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次肯尼亞（Kenya ，肯亞）事件中，最初有八名台灣人被送往中國，卻有一名泰國人被遣返回泰國。民進黨立法委員陳其邁在立法院質詢時，諷刺地說：「說不定人家外國人會搞錯啊，Thailand 和 Taiwan 搞不清楚。」
這個說法用了「外國人分不清楚泰國（Thailand）和台灣（Taiwan）」這個老笑話。會有此說，除了是因為兩國發音相近、都是黃皮膚的亞洲人，其背後還有一個讓台灣人頗感無奈的訊息：世界不知（或不承認）台灣是個國家。
這個不見得好笑的笑話，帶出了此次肯亞事件中主要的關鍵：台灣的國際地位。
台灣，中國「擄人」的怒
中國容許泰籍嫌犯回泰國，卻硬生生地要求肯尼亞將台籍嫌犯交到中方手上，作法顯有區別。加以在兩岸已有《兩岸共同打擊犯罪協議》，以及數年來「兩岸各自領回嫌犯」的實踐經驗，此時截然不同的處理，自然召喚出台灣社會普遍的「反中情緒」。
對台灣民眾而言，聽到國人同胞在海外被大陸粗暴以對，不免激發出同仇敵愾的心情。遠的不說，近的比如2013年歌手張懸在英國演唱會上拿國旗遭大陸抵制，或是不到三個月前周子瑜的「被道歉」事件，這種長期受欺凌矮化的集體記憶，造成只要有點風吹草動，國族主義就要出來發作。
如果說周子瑜道歉令人心疼，那麼此次電視裡肯尼亞警方荷槍實彈、潑水噴瓦斯、破門拘捕的畫面，則讓人驚悚恐懼。而當肯尼亞現場受困在狹小空間對抗的人，傳來純正台語口音，更是形成一種「我群」的連結與號召，更讓人感同身受。
連日來，台灣網上意見鋪天蓋地，臉書幾乎被相關新聞和影片洗板，有直接陷在一邊一國思考中的叫囂咒罵，也有針對法理爭議的討論激辯。但在一片高漲的澎湃聲浪中，相對遮蔽的卻是關於海峽對岸的聲音。
中國，受騙者的悲苦
從中國大陸網上評論、新聞報導觀察，當台灣為了「國人被捉」、「主權矮化」而義憤填膺的時候，大陸民眾的怒氣也不遑多讓。有報導指出：「這些電信詐騙的受害者包括學生、老人、下崗工人等：有的退休老人一生積蓄被騙光，身無分文，處境淒慘;一名吉林受騙女士，因其丈夫死亡撫恤金被騙，跳樓輕生。」
而對此前在媒體上淚流滿面，求大家救她兒子的劉媽媽，陸媒更毫不留情的批評：「這位在部分台媒的渲染下，顯得既無辜又無助的母親，似乎忽略了一個重要的事實：若她的兒子因詐騙而面臨牢獄之災也算是可憐的話，那被她兒子及其同夥詐騙而傾家蕩產甚至絕望喪命的受害人，他們的悲慘境遇又算什麼？」
當台灣民眾為國人同胞悲憤激動時，我們沒看見的是，大陸民眾也為自己同胞打抱不平。對大陸民眾而言，平日裡的「兩岸都是一家人」、「兩岸一家親」的美好想像，就如同「台灣最美的風景是人」一樣，啪啦一聲就碎得滿地都是。
兩岸的民族情緒被撩撥起來，各有各的難堪和傷痛。然而越是深陷其中，耽溺地舔舐傷口，用彼此情緒互相戳刺對方的舊創，只會令那疤痕深深烙記。兩岸民眾都在這樣事件中受到傷害挫折，雖然對內有鞏固團結的效果，但對外的侵略和反擊力道也隨之升溫。而當民族主義的幽靈開始徘徊不散，趁隙蒙蔽我們的理智，對事件細致的論理和法律面討論也就隨之萎縮。
有位首屆來台讀博班的陸生，旁觀這一切事情發生，語重心長地告訴我：「無論台灣選擇走哪一條路，終究都繞不開國際關係的實力原則。中國人講情，台灣人論法，其實本沒有錯。但國際現實是強權即公理，這也許就是台灣最令人為之感到難過的地方吧。」
國際刑事管轄權之爭
回歸核心爭點的管轄權問題，各界已有許多討論與闡明。簡言之，台灣人在肯尼亞透過電信設備犯罪，詐騙大陸人的財產，在國際刑事管轄理論中，首先採「屬地主義」認定，其次是「屬人主義」。
