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對古巴算是有特別的情懷。我在哈佛大學的論文導師叫Carmen Reinhart，她在古巴夏灣拿出生，10歲時隨父母移居到美國，在佛羅里達州的邁阿密長大。那時候，古巴導彈危機結束不久，古巴和美國的關係陷入了冰點。她可以帶離古巴的，就只有三套衣服。現在大概已是世上最著名女性經濟學家的她，每次提起古巴，總有一點不堪回首的味道。
時間回到1959年4月，古巴革命家菲德爾・卡斯特羅（Fidel Castro，台譯菲德爾・卡斯楚）第一次踏足美國，行程的最後一站正是哈佛大學。當時，卡斯特羅領導的古巴革命（Cuban Revolution）剛成功推翻親美的巴蒂斯塔（Fulgencio Batista）獨裁政權，成立了美洲第一個共產主義政權。
但卡斯特羅的反美和反帝國主義主張，並沒有使美國人冷待這位訪客；相反，他的革命思想和個人魅力，使他在哈佛受到學生們英雄式的歡迎。因為沒有課室能夠容納數以千計想聽他演講的人，哈佛破例讓他在學校大球場演講。根據報紙報導，在90分鐘演講裏，聽眾們多次報以「雷鳴」（thunderous） 的掌聲。那時候的卡斯特羅，才不過32歲。
古巴模式，美國背上的刺
從今天來看，卡斯特羅好像已經是一個過去的歷史人物。奧巴馬（歐巴馬）在剛結束的古巴歷史性破冰之旅，也沒有和這位傳奇人物會面，只見到其弟、現任古巴領導人勞爾・卡斯特羅（Raúl Castro，勞爾・卡斯楚）。用奧巴馬的話來說，1959年古巴革命勝利時，他還沒有出生。但在半世紀前的1960至70年代，古巴在拉丁美洲代表着一點希望，展示拉美政府有能力進行「極端的」措施讓國家脫離極端貧窮和不平等。古巴象徵的，是有別西方國家──特別是美國──主導的發展主義（developmentalism）外的另一套發展模式。
古巴革命完全改變了拉美的左翼政治。它向該個年代的拉美左翼分子展示：革命是可行的，而「古巴模式」正正給予了他們一個藍圖。1960年代中期，一批新的激進左翼組織迅速在拉美冒起，而其中很多組織都成立自急速膨脹的大學生群體。這是因為在1955至65年，拉美的大學教育普及化，使得大學生數目在各國普遍以雙倍甚至三倍增長。與歐洲和美國一樣，這些大學孕育了一大批有理想主義的年輕人，而當他們看見社會不平等和政治制度的不公義，他們都希望能作出改變。
這些新興左翼組織與傳統共產主義政黨不同，並沒有耐性等待歷史時機成熟才進行革命。哲古華拉（Che Guevara，切格瓦拉）提倡的「核心點理論」（foco theory），認為革命無須等待所有條件成熟後才發生；因為起義本身就可以製造那些條件。在馬克思的理論裏，革命最重要的條件就是工人階級的支持。但哲古華拉認為不一定，而古巴革命正正就是由中層階級發動的。
對這些新的左翼組織來說，古巴革命者掌握了自己的歷史，而不是等待歷史時刻的來臨；古巴就是一個榜樣。因此，哲古華拉成為拉丁美洲的標誌人物，一個反帝國主義和堅持社會公義的象徵。在1960至70年代，拉美隨處都可見到哲古華拉的肖像。
在冷戰背景下，美國非常憂慮古巴模式在拉美遍地開花，使更多國家加入共產主義陣營。況且，卡斯特羅政權推崇民族主義和反資本主義，國有化了大量美國公司的資產，亦在外交政策上靠近蘇聯。長久以來，拉美一直是美國的後花園，華盛頓無法忍受這個距離佛羅里達州海岸僅90英里，曾是美國「附庸國」的加勒比海島國向左轉，倒向敵營。在卡斯特羅訪問哈佛後，美國和古巴的關係很快就急速惡化；在1961年1月，美國正式與古巴斷交。
冷戰殘留的無效禁運
當時美國的政策目標就是推翻卡斯特羅政權，而且不能讓另一個古巴出現。美國實施了多種策略。第一種是嘗試暗殺卡斯特羅，但幾次行動都以失敗告終。
第二種是支持卡斯特羅的敵對力量，甚至是支持流亡古巴人士以武力反攻古巴。1961年，美國中央情報局協助流亡美國的古巴人，入侵古巴西南海岸的豬灣（Bay of Pigs，豬玀灣），但行動亦以慘敗收場。豬灣事件後，古巴對美國更提心吊膽，怕美國再次發難，因此進一步與蘇聯靠攏，甚至讓蘇聯在島上放置導彈，最終在1962年導致了13天的古巴導彈危機，幾乎使世界陷入一場核戰爭。
