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按：今年3月28日台北街頭發生隨機殺童案，造成社會震撼，也喚起人們對2012年台南湯姆熊男童命案、2014台北捷運殺人案、2015北投國小女童命案的記憶。連日來，台灣社會熱議這類案件根源與對策，作家吳曉樂在個人臉書寫下隨筆，追問我們要不要「接住正在墜落的人」，經《端傳媒》邀請改寫成本文。
要怎麼樣真正地解決問題呢？那就是問自己，要不要試着去接住「正在墜落的人」，在家庭社會國家都紛紛對這樣一個人失靈的時候，要不要去接住。這個能力的背後其實考驗着，我們是怎麼看待，此時此際比我們弱小衰微之人。
我們從前確實被鼓勵去發展這樣的能力，如同在幼稚園時，若我們凌壓幼小，父母師長多半會氣憤且沮喪。但隨着年事漸長，很快地我們從其他系統中學習另一種能力，那即是「績效的辨識」：若此舉其實無助於，增加我們（可供外人理解）的成就，原先打算伸出的手便立於懸空中，很有可能又這麼縮了回去。
每一種惡，必然有其時代性。從過往的擄人勒贖至今日的綁架詐欺，犯罪的演進往往是與時代相接軌的，若要循其根源，也唯有凝視當代社會的質素。我們多半相信，家庭與教育會是一道非常柔韌的網子，能夠乘載住人的墜落。但讓人感到遺憾的是，這樣的功能在諸多因素之下，已經被侵蝕得所剩有限。
競爭思維，侵蝕家庭與童年
首先是家庭。因應後工業化時代的經濟成長疲軟，高工時、高壓力之工作常態，家庭內培養親密關係的能量所剩無幾。也因着對現實經濟生活的不安穩、國家扶助的不信賴和不期待，部分父母不得不把他們在工作時所被要求的績效取向，搬移至他們看待孩子的目光。
坊間的教養叢書，往往集中在打造小孩子未來處事的領導力、競爭力、溝通力、國際流動力等等，務求小孩在未來局勢佔有一席之地。20年前人們上街頭，痛陳升學主義與填鴨主義剝奪孩子的童年；至今卻仍有家長為了小孩子成績不如意而氣得抓狂（近日新聞：一名小四男童因考試國語92分遭罵，負氣拎着棉被離家出走），或者認定小孩去了「低就」的學校，而暴怒得要求當局審視遊戲規則。
台灣孩童的世界，是一連串的線性規劃，進入有聲譽的國小，考上有聲譽的國中，進入有聲譽的高中，錄取有聲譽的大學，前往有聲譽的公司就業。人生的每一個當下，均只是為了「未來」而服務。偏偏，人總需要一些無所事事的時光，去想一些必然浪費時間的問題，例如人跟人之間的親密關係，例如自己是個怎樣的個體，未來又要往哪裏去。但在一個高度偏愛績效的國度，他們沒有這樣的餘裕，他們只能像是滾輪上的老鼠，不停奔跑，不知何時得以休憩。
績效邏輯下的倦怠社會
再談是學校教育。少子化的浪潮席捲而來，「超額減班」是每一所學校最忌諱耳聞的，是以學校比起過去更有去偵測「市場需求」的壓力。搭配上述的「教養脫貧」寄盼，反而造就另一種荒謬的跡象：強調高壓管理、能力編班、進度超前的學校（多為私校），這幾年的招生成績或大放異彩，或至少險中求穩。
這背後，不啻是另外一種績效式的計算。其把學生劃分為不同族類，分派能得到的教育資源，或延展其上課堂數，或週六也得上學，或力求新的進度大幅超前（若別的學校一次段考排程是四課，那我們就是六課）。定睛一看，這竟像是父母輩生活的複製，且勞動強度更甚——若曰工時為早上七點至晚上九點，我們能夠很快指出這違反勞基法；但容我提醒，這是不少台灣學子之常態。
柏林藝術大學教授韓炳哲於《倦怠社會》一書中指出，過往傅柯「規訓社會」的論述，已由「績效社會」的模型取代。前者透過否定的「不准」規訓人們，而後者的誡命卻是無限的「可能」。當代勤奮與多勞多得的信仰，最終演變成自己對自己的戰爭。這樣的眼光不僅可以解釋資本與勞工的關係，放在台灣，還可以放在學校教育上，強調時光的切割與確實運用。現代學生的課程表，前有早自習後有第八堂，技藝課程挪作考試用，還相信教育部編定的三年課程能在完善規畫下提早授完一輪。
在這過程中，我們還能夠信賴，當他們見識到一個人即將墜落時，能夠伸出自己的手，暫時減緩這個人的墜落？我們可以期待在這樣一個倦怠社會，疲於奔命又自顧不暇的成員，還有那樣的精力嗎？
