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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曉樂:接住正在墜落的人

要不要試着去接住「正在墜落的人」,在家庭社會國家都紛紛對這樣一個人失靈的時候,要不要去接住?


編按:今年3月28日台北街頭發生隨機殺童案,造成社會震撼,也喚起人們對2012年台南湯姆熊男童命案、2014台北捷運殺人案、2015北投國小女童命案的記憶。連日來,台灣社會熱議這類案件根源與對策,作家吳曉樂在個人臉書寫下隨筆,追問我們要不要「接住正在墜落的人」,經《端傳媒》邀請改寫成本文。

吳曉樂:每一種惡,必然有其時代性。攝:王嘉豪/端傳媒
吳曉樂:每一種惡,必然有其時代性。攝:王嘉豪/端傳媒

要怎麼樣真正地解決問題呢?那就是問自己,要不要試着去接住「正在墜落的人」,在家庭社會國家都紛紛對這樣一個人失靈的時候,要不要去接住。這個能力的背後其實考驗着,我們是怎麼看待,此時此際比我們弱小衰微之人。

我們從前確實被鼓勵去發展這樣的能力,如同在幼稚園時,若我們凌壓幼小,父母師長多半會氣憤且沮喪。但隨着年事漸長,很快地我們從其他系統中學習另一種能力,那即是「績效的辨識」:若此舉其實無助於,增加我們(可供外人理解)的成就,原先打算伸出的手便立於懸空中,很有可能又這麼縮了回去。

每一種惡,必然有其時代性。從過往的擄人勒贖至今日的綁架詐欺,犯罪的演進往往是與時代相接軌的,若要循其根源,也唯有凝視當代社會的質素。我們多半相信,家庭與教育會是一道非常柔韌的網子,能夠乘載住人的墜落。但讓人感到遺憾的是,這樣的功能在諸多因素之下,已經被侵蝕得所剩有限。

競爭思維,侵蝕家庭與童年

首先是家庭。因應後工業化時代的經濟成長疲軟,高工時、高壓力之工作常態,家庭內培養親密關係的能量所剩無幾。也因着對現實經濟生活的不安穩、國家扶助的不信賴和不期待,部分父母不得不把他們在工作時所被要求的績效取向,搬移至他們看待孩子的目光。

坊間的教養叢書,往往集中在打造小孩子未來處事的領導力、競爭力、溝通力、國際流動力等等,務求小孩在未來局勢佔有一席之地。20年前人們上街頭,痛陳升學主義與填鴨主義剝奪孩子的童年;至今卻仍有家長為了小孩子成績不如意而氣得抓狂(近日新聞:一名小四男童因考試國語92分遭罵,負氣拎着棉被離家出走),或者認定小孩去了「低就」的學校,而暴怒得要求當局審視遊戲規則。

台灣孩童的世界,是一連串的線性規劃,進入有聲譽的國小,考上有聲譽的國中,進入有聲譽的高中,錄取有聲譽的大學,前往有聲譽的公司就業。人生的每一個當下,均只是為了「未來」而服務。偏偏,人總需要一些無所事事的時光,去想一些必然浪費時間的問題,例如人跟人之間的親密關係,例如自己是個怎樣的個體,未來又要往哪裏去。但在一個高度偏愛績效的國度,他們沒有這樣的餘裕,他們只能像是滾輪上的老鼠,不停奔跑,不知何時得以休憩。

績效邏輯下的倦怠社會

再談是學校教育。少子化的浪潮席捲而來,「超額減班」是每一所學校最忌諱耳聞的,是以學校比起過去更有去偵測「市場需求」的壓力。搭配上述的「教養脫貧」寄盼,反而造就另一種荒謬的跡象:強調高壓管理、能力編班、進度超前的學校(多為私校),這幾年的招生成績或大放異彩,或至少險中求穩。

這背後,不啻是另外一種績效式的計算。其把學生劃分為不同族類,分派能得到的教育資源,或延展其上課堂數,或週六也得上學,或力求新的進度大幅超前(若別的學校一次段考排程是四課,那我們就是六課)。定睛一看,這竟像是父母輩生活的複製,且勞動強度更甚——若曰工時為早上七點至晚上九點,我們能夠很快指出這違反勞基法;但容我提醒,這是不少台灣學子之常態。

柏林藝術大學教授韓炳哲於《倦怠社會》一書中指出,過往傅柯「規訓社會」的論述,已由「績效社會」的模型取代。前者透過否定的「不准」規訓人們,而後者的誡命卻是無限的「可能」。當代勤奮與多勞多得的信仰,最終演變成自己對自己的戰爭。這樣的眼光不僅可以解釋資本與勞工的關係,放在台灣,還可以放在學校教育上,強調時光的切割與確實運用。現代學生的課程表,前有早自習後有第八堂,技藝課程挪作考試用,還相信教育部編定的三年課程能在完善規畫下提早授完一輪。

在這過程中,我們還能夠信賴,當他們見識到一個人即將墜落時,能夠伸出自己的手,暫時減緩這個人的墜落?我們可以期待在這樣一個倦怠社會,疲於奔命又自顧不暇的成員,還有那樣的精力嗎?