美國最後一種策略，就是在外交和經濟上孤立古巴。1962年，美國策動美洲國家組織（Organization of American States，OAS）中止古巴的成員資格，理由是共產主義「與美洲國家體系的原則和目標不符」。同年，美國對古巴實施全面貿易制裁和經濟禁運。對於經濟高度依賴美國的古巴來說，這是沉重打擊，而這些制裁亦一直維持至今。
制裁背後的理念，是經濟衰退會使古巴民眾廣泛不滿，迫使民眾奮起反抗卡斯特羅政權，使其下台。但現實是，半個多世紀以來，這個情況根本就沒有發生，反而卡斯特羅兄弟能藉此將所有經濟問題都歸咎於美國政府的制裁，並以此來鞏固共產主義政府的權力。
奧巴馬在訪問古巴的最後一天，就直言美國過去對古巴的政策無效，是「冷戰的殘留物」，應該改變。這無疑是對現實政治的正確認識。事實上，隨着1990年代初蘇聯解體，古巴早已不再對美國構成任何實質的安全威脅。國際社會、政界，以至學界早有共識，指美國應該結束對古巴的禁運。
自1992年起，聯合國大會每年都會通過沒有約束力的決議，譴責美國對古巴實施禁運；反對決議的往往只有兩三個國家。去年10月的聯合國大會，聯合國193個成員國就以191票贊成、2票反對（美國及以色列）的懸殊票數，連續第24年通過決議，要求美國結束對古巴的禁運。
冷戰至今已經結束超過25年，但美國仍對古實施禁運，顯然不符世界潮流。奧巴馬作為近90年來第一位到訪古巴的美國總統，有其重要的歷史意義。但更有意思的問題是：為什麼美國到現在才與古巴修好？
有評論認為，這是因為奧巴馬希望在卸任前為自己的功績劃上一筆；但這其實並未窺全豹。其實，美國與拉美國家的博弈，及美國國內政治轉變，都促使奧巴馬作出這次訪問。
粉紅浪潮推升古巴地位
過去半世紀，華盛頓在外交上──特別是通過美國主導的OAS──孤立古巴。1964年，美國更進一步迫使OAS，強制要求各成員國斷絕與古巴的外交和經濟關係；當時只有加拿大和墨西哥拒絕。但到了70年代初，很多拉美國家開始反抗這措施，如阿根廷、智利和秘魯，陸續解除對古巴的禁運，恢復外交關係；OAS內也開始有聲音要求取消強制封鎖古巴的要求。1975年，這個強制要求被解除。
美國對古巴的政策，在拉美國家都非常不受歡迎。1998年委內瑞拉的查韋斯（查維茲）上台後，拉美颳起一股「粉紅浪潮」（Pink Tide），左翼政府紛紛在各個拉美國家上場。這些左傾的拉美國家的總統──如巴西的盧拉（魯拉）、厄瓜多爾的科雷亞、玻利維亞的莫拉萊斯等，在意識型態上同情古巴處境。況且古巴在歷史和語言上，本來就與其他拉美國家相近。在很多拉美國家的眼中，「美國是朋友，但古巴是兄弟」。
奧巴馬在2009年1月上任美國總統後，拉美國家憧憬他會一改小布殊（小布希）對古巴的強硬作風，使落後的冷戰思維可以消失。多個拉美洲的國家首腦，包括拉美大國巴西的總統盧拉，都公開要求美國停止對古巴的禁運。兩個月後，在OAS的2009年全體大會，拉美洲國家動議廢除1962年中止古巴成員資格的決議案。起初美國反對廢除，但當議案明顯得到絕大部分成員國的支持，時任美國國務卿希拉莉（希拉蕊）只好妥協，只在議案中加入要求古巴「擁抱OAS原則」──即致力推動民主──的字眼。
自1994年起，OAS亦每隔三到四年主辦一次美洲國家峰會（Summit of the Americas），這是美洲最高規格的會議，幾乎美洲和加勒比海國家的各國首腦都會出席。只有古巴從來不曾受到邀請。到了2012年的第六屆峰會，美國和拉美國家就古巴問題的矛盾變得進一步突出。因為古巴仍未受到邀請，厄瓜多爾總統科雷亞和尼加拉瓜總統奧爾特加（奧蒂嘉）都拒絕參加該次峰會，而委內瑞拉、玻利維亞和一些加勒比海國家也宣稱，如果下屆峰會古巴再次不被邀請，他們也將缺席。
而在2010年，拉美國家也另起爐灶，成立了一個對衡OAS、包括古巴但沒有美國的組織──拉美及加勒比國家共同體（Community of Latin American and Caribbean States，CELAC）。CELAC的2014年峰會，更是在古巴舉行。
去年第七屆美洲國家峰會舉辦前，拉美國家都一致支持主辦國巴拿馬邀請古巴，這使得奧巴馬處於兩難局面。美國一直堅持，只有民主國家有資格參加峰會；但美國杯葛峰會將嚴重損害華盛頓和拉丁美洲的雙邊關係，亦將貶低美國一手扶持的OAS的角色和地位。幸好，美國和古巴已於2014年12月恢復外交關係，雙方談判進展也良好，還找得到下台階。最後美國同意讓古巴出席峰會；奧巴馬亦在峰會上與勞爾歷史性首次會面，為美古兩國進一步修補關係奠定基礎。