屬地主義判斷上，又可區分為「行為發生地」跟「結果發生地」。此案在肯尼亞發生，自應由肯尼亞法院先審理。由於肯尼亞沒有受害人，當地法院只針對「該批台灣人對電信設備的使用是否違反電信法」審理，結果宣判「無罪」（需注意，這不涉及在台灣、大陸是否有犯罪）。接下來問題是：中國大陸大動作把這群刑事被告帶走，有無合理依據？
此案中，被害人是大陸籍，犯罪結果在大陸發生。據此，雖然犯罪嫌疑人是台灣籍，但由於並無台灣人受害，行為發生地、犯罪結果地又均不在台灣，大陸確實有一定基礎，可以主張優先管轄權。然而從台灣立場，畢竟嫌犯是台灣國籍，兩岸司法尺度又有眾所週知的差異，站在保護國人司法人權的角度，也有正當理由要求管轄權。
所以處理跨國犯罪時，不是只要「有管轄權」為已足。你有管轄權，其他人也有，在數個國家都對犯罪有追訴權的「管轄權競合」下，再來需考量的是「案件最適解決作為管轄權劃分標準」，也就是：將被告交由哪方法院訴究，最為允當？如何能夠更為便捷有效取得證據、追訴犯罪？皆為管轄權劃分時也需注意的重點。
就是因為存在這麼多不同法理原則。莫衷一是，各國往往只看到對己方司法主權最有利的解釋，不免產生管轄權衝突。一旦出現這種狀況，剩下的就進入政治處理，需要溝通協調，這時就剩實力原則。然而，一旦落入到國際場域中，台灣尷尬的角色便成了無權代表自己發聲的悲劇，弱國無外交，何況國際上根本不把台灣當成國家。
羅部長的荒唐辯護
針對狂潮般的反中聲浪，台灣社會立場相較之下「傾中」的媒體與「親中」人士開始出面緩頰，認為要「將心比心」，「大陸人是被害人」、「像這種詐騙犯最好通通丟到中國」，甚至連法務部長羅瑩雪都表示：「我們應該保護犯罪嗎？」
民眾對於法律誤解或缺乏認識，無由怪之，但羅部長的表態卻讓人訝異。從來沒有人說要保障犯罪，或者是認同「台灣人騙大陸人錢就是爽」（即便網絡上不乏此等極端觀點）。但在制裁犯罪之前，應該先行認定事實，再適用法律。
羅部長在接受立委質詢時的發言，對於這批台籍嫌犯的作為表示一無所知：「我不知道，因為是大陸主張他們犯罪，我沒有看到資料，我如何去認同他有犯罪還是沒有犯罪？」她也說：「保留法律人一個基本的態度，對不知道的事情要給他們空間」。
具一般邏輯的人不難發現這其中矛盾：羅部長同時表達了不清楚是否有犯罪事實，但卻又表示應該交給中國處理。「不應該保護犯罪」，羅部長這麼說時明顯已經未審先判，無條件接受了中方對這些嫌疑人的犯罪指控，而卻將自身應善盡的查證義務「外包」給中國。
中國外交部曾在記者會回應肯尼亞事件，提到「各國政府堅持一個中國的政策是值得肯定的」。法務部主動提「屬地主義」說，雖有法理基礎，但畢竟不是最佳解或唯一解，充其量只達到幫中國說話的效果，同時可能讓國際間強化「台灣就是中國一部分」的印象。
依據目前了解到的事實，這些台灣人很可能確實犯了詐欺罪，也確實造成中國大陸民眾極大的財產損失，但這不能夠證立台灣就不可以積極主張司法管轄權。我們還是應該嚴正主張將他們帶回台灣，循正常的司法途徑進行調查審理，並要求中國大陸依照《兩岸司法互助協議》的程序進行協商，屆時我方自可（在我國司法主權的行使下）移交人犯。
可惜的是，這些細致的程序問題和法律規定，未聞政府據理力爭，法務部在「兩岸一家親」的政策指導（潛台詞）原則下，如果只是因為這些人（很可能）犯了罪，便可以將台灣作為一個（自詡）的民主法治文明國家賴以存續的「程序正義、人權保障」等價值，瞬間拋到腦後。
台灣罰則判決確實過輕
