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談談有關死亡的新聞影像(下)


的黎波里,利比亞。攝:Daniel Berehulak/Getty Images
的黎波里,利比亞。攝:Daniel Berehulak/Getty Images

有時,新聞照片中被攝死者的身份,同樣會影響該照片如何被接納,或抗拒。2009年美聯社隨軍攝影師Julie Jacobson拍攝到一名美國海軍陸戰隊准下士Joshua Bernard在阿富汗遭游擊隊伏擊,當時他中了手榴彈倒下,兩名同袍飛奔過去為他搶救,可惜送回軍營後返魂乏術去世。這張照片在美聯社經過差不多一個月的討論,發放照片前也特別派了記者到緬因州,給Joshua Bernard父母先看照片,諮詢他們並「為表尊重」,軍人出身的父親John Bernard則要求不要公開照片。國防部長Robert Gates知道美聯社想發佈照片時,也直接介入事件,致電給美聯社行政總裁Tim Curley,請求他改變主意,不要違背家人意願。

不過,美聯社認為此照片能展現戰爭真實的一面,最後堅持發佈,表示「儘管不愉快甚至有點殘酷,但是呈現那地方戰爭的實況,是新聞責任。這照片說出了一個犧牲的故事、一個英勇的故事。我們覺得照片說出了一個人民應該要看、要知道的故事。美國國防部長後來批評道:「我無法想像Joshua Bernard下士的死,對他的家人造成多大的痛苦和傷害。我也實在無法明白,閣下的機構怎麼明知會對他家人造成更多痛苦,仍執意違反他家人的意願。」結果,全國有至少20份報章以頭版報道了有關Joshua Bernard的故事,但全部都把那張具爭議的照片放在內頁。

「相對美軍,我們一向沒有被限制拍攝和公開敵方的死傷圖片,甚至平民死者也如是,難道這些人性命的價值比不上美軍或其他北約軍人嗎?」

應該發佈還是不發佈?是傷痛黯然的死亡,還是英勇不朽的犧牲?在私隱權和大眾知情權之間,家人的情感與新聞價值之間,這種道德爭論也許永遠很難獲得圓滿的解答。不過,拍攝這張照片的攝影師Julie Jacobson卻提出了一個值得反思的問題:「相對美軍,我們一向沒有被限制拍攝和公開敵方的死傷圖片,甚至平民死者也如是,難道這些人性命的價值比不上美軍或其他北約軍人嗎?」或許,我們還記得伊拉克前總統薩達姆被執行絞刑、利比亞狂人卡達菲被殺後的遺體等影像,這些照片都曾在世界部份主流媒體發佈和網絡傳播,卻並沒有明顯的官方限制和輿論壓力。能見敵人之死,自然沾沾自喜,我們道德界線的雙重標準是否就建基於敵我之間?隨著被攝死者的身份,觀者和被攝者之間的關係,這條界線仍在一一浮動。

有關死亡的影像,並一定要在畫面上呈現死者。有時拍攝到人們臨死 (About to die)的狀態,比起拍攝到屍體更令人爭議。2001年美國的911事件,有一張照片,只在當年911翌日於主流媒體出現過,之後便幾乎在美國國內完全消失,它便是題為「The Falling Man」的一張美聯社新聞照片,拍攝者為Richard Drew。照片捕捉到一位男士,從世貿大樓高層跳下來的一個下墮瞬間,頭向地腳向天,姿勢卻有點像幽雅地跳舞。在那個如地獄般的世貿現場,他屬於被殺還是自殺,無人知曉,也很難說得清。影像裡沒有展露任何屍體,當下他仍是活生生的人,卻由於我們的想像,延伸照片的悲慘結局。結果,報章刊登後遭到大量的抨擊和投訴,從此幾乎所有美國主流媒體都「自我審查」,再不刊登這張照片。取而代之,是一片片頹垣敗瓦,和互助救人的圖片和故事。

觀者的想像力可令情緒反應變得兩極,我們根本很難估計照片發佈的效果。

「The Falling Man」是一張具有公共意義或新聞價值的照片,也有類似李旺陽照片的幾個元素,但影像卻完全從相反的方向遭到觀者捨棄:一)對事件的巨大悲傷反而增加了對照片厭惡的情緒;二)照片的臨死狀態並不血腥恐怖,但目睹有血有肉的人將死有更大的震憾;三)照片刺中了大部份讀者對恐怖襲擊的想像和恐懼,從而產生巨大的反感。這似乎正正暗合了Barbie Zelizer所言,觀者的想像力可令情緒反應變得兩極,我們根本很難估計照片發佈的效果。

「The Falling Man」的故事並未完結。5年後,美國導演Henry Singer拍了一齣紀錄片《9/11: The Falling Man》,訴說這張照片和背後的故事,其中一段很有意思的環節,是記者Tom Junod想找出這位Falling Man的真正身份,以及其他在911當天從世貿大樓跳下輕生至少200名的受害者,因為無論從官方和傳媒的檔案資料裡,他們都彷彿並不存在。他覺得,美國人要面對他們跳下去的殘酷處境,才會真正懂得面對這宗恐怖襲擊事件,以及隨後而來的釋懷。

尋找和核實身份是一件很為難的工作,因為最終需要死者的家人,親眼看看那張照片裡的死者外貌來核對其身份。我們大概會預計,這種舉動只會再次挖痛死者家屬的瘡疤。不過,事實上,紀錄片裡有一位死者家屬Richard Pecorella,反而主動從各新聞畫面裡尋找自己未婚妻的踪影,他想知道她是否被火燒死,還是自己跳了下去,他不希望她死得不明不白。結果,他在兩張911的新聞照片裡找到未婚妻的身影,一張是她在世貿大樓窗邊等待救援,另一張是她正在墮樓下去。他知到她的死因後,感到如釋重負,減輕了不少痛苦,在那種極端狀況下,他覺得她的未婚妻很是勇敢。

死亡的影像並不一定可怕厭惡,冒犯褻瀆,它也可以叫人得到確認與釋懷。

或許,我們如何看待死亡,也就幾乎等同我們如何看待死亡的影像。死亡的影像並不一定可怕厭惡,冒犯褻瀆,它也可以叫人得到確認與釋懷。但無論如何,現代社會對死亡始終有太多的禁忌,傳媒工作者在面對有關死亡的影像時,始終要小心考量,切身處地感受對方的處境,在揭露社會問題同時要尊重死者和其家人,大概要達到這個平衡點,是記者們一生的功課。

(特以此文紀念友人約一周年離世。那張極其普通的頭版新聞照片,展示兩位醫院嬸嬸推著被覆蓋白布的你。我永遠記得看到這照片時的異樣感覺。願你安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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