古巴裔美國人的世代變遷
同時，美國國內政治的形勢改變，亦為美國與古巴復交製造契機。美國的國內政治一直影響外交政策，而冷戰時期逃離古巴的流亡者形成的「古巴遊說集團」（Cuba lobby），更是美國國內一股重要的政治力量。特別是在冷戰結束後，古巴不再成為美國外交政策的首要事務，美國政客都不想為此得罪古巴遊說集團，使得遊說集團能夠有力左右美國的古巴政策。
美國自1960年代起歡迎古巴流亡者和難民，使得數以萬計的古巴人去到美國定居，他們主要住在佛羅里達州，特別是邁阿密。在邁阿密，有一些如古巴裔美國人全國基金會（Cuban American National Foundation）的組織，致力幫助在外國執行工作任務的古巴人（特別是醫生）逃離古巴。這些移民到美國的古巴人，絕大多數是為了逃離卡斯特羅革命政府的管治，所以對古巴的共產主義政府深感痛絕。
這些流亡美國的古巴異見人士，漸漸在美國建立了強大的政治力量。古巴裔美國人大約只有200萬人，相對於美國人口並不算多，但其中約七成人住在佛羅里達州。佛羅里達一直是美國最重要的「搖擺州」（swing state）。古巴裔美國人由於能在佛羅里達州集中資源和票源，使得他們能夠非常有效的左右美國對古巴的政策，並使冷戰後的歷任總統或議員（及候選人）對與古巴緩和關係的議題噤若寒蟬。古巴裔美國人全國基金會更使美國國會在1992年和1996年通過法案，把對古巴的禁運寫入法案，使美國總統須得到國會同意才可以撤銷，從而進一步鞏固美國對古巴的敵對政策。
然而隨着時間逝去，年輕一輩的、特別是在美國本土出生的古巴裔美國人漸漸長大。他們沒有經歷過卡斯特羅的統治，也不像父母輩對古巴共產政權有強烈敵意。根據佛羅里達國際大學的調查，1991年有87%的古巴裔美國人支持禁運，但到了2014年卻有高達52%的人反對，而71%的人並不認為禁運有效。
美國大選與出訪時機
2008年總統競選時，奧巴馬成為首個表態支持重新與古巴溝通的候選人，而他最後在佛羅里達州以些微票數擊敗支持繼續禁運的麥凱恩（馬侃），包括35%古巴裔美國人的票。到了2012年，奧巴馬不單在佛羅里達州擊敗同樣支持繼續禁運的羅姆尼，更拿到逾半古巴裔美國人的票，說明佛羅里達州的政治已起了變化。希拉莉在2008年的總統初選，也支持一貫的禁運政策，但到了今年初選她已經改變口風，支持與古巴恢復關係。
反觀共和黨的四個主要總統候選人──傑布・布殊（傑布・布希）、魯比奧（魯比歐）、克魯茲和特朗普（川普）──頭三位都與古巴有深厚的淵源。傑布・布殊曾任佛羅里達州州長，而魯比奧和克魯茲都是古巴裔美國人；他們對奧巴馬的古巴政策尤其批判。當中，魯比奧更是美國政界裏最強烈反對與古巴溝通的政客之一；他稱這次古巴訪問是歷屆美國總統作過「最可恥」（most disgraceful）的訪問之一。只有特朗普，大概因為龐大的商業利益，支持奧巴馬對古巴修好。
隨着最近傑布・布殊和魯比奧宣布退出初選，奧巴馬這次的古巴訪問，並沒有受到共和黨方面猛烈的抨擊。其實若不是特朗普在共和黨內領先，奧巴馬還不一定有政治資本，進行這個歷史性訪問。奧巴馬很可能是見到特朗普在共和黨初選領先，才在上月中決定出訪古巴。美國國內外輿論對奧巴馬這次歷史性訪問評價十分正面，說明他選擇的時機正確。
奧巴馬訪問古巴之時，美國政府宣布一系列放寬對古巴的限制，例如對當地旅遊的限制，和美國金融機構對古巴的貿易和金融交易等限制。奧巴馬在古巴的最後一場演說裏，呼籲解除美國對古巴實施了54年的貿易禁運，這是美國和古巴最重要的一道經濟屏障。但要得到共和黨控制的國會批准，顯然將是一個大挑戰。
哈佛畢業的奧巴馬，能否在餘下的任期推動法案通過，為美古關係寫下新的一頁？奧巴馬訪美後，勞爾又會否回訪美國，在他哥哥50多年前站過的哈佛講台發表演講？經歷完半世紀的嚴寒，美古關係終於迎來了春天，也為冷戰畫上一個真正的句號。
（羅鈞禧，香港大學亞洲國際金融法研究院榮譽院士，曾任哈佛大學經濟學系及甘迺迪政府學院講師，研究領域包括國際政治經濟學及拉美政治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