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時，新聞照片中被攝死者的身份，同樣會影響該照片如何被接納，或抗拒。2009年美聯社隨軍攝影師Julie Jacobson拍攝到一名美國海軍陸戰隊准下士Joshua Bernard在阿富汗遭游擊隊伏擊，當時他中了手榴彈倒下，兩名同袍飛奔過去為他搶救，可惜送回軍營後返魂乏術去世。這張照片在美聯社經過差不多一個月的討論，發放照片前也特別派了記者到緬因州，給Joshua Bernard父母先看照片，諮詢他們並「為表尊重」，軍人出身的父親John Bernard則要求不要公開照片。國防部長Robert Gates知道美聯社想發佈照片時，也直接介入事件，致電給美聯社行政總裁Tim Curley，請求他改變主意，不要違背家人意願。
不過，美聯社認為此照片能展現戰爭真實的一面，最後堅持發佈，表示「儘管不愉快甚至有點殘酷，但是呈現那地方戰爭的實況，是新聞責任。這照片說出了一個犧牲的故事、一個英勇的故事。我們覺得照片說出了一個人民應該要看、要知道的故事。美國國防部長後來批評道：「我無法想像Joshua Bernard下士的死，對他的家人造成多大的痛苦和傷害。我也實在無法明白，閣下的機構怎麼明知會對他家人造成更多痛苦，仍執意違反他家人的意願。」結果，全國有至少20份報章以頭版報道了有關Joshua Bernard的故事，但全部都把那張具爭議的照片放在內頁。
「相對美軍，我們一向沒有被限制拍攝和公開敵方的死傷圖片，甚至平民死者也如是，難道這些人性命的價值比不上美軍或其他北約軍人嗎？」
應該發佈還是不發佈？是傷痛黯然的死亡，還是英勇不朽的犧牲？在私隱權和大眾知情權之間，家人的情感與新聞價值之間，這種道德爭論也許永遠很難獲得圓滿的解答。不過，拍攝這張照片的攝影師Julie Jacobson卻提出了一個值得反思的問題：「相對美軍，我們一向沒有被限制拍攝和公開敵方的死傷圖片，甚至平民死者也如是，難道這些人性命的價值比不上美軍或其他北約軍人嗎？」或許，我們還記得伊拉克前總統薩達姆被執行絞刑、利比亞狂人卡達菲被殺後的遺體等影像，這些照片都曾在世界部份主流媒體發佈和網絡傳播，卻並沒有明顯的官方限制和輿論壓力。能見敵人之死，自然沾沾自喜，我們道德界線的雙重標準是否就建基於敵我之間？隨著被攝死者的身份，觀者和被攝者之間的關係，這條界線仍在一一浮動。
有關死亡的影像，並一定要在畫面上呈現死者。有時拍攝到人們臨死 (About to die)的狀態，比起拍攝到屍體更令人爭議。2001年美國的911事件，有一張照片，只在當年911翌日於主流媒體出現過，之後便幾乎在美國國內完全消失，它便是題為「The Falling Man」的一張美聯社新聞照片，拍攝者為Richard Drew。照片捕捉到一位男士，從世貿大樓高層跳下來的一個下墮瞬間，頭向地腳向天，姿勢卻有點像幽雅地跳舞。在那個如地獄般的世貿現場，他屬於被殺還是自殺，無人知曉，也很難說得清。影像裡沒有展露任何屍體，當下他仍是活生生的人，卻由於我們的想像，延伸照片的悲慘結局。結果，報章刊登後遭到大量的抨擊和投訴，從此幾乎所有美國主流媒體都「自我審查」，再不刊登這張照片。取而代之，是一片片頹垣敗瓦，和互助救人的圖片和故事。
觀者的想像力可令情緒反應變得兩極，我們根本很難估計照片發佈的效果。
「The Falling Man」是一張具有公共意義或新聞價值的照片，也有類似李旺陽照片的幾個元素，但影像卻完全從相反的方向遭到觀者捨棄：一）對事件的巨大悲傷反而增加了對照片厭惡的情緒；二）照片的臨死狀態並不血腥恐怖，但目睹有血有肉的人將死有更大的震憾；三）照片刺中了大部份讀者對恐怖襲擊的想像和恐懼，從而產生巨大的反感。這似乎正正暗合了Barbie Zelizer所言，觀者的想像力可令情緒反應變得兩極，我們根本很難估計照片發佈的效果。
「The Falling Man」的故事並未完結。5年後，美國導演Henry Singer拍了一齣紀錄片《9/11: The Falling Man》，訴說這張照片和背後的故事，其中一段很有意思的環節，是記者Tom Junod想找出這位Falling Man的真正身份，以及其他在911當天從世貿大樓跳下輕生至少200名的受害者，因為無論從官方和傳媒的檔案資料裡，他們都彷彿並不存在。他覺得，美國人要面對他們跳下去的殘酷處境，才會真正懂得面對這宗恐怖襲擊事件，以及隨後而來的釋懷。
尋找和核實身份是一件很為難的工作，因為最終需要死者的家人，親眼看看那張照片裡的死者外貌來核對其身份。我們大概會預計，這種舉動只會再次挖痛死者家屬的瘡疤。不過，事實上，紀錄片裡有一位死者家屬Richard Pecorella，反而主動從各新聞畫面裡尋找自己未婚妻的踪影，他想知道她是否被火燒死，還是自己跳了下去，他不希望她死得不明不白。結果，他在兩張911的新聞照片裡找到未婚妻的身影，一張是她在世貿大樓窗邊等待救援，另一張是她正在墮樓下去。他知到她的死因後，感到如釋重負，減輕了不少痛苦，在那種極端狀況下，他覺得她的未婚妻很是勇敢。
死亡的影像並不一定可怕厭惡，冒犯褻瀆，它也可以叫人得到確認與釋懷。
或許，我們如何看待死亡，也就幾乎等同我們如何看待死亡的影像。死亡的影像並不一定可怕厭惡，冒犯褻瀆，它也可以叫人得到確認與釋懷。但無論如何，現代社會對死亡始終有太多的禁忌，傳媒工作者在面對有關死亡的影像時，始終要小心考量，切身處地感受對方的處境，在揭露社會問題同時要尊重死者和其家人，大概要達到這個平衡點，是記者們一生的功課。
（特以此文紀念友人約一周年離世。那張極其普通的頭版新聞照片，展示兩位醫院嬸嬸推著被覆蓋白布的你。我永遠記得看到這照片時的異樣感覺。願你安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