下，台灣檳榔市場可說幾乎達到「想買的都能買到、想賣的都能賣掉」的產銷最高境界。農政單位多年來輔導台灣各式農產運銷體系，希望達成此一夢想而不可得，國家不願「輔導」的檳榔產業卻成功做到，「在國家完全放任、可謂完全自由的市場裏，台灣卻自動形成了最『不自由』的體系，說句玩笑話，這真是每個資本家都夢寐以求的天堂！」溫仲良說。

抓住熟客，各攤自有好本領

但在看似「不自由」的產銷系統裏，依然存在檳榔攤各自獲利的空間。產地菁仔以品質分類多達三十多種（特、白、尖、紅／占、西、大大、大中、中、合、不、外、史），到了檳榔攤銷售時，卻被簡化為四至五種商品（特幼、普通、多粒、剖半、雙子星等）供消費者選擇，當中的組合搭配比例，就是各家奧妙所在。

「例如最近檳榔行情，是50元8粒，這個條件不能變，少給了，客人會不高興。但8粒一樣的『特幼』，是要用哪幾個產地分類去搭配出來？有人搭好一點的、有人搭差一點的，搭得太好傷成本、搭得太差客人不買單，能夠取得最佳平衡的人，就能獲得最高的利潤。」溫仲良說，「這就是檳榔攤跟盤商角力的方法，為了對抗壟斷，只好用搭配比例與改善口感取勝，不然怎麼賺得比別人更多？」

而檳榔消費者對個別攤位的忠誠度高，也讓檳榔成為穩定獲利產業，只要養起熟客、抓出價差、研發出獨門口味，一家檳榔攤養活一家人，其實沒有問題。包檳榔的手法各家自有巧妙，有的將荖葉與菁仔捲成精緻的「甜筒」狀，增加新鮮感；有人精心調製紅灰與白灰的獨門口味；有人則與特定菁仔行合作，強調只賣口感較佳的嘉義菁、南投菁，賣點各有不同，都是為了讓客人就此只吃本家口味，不懷貳心，「像我們（美濃）福安兄弟會的，我觀察，十個有九個都是吃鎮上那間趴趴熊檳榔，習慣了，只吃他的，一個月要買到好幾千塊的！」溫仲良說。

每種農作物皆有其優缺點，「往正面去想，我們來發揚它的優點、改進它的缺點，而不是老是想徹底消滅它。」

不過，井然有序的檳榔產銷體系，近年亦出現裂痕。黃萬傳觀察，網路的興起打破了過往的默契，不少檳榔農繞過菁仔行、盤商直接跟檳榔攤交易，再加上公平交易委員會多次認定喊價的中盤涉嫌壟斷市場、重重開罰，讓檳榔產銷關係改變。許世昌亦認為，透過網路作生意的年輕檳榔業者有股「狠勁」，與產地農民砍價、拖欠貨款、低價搶市樣樣來，過往由產地到檳榔攤「有錢大家賺」的「古風」，頗具在地經濟、利潤共享的特質，今日已慢慢消逝，「他們（部分盤商）是真正在做生意的，我們不是。」許世昌如此感嘆。

再者，官方的連年打壓，雖然未能讓檳榔完全消失，也確實讓消費族群略有萎縮。90年代，台大牙醫系教授韓良俊大力提倡「檳榔亡國論」，認為國內口腔癌致死率高居不下，與嚼食檳榔大有關係，邀集當時中研院長李遠哲一同推動禁檳榔運動，蔚為風潮；96年賀伯颱風釀成土石流災害後，檳榔亦被多位學者指為山坡地土石流的元凶，導致其地位一落千丈。

但對於此一說法，靜宜大學生態研究所副教授楊國楨曾在《生態台灣》期刊撰文批評這是台灣政府「狡兔死、走狗烹」，更無情驅逐了「台灣經濟發展的功臣」。楊國楨說，檳榔一般栽種在海拔900公尺的區域，屏東的檳榔甚至多種在平地，而土石流最嚴重的源頭，卻在中海拔1500至2500公尺的區域；再者，若單因檳榔是淺根作物，便應予剷除，茶樹、梅子、高冷蔬菜也同樣是淺根作物，「檳榔的水土保持會比茶園差嗎？」

對此，黃萬傳也有類似看法。黃萬傳認為，檳榔栽種過程粗放、園內常保留不少雜草植被，未必比其他山坡地作物造成更大的環境破壞。若認為檳榔種植衍生水土保持疑慮，應該回歸《水土保持法》相關規範開罰；同理可證，若嚼食檳榔有致癌風險，亦應納入食品安全相關法令規範，禁止添加致癌物質來包檳榔，就可降低致癌風險。

「總歸一句，我認為檳榔本身無罪。」黃萬傳主張，每種農作物皆有其優缺點，「往正面去想，我們來發揚它的優點、改進它的缺點，而不是老是想徹底消滅它。」

檳榔的諸般滋味說不清，但它卻實實在在伴着台灣走過由農轉工的打拼歲月，一口入魂。曾替工人提神、伴台商奮鬥、養育農家子女的檳榔，究竟是山坡地殺手、口腔癌元凶？或是社會轉型期的代罪羔羊？無論答案是哪一個，檳榔都會繼續伴着台灣人走向新時代，「或許量會減少一些、隨着景氣有波動，但是短期內不會消失的。」黃萬傳與許世昌異口同聲地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