成功神話映襯下的失敗者
若我們承認媒體、節目的教育功能確實存在，可以遺憾的說，這些24小時不停放送資訊的報紙雜誌電視，往往讓社會的寬窄被限縮到，只有非常少數的人，可以樂觀地相信自己的生命有價值。總有那幾行字，暗示着你目前低下的處遇，可能是外表、成就、經濟條件、就業狀況，婚配關係⋯⋯
我們總喜歡如神話般的敘事，不平凡的人創造出不平凡的人生。媒體該扮演的角色，應是拆穿華美袍子底下的蝨子，是從中挖掘旁人無法想見的視角，並找得平衡。例如一位年紀輕輕就進入大學就讀的少年，很可能無法享受一段無憂的童年時光；一個光鮮亮麗的經營者，很可能返家時，甚至不曉得如何好好地跟子女說上一段話。媒體該盡的責任，是討論光環背後的暗影，幸福背後的犧牲，而不是跟着織寫神話。這些劇碼不僅扁平化個人的生命歷程，也讓許多閱聽者在見聞當下，因為自身（或子女）平凡無奇的處境，而感失落憤慨。
承前所述，績效社會是以「無限的可能」作為韁繩；媒體對於神話的堆疊，則讓「無限的可能」日益膨大。對於成就之必然，對於主角既有資源的輕描淡寫，讓視聽者不自覺間進入這場失控的遊戲，相信只要如法炮製，「任何人」均能夠擁有不同凡響的人生。對於成就的無止盡鞭策與追求，最後結局也許也像是韓炳哲所觀察的：規訓社會製造出瘋子與罪犯，而功績社會則產生了憂鬱症病患與失敗者。
家庭解不開社會的結
若我們接受這項前提，特定的犯罪型態是社會的產物，或退一步至少承認，此際社會的氛圍正在催化、刺激犯罪形成的進程與循環，那我們就不應該輕佻地以為，這樣的現象，單以家庭單位內部的能量，即能得到足夠的緩解。
過往在不同單位演講時，許多父母不吝分享他們內心的恐懼。時常看新聞的他們，表示自己完全可以理解，那些加害者父母困惑不解的心情。孩子不僅是家庭的一員，也是社會的一份子，他們既想尊重孩子的隱私權，卻又忍不住揣想，在家庭之外，孩子是否有他們未知的暴戾性情。有些父母，即使撥出相當的時間陪伴孩子，卻也惶惶坦承人的複雜；有時看着自己的孩子，也明白自己並未掌握全部的他。
這種局勢，更隨着近年3C產品的普及而更為嚴峻。網路的出現，打破了舊有「空間」的定義，過往，放學之後回家的孩童，就真是「回家」，父母可以很輕易地理解他們的行蹤。但是在網路手機日益普及後（若不給予3C產品可能又要面臨另一種衝突），家的邊界總是輕易地被打破。「他們此時正在閱讀怎麼樣的資訊呢？那樣的資訊可能危險嗎？」成為許多父母的擔憂。有些父母甚至坦承，若小孩做出了不見容社會的事，自己也許還得仰賴媒體的通知才能知情。
公／私領域的劃分，早已不像過去那樣清楚分明。回歸到最初的問題，當一個人接連穿過家庭社會國家的一張張網子，高速墜落時，又該如何承接？演變至今，早已不是仰賴家庭的內部資源，國家單位的介入調查，甚至是法律條項的增修改，即能獲得良效。
冰上跳舞的人
德國知名辯護律師Ferdinand von Schirach在處女作《罪行》一書中，先指出：「很少有人最在早上起床的時候說：『好，我今天要犯罪！』但是，每個人都可能犯下罪行。」
他指出：「我敘述殺人犯、毒犯、銀行搶犯和妓女的際遇，他們有他們的故事，而且他們和我們沒有多大的不同。我們的一生同樣都在薄冰上跳舞，冰層下極冷，若不幸落水，很快就會喪生。有時冰層無法承載某些人的重量，於是冰破人落海，我感興趣的就是這一刻。如果幸運的話，事過境遷，我們依然繼續跳舞。如果幸運的話。」
我們，一樣都是在冰上跳舞的人，而且往往在同樣一塊冰上跳舞。只是有時我們底下的冰層正好可以負荷，而有些人底下的冰突然受到了干擾而破裂，於是他掉了下去。我們自然有兩種選擇：靜靜看着那個人的溺斃，或者，伸手把他撈起，然後我們再一同觀察他落水時的狀況，並且細看冰層的結構與紋理。
不！其實我們並無選擇，已經到了必須伸手的時刻。過去幾年，太多人就那樣掉了下去，我們無法再目擊更多。但，在績效社會中如此過勞的我們，要如何，才能接得住？
（吳曉樂，台灣大學法律系畢業，著有《你的孩子不是你的孩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