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康樂及文化事務署（簡稱康文署）日前因要求劇團「糊塗戲班」在場刊（節目手冊）資料中，刪除團員畢業於「國立臺北藝術大學」中的「國立」二字，掀起風波。特首梁振英對此不作回應，將責任推給民政事務局局長劉江華。局長日前回應時，卻重複之前康文署發出的新聞稿，並無直接說明是否存在內部「政治審查」指引，只以官腔表示：會檢視康文署與本地各藝團的交流及溝通云云。
從特區政府高層回應的閃縮調子可見，民政事務局很大機會存在「政治審查」政策。因為文化部門被指控作「政治審查」，可大可小，若只是前缐職員自把自為的糊塗行為，正常做法必定快速切割，撇清政治責任。但從梁振英卸給劉江華，而劉又左閃右避，讀完聲明然後不回答提問的做法，肯定別有內情。相信政府內部，正商議如何製造一個合理的解説。
自我審查的新常態
今次事件曝光，在於藝團敢於揭露。相信這種情況，過去一段時間已經成為新常態，因受壓者眾，才有人甘冒被秋後算帳危險發聲。果然，同類事件相繼曝光：政府資助最大的「香港話劇團」近年文宣，約自2014年起，開始刪走台灣組織、院校名稱中「國立」字眼。傳媒對比同一位台灣劇場導演符宏征個人資料簡介，2013年11月29日的宣傳品文案是「就讀國立臺灣大學中文系期間⋯⋯」，到了2014年3月14日，同一劇團的宣傳品中就刪除了「國立」二字。而中文大學介紹海外大學交流的英文網站，亦發現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中「National」一字無故消失。
這些涉及半官方或受官方資助機構對台灣組織及機構的稱呼，不大可能是由康文署公務員亂作判斷以取悅中央。因為此舉將令公務員承受不必要的政治風險，所以沒有上頭指示他們絕不敢輕舉妄動。今次事件最大可能，是局長或更高層用口頭方式吩咐官員執行；由於官員自知政治審查不是好東西，因此不會以白紙黑字傳達，以免有證據外洩。
這種情況，在香港對中國的足球世界盃外圍賽中也出現過。在香港主場時，記者問官員是否支持香港隊，結果出現了官員集體「失語症」，大家左閃右避，就是說不出一句正常「我支持香港隊」的話。據悉，這是行政長官口頭傳達，禁止官員入場觀看球賽及表態支持港隊，以免破壞中港關係云云。這同樣是政治正確的審查，只不過對象是政府內部，不渉外人，所以沒有引起風波，但傳媒也嗅到不對勁，因為官員表現實在太過別扭。
口頭指引的問題是，公眾無法追查政策來源究竟是特首、局長自己決定，還是背後有內地官員指使。也正由於是口頭傳達，所以執行起來便出現各種不同狀況。例如大學需受政府撥款資助，但行政單位屬大學，政府干預之手伸不到太遠，所以只能「溫馨提示」，若屬康文署直接審批的宣傳品，有小官僚執行到底，也有陽奉陰違的。
英治時代香港文化部門也有政治審查。在政府《電影檢查條例》中，針對所謂「影響與鄰近地區關係」的電影，政府有權禁止公映。1980年，台灣中影出品關於大陸文革的電影《皇天后土》，上畫一天後被禁，就是一例。
但今次事件顯示，政府政治審查細微程度去到台灣高等教育機構名字，而且是在文化表演活動的宣傳資料中執行審查，實在有違常識。不止台灣人會認為受羞辱，香港人也難以接受。因為這些都是一些事實陳述資料，根本不涉任何政治宣傳。
受資助團體的共犯結構
在一國兩制下，內地有一國的政治考量，需要特區政府配合執行。這些情況出現時，特區不能盲目執行，要站在香港兩制方面評估，包括法理依據是否站得住腳，合法之餘也要合情合理，估算會否引起更大政治風波，得不償失。若認為不妥當的，特區首長就要敢於向内地反映，據理力爭。但現屆政府予人感覺是在政治上緊隨內地一套，心態上更唯恐落後於人，而涉及台灣方面事情，因為敏感所以怕得失内地，於是就更加軟弱。政治審查的詭異之處，是不會有一套明確的政策或機制，一切以「 大家識做」（大家懂得怎樣做）來進行。一通電話、打個眼神，受資助團體自然會明白，自行閹割。
2013年發生香港芭蕾舞團欺瞞導演，刪走文革片段事件。該案表面上也是沒有官員干預㾗跡，是當時舞團董事會主席「識做」，借技術理由抽走文革一段影片，事後也不了了之。相信這幾年做得多，做慣了手勢。事實上這種情況出現了兩年而不為人知，侵害者與受侵害者變成共犯結構，構成文化界的新常態。
但今次糊塗戲班果然夠糊塗，竟然做吹哨者，一不怕打爛飯碗，二不怕日後租用康文署場地時受報復。還是香港芭蕾舞團、香港話劇團等「識做」 得多，受人錢財替人消災。政治審查這門課，最重要是大家「識做」，自動自覺地配合，打個眼色就懂得自行閹割，一切自然回復和諧，人心勝利回歸。
今年香港藝術節，你有去看革命樣板戲《沙家浜》嗎？
（劉細良，香港跨媒體時事評論員，曾任職民主黨智囊，其後從事傳媒，曾任香港政府屬下的香港中央政策組全職顧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