不過值得提出來討論的是，由於台灣近年來發生太多詐騙事件，許多被害人特別能夠感同身受，因此「將心比心」的說法，也能在台灣社會受到一定支持。接到詐騙電話幾乎成了台灣人的共同經驗，但詐欺取財在台灣刑法位階上又屬於輕罪，情重法輕，總是捉不到人，也成民眾另一種憤怒來源。
而國人在境外犯罪時，以刑法追訴也有限制。依據刑法第7條規定：「本法於中華民國人民在中華民國領域外犯前二條以外之罪，而其最輕本刑為三年以上有期徒刑者，適用之。...」而刑法詐欺罪依339條規定，最低刑度甚至可以是易科罰金，並不符合境外犯罪處罰的要件，所以也常人抓回來卻無罪開釋。
正因這樣的法律架構，當國人在境外犯詐欺取財罪，如果犯罪被害人沒有我國國民，回到台灣，司法基本上拿他沒輒。中國大陸指摘由於台灣過去紀錄不好，對於此等重大金融犯罪的處理如此輕淡草率，不是沒有道理。
雖然2014年6月刑法增訂了「電信詐欺」的犯罪，立法委員顧立雄也在質詢時提出。該條刑度就算較重，亦僅為「一年以上、七年以下，得併罰一百萬」的處置，相較於跨國詐欺動不動就是以「億」作為單位的驚人暴利，台灣對於詐欺犯罪的立法輕忽，也不怪乎中國對台的嚴詞批評。
台灣該有的回應高度
此次事件並非單一個案，無論從管轄權競合或國家主權的角度出發，台灣都應該據理力爭，而不是第一時間自絕經脈，認同中國聲明擁有（唯一）管轄權。但在另一方面，不肖民眾到各國去電信詐欺，被捉後又拼命想躲回台灣受審，這種模式已引起各國公憤。
既然法務部長都覺得「不應該保障犯罪」，正本清源，應該是積極修訂相關法令，嚴懲這些海外詐騙者，而非繼續縱容立法怠惰，更不是棄守我國的司法主權，把犯行懲戒外包給對岸。也只有在台灣本身拿出負責的司法政策時，才更能底氣十足地，去跟中國大陸爭取台籍嫌犯的司法管轄權。
畢竟，早在2011年，菲律賓也曾經破獲台灣詐騙集團，當時菲律賓將人犯集體遣送中國，歷時五個多月，經台灣不斷向中國提出抗議，才將人犯移交台灣處置。然而，該案後續司法處置過於「輕判」，多人無罪，最重也只判1到3年，與犯罪龐大所得顯不相當，造成中國輿情嘩然。這也種下了中方對台司法不信任的種子。
在此事件的各方法律意見中，出現了「遣返」或是「引渡」的觀念衝撞。遣返的概念，牽扯到兩個國家對於管轄權的競逐；而權力的競逐背後，實際上還是國際關係和國家實力的角力。引渡的概念，就更涉及到「一中原則」，有關主權承認的問題，此中就更加與國家綜合實力的強弱有關。所以無論台灣選擇對此事如何向國際表態、向中國抗議，終究都繞不開外交手段，和國家力量的展現。
台灣是不是一個國家，光靠自己喊，一點用也沒有。如何在每次重大事件，在國際視野裡展現出作為一個主權國應有的高度、態度，這才是讓各國能尊重認可的基礎。當你的文明價值、法治基礎不受信任，對外又無法有效捍衛國家尊嚴、站穩立場，還希望擁有多少國際支持？
這次肯尼亞事件，彰顯的不只是台灣的國家定位與主權問題、台灣人在海外面臨的身分困境，更有台灣人面對兩岸關係時的「反症」。理盲濫情的台灣社會，在每次涉及、長得像是「中國打壓」的事件當中，能否真的論理分析，搞清楚前因後果、來龍去脈？還是每次只要「台灣人看起來受委屈了」，就聽命於民族主義的巨靈統治？
開頭講的泰國、台灣傻傻分不清楚的笑話，值得想想。每個世代的勇氣都重新決定我們的文明。雖然我們是小國小民，但我們是「好國好民」。這是鄭南榕留給台灣的話。
（蔡尚謙，國立台灣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博士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