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尚運動強調個人自我追求，而非集體意識，正好有意無意替新自由主義提供支持
近年的香港渣打馬拉松比賽，開放報名時總會出現網上大塞車的情況。近日舉行的NIKE女子10公里賽，據稱有五千多人參加，場面墟冚（熱鬧）。由此可見，長跑在香港已成了一股熱潮。
其實不單是一般的長跑活動，越野跑、單車等運動，近年也吸引到愈來愈多香港人參加。無論是否有大型比賽舉行，大家總會在社交媒體見到朋友參加這些運動的消息。到底這些運動興起，又有何社會甚至是政治意義？
時尚運動 vs 成就運動
長跑、越野跑、單車這些運動有以下的三項共通點：
首先，這些運動很多時可以獨自參加，組隊絕非參加這些運動的必備條件。而且就算沒有對手，參加者也可以樂在其中。
再者，雖然這些運動在正式比賽也有嚴格的規則，但在比賽以外的時間參加這些運動時，卻是完全沒有規則束縛。這與我們業餘足球員在街場對壘，就算沒有球證也要遵守球例的基本規定完全不一樣。
第三，長跑、越野跑、單車，以至滑浪、飛躍道（Parkour）等運動，不用有特別的場地。只要有路，理論上就可以跑步和踏單車。只要有山，就可以進行越野跑運動。這和打籃球起碼要找來一個籃球架不一樣。
由於有這些特點，我們可以將這些新興的運動稱為lifestyle sports（暫譯為「時尚運動」），以突出它們和「傳統」講求與對手競爭、需在特別場地，而且很多時必須組隊參加的achievement sports（暫譯為「成就運動」）的不同。
工業化、階級認同與成就運動
成就運動的興起，是早期資本主義的產物。19世紀中才在英格蘭被規範的足球運動，在1930年已有世界盃。至於時尚運動，在西方則要到起碼上世紀70年代才冒起。
在西方世界，足球、棒球等運動，能在19世紀末到20世紀初成為大眾娛樂，與都市化、工業化帶來的社會轉變息息相關。都會區的新興工人階級，是這些運動最忠實的參加者和支持者。這些運動不但為辛勤勞動的工人提供娛樂，而且隊際運動的邏輯，跟工人在工廠內為報酬集體刻苦勞動，還有他們的政治參與——強調集體階級認同的工會組織——相似。於是，歐洲的足球和美國的棒球，成為20世紀初期到中期，兩地最受歡迎的運動。
1960年代末、70年代初，西方社會始與工業資本主義社會說再見。在戰後富裕時代出生長大的一代，開始對社會有影響力。他們主張的「後物質主義」（post-materialism， 指追求財富與物質享受以外的價值），推動了「新社會運動」（new social movements，例如女權、環境、同志等運動）的興起。這些社運，相對不強調階級認同和資源分配，取代了傳統的工人運動，成為了西方社會抗爭運動的主力。再加上70年代的去工業化，後工業社會的工作經驗，令建立集體階級認同更加困難。
後工業社會、個人認同與時尚運動
有學者認為，這種社會叫「晚期現代」又或者是「後現代」社會。當階級、職業，甚至是資本主義下的核心家庭，已不是生活的主軸，過去被視為理所當然的生命歷程正在瓦解，人們就可以自由地或被迫選擇用不同方式，去建立自己的身份認同和尋找自我。
如果集體認同和集體生活，仍然是工業資本主義時代人類生活不可或缺的組成部分，這三四十年來的西方世界，以至近十多年來的東亞社會，卻是在走向一個強調選擇、自由和自我的極度個人化的時代。不少學者認為，在這個時代，「消費」在建立個人的身份認同中扮演重要的角色。
時尚運動就在這個背景下出現。體育運動不再與集體階級認同掛鈎。在這個愈趨個人化的社會中，人們利用個人運動，來建立自我的身份認同。像長跑或者單車這些運動，可以在沒有規則下進行，也體現着對現代社會規範的顛覆。再者，這些運動不一定在運動場進行，部分更強調和自然環境結合，也是對現代社會過分強調「人類征服自然」這一原則的挑戰，和後物質主義所追求的東西一致。
新自由主義與消費
1970年代冒起的個人主義思潮，契合於在同一時間崛起，逐漸成為西方，甚至全球管治精英共識的「新自由主義」（neoliberalism）。簡單來說，新自由主義的意識形態和它所主張的政策，就是要推翻過往社會民主主義時代工人運動爭取到的成果——如較完善的勞工保障和全面的福利國等。
新自由主義建立其霸權地位的過程中，不鼓勵工人階級的集體認同，甚至要將它壓抑。此時冒起的時尚運動，強調個人自我追求，而非集體意識，正好有意無意為新自由主義意識形態提供了支持。
雖然當代社會強調自由和選擇，但其實真正有選擇的，仍然只是社會上的中上階層。不少時尚運動的參加者都是中產精英。這些運動之得以普及化，就算連平日不運動的人，也會以親臨盛會的心態偶爾參加，始終還是拜商業化所賜。
資本不會放過任何賺錢機會。運動品牌透過市場營銷技巧，將這些運動帶向主流，吸引大眾購買相關產品。一般人要追逐中產精英帶起的時尚運動風，不一定靠艱苦鍛鍊或持續參與；只要買適當裝備，在社交媒體上偶爾秀一下自己運動的照片，也可以「表現」自己追求健康和突破的決心。
進步政治的可能性
上文強調，時尚運動不但配合保守的新自由主義邏輯，而且難免被商業世界的牟利邏輯吞噬。但如果說時尚運動沒有推動社會進步的意義，其實也不公允。
西方不少極限運動的愛好者就極為抗拒，自己鍾愛的運動逐漸成為商家牟利的工具。在香港，長跑和單車的興起，也令人反省道路和空間使用權等問題：為何城市的設計，總是為資本和商業服務為主？為何市民的閒瑕和運動需要，卻往往不被重視？
如果有人藉這些議題發起組織爭取改變，那相關的行動和抗爭，也有質疑新自由主義主流意識的意義。只不過，如果個人化和改造自我才是這些運動的主要元素，要動員時尚運動的忠實參加者持續參加集體行動，大概不是易事。
（李峻嶸，理工大學香港專上學院講師，香港中文大學政治與行政學系畢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