成功神話映襯下的失敗者

若我們承認媒體、節目的教育功能確實存在,可以遺憾的說,這些24小時不停放送資訊的報紙雜誌電視,往往讓社會的寬窄被限縮到,只有非常少數的人,可以樂觀地相信自己的生命有價值。總有那幾行字,暗示着你目前低下的處遇,可能是外表、成就、經濟條件、就業狀況,婚配關係⋯⋯

我們總喜歡如神話般的敘事,不平凡的人創造出不平凡的人生。媒體該扮演的角色,應是拆穿華美袍子底下的蝨子,是從中挖掘旁人無法想見的視角,並找得平衡。例如一位年紀輕輕就進入大學就讀的少年,很可能無法享受一段無憂的童年時光;一個光鮮亮麗的經營者,很可能返家時,甚至不曉得如何好好地跟子女說上一段話。媒體該盡的責任,是討論光環背後的暗影,幸福背後的犧牲,而不是跟着織寫神話。這些劇碼不僅扁平化個人的生命歷程,也讓許多閱聽者在見聞當下,因為自身(或子女)平凡無奇的處境,而感失落憤慨。

承前所述,績效社會是以「無限的可能」作為韁繩;媒體對於神話的堆疊,則讓「無限的可能」日益膨大。對於成就之必然,對於主角既有資源的輕描淡寫,讓視聽者不自覺間進入這場失控的遊戲,相信只要如法炮製,「任何人」均能夠擁有不同凡響的人生。對於成就的無止盡鞭策與追求,最後結局也許也像是韓炳哲所觀察的:規訓社會製造出瘋子與罪犯,而功績社會則產生了憂鬱症病患與失敗者。

家庭解不開社會的結

若我們接受這項前提,特定的犯罪型態是社會的產物,或退一步至少承認,此際社會的氛圍正在催化、刺激犯罪形成的進程與循環,那我們就不應該輕佻地以為,這樣的現象,單以家庭單位內部的能量,即能得到足夠的緩解。

過往在不同單位演講時,許多父母不吝分享他們內心的恐懼。時常看新聞的他們,表示自己完全可以理解,那些加害者父母困惑不解的心情。孩子不僅是家庭的一員,也是社會的一份子,他們既想尊重孩子的隱私權,卻又忍不住揣想,在家庭之外,孩子是否有他們未知的暴戾性情。有些父母,即使撥出相當的時間陪伴孩子,卻也惶惶坦承人的複雜;有時看着自己的孩子,也明白自己並未掌握全部的他。

這種局勢,更隨着近年3C產品的普及而更為嚴峻。網路的出現,打破了舊有「空間」的定義,過往,放學之後回家的孩童,就真是「回家」,父母可以很輕易地理解他們的行蹤。但是在網路手機日益普及後(若不給予3C產品可能又要面臨另一種衝突),家的邊界總是輕易地被打破。「他們此時正在閱讀怎麼樣的資訊呢?那樣的資訊可能危險嗎?」成為許多父母的擔憂。有些父母甚至坦承,若小孩做出了不見容社會的事,自己也許還得仰賴媒體的通知才能知情。

公/私領域的劃分,早已不像過去那樣清楚分明。回歸到最初的問題,當一個人接連穿過家庭社會國家的一張張網子,高速墜落時,又該如何承接?演變至今,早已不是仰賴家庭的內部資源,國家單位的介入調查,甚至是法律條項的增修改,即能獲得良效。

冰上跳舞的人

德國知名辯護律師Ferdinand von Schirach在處女作《罪行》一書中,先指出:「很少有人最在早上起床的時候說:『好,我今天要犯罪!』但是,每個人都可能犯下罪行。」

他指出:「我敘述殺人犯、毒犯、銀行搶犯和妓女的際遇,他們有他們的故事,而且他們和我們沒有多大的不同。我們的一生同樣都在薄冰上跳舞,冰層下極冷,若不幸落水,很快就會喪生。有時冰層無法承載某些人的重量,於是冰破人落海,我感興趣的就是這一刻。如果幸運的話,事過境遷,我們依然繼續跳舞。如果幸運的話。」

我們,一樣都是在冰上跳舞的人,而且往往在同樣一塊冰上跳舞。只是有時我們底下的冰層正好可以負荷,而有些人底下的冰突然受到了干擾而破裂,於是他掉了下去。我們自然有兩種選擇:靜靜看着那個人的溺斃,或者,伸手把他撈起,然後我們再一同觀察他落水時的狀況,並且細看冰層的結構與紋理。

不!其實我們並無選擇,已經到了必須伸手的時刻。過去幾年,太多人就那樣掉了下去,我們無法再目擊更多。但,在績效社會中如此過勞的我們,要如何,才能接得住?

(吳曉樂,台灣大學法律系畢業,著有《你的孩子不是你的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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