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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國璋:為何尋死?從涂爾幹到90後的詮釋

近日我跟幾位學生座談,聽聽他們對現時自殺風氣的看法,有些想法原來是我們這些「長者」從沒想及的。


陶國璋:我內心想着,歷史斷層中的年輕人,面對科技世界的大流,輕不着地,意義失落,才是問題重點。攝:盧翊銘/端傳媒
陶國璋:我內心想着,歷史斷層中的年輕人,面對科技世界的大流,輕不着地,意義失落,才是問題重點。攝:盧翊銘/端傳媒

人有求存本能,但千百前來,卻總不乏有人選擇提早結束生命,留給在世者無盡懸念。何以有人選擇死亡?這是哲學上深刻的問題,本文將以十九世紀末涂爾幹(Émile Durkheim,1858-1917)的《自殺論》(Le Suicide)為起點,考察近代社會變遷,思考當下香港處境。

塗爾幹《自殺論》的理念型

法國社會學家涂爾幹在1897年出版的《自殺論》中,透過分析不同時期的國籍、性別、年齡等不同數據,從宏觀社會學(Macro sociology)解釋自殺行為。《自殺論》現在已經成為探討自殺問題的典範。

他將自殺區分為四類,我們試引來詮釋香港現時處境:

一、自我本位型(egoistic):

由於生物鏈緣故,人類是居於獅虎等猛獸,與老鼠兔子等繁殖率高的動物之間,所以人是社會性動物,透過合群互惠、智力來求生。人一旦與他人隔離,孤立於社會之外,便容易產生內在的分化,例如自卑、憂鬱。因此,家庭關係惡劣、獨居人士、自閉者、自我形象低落的個體,他們認為自己不被他人理解,逐漸斷絕與人接觸交往,長期經不起寂寞而容易有自殺傾向。

二、失序型(anomic):

人需要安全感,當社會的結構無法維持穩定性,譬如經濟大蕭條、失業、暴亂、戰爭,社會悲觀意識便會冉冉瀰漫,自殺率會上升。例如SARS時期、佔中後的香港社會的撕裂,屬於價值觀念的失序。

三、利他型(altruistic):

專指個人與民族或宗教有極強的精神聯繫,人會超越死亡的犧牲。例如屈原、文天祥之殉節、軍士為了榮耀自裁、狂熱信徒殉教,最具代表性當然是二次世界大戰的神風特攻隊。這在香港比較找不到對應例證。

四、宿命型(fatalistic):

當個人感到被置於極度受禁錮的情境中,即使付出任何努力也無法控制自己的命運。例如奴隸、囚犯。香港九七之後,或由於社會缺乏流動性,或因為普選問題,或由於地產霸權等,香港年輕人興起一種宿命的泛政治化思維:覺得我們無法對抗中央,又不能獨立,政治上感到深深的無助感,從此,「我們沒有了未來」。

近代社會變遷的新壓力

香港年輕人的自殺現象,似乎結合了涂爾幹自殺分類的第一、二、四型。但時移世易,青年文化、家庭結構、人際溝通模式都有不小改變,百年前的理論也顯不足,筆者嘗試補充之:

一、拒絕成長的年代

我們將teenage譯作青少年,因為英文數字13至19的尾根是teen,於是將13歲至19歲的青少年稱為teenage。不過,對現代「青少年」的界定似乎可擴大外延,即使是25歲、35歲的成人,仍然有很多在眷戀童年時收集的變形金剛、超人、芭比。這個社會中,到處都是大孩子。

成長是一「個人化」(personalize)歷程。所謂個人化,就是孩童要從自我中心的世界脫穎而出,必須調節視野。但,此調節是痛苦的,他只會感到日益的孤獨。他越認識自己,越發覺他是一個與他人隔絕的個體。而他生活的世界常常是具威脅和危險的,成長代表個體的獨立,獨立即與他人分離。孤獨襲來,青少年會產生一種無力感和焦慮感。

青少年如果無法調節其適應能力,或者改變其原初的自戀思維,很容易就想到放棄,拒絕成長。他們會退縮,會把自己完全隱沒於自我之內或者完全順從外界,隱沒於潮流、群體之中,藉以克服其孤獨及無力感。

二、家庭結構改變,助長自我意識

現代的家庭子女較少,甚至是獨生子女。家庭結構成了「四二一」(即四個老人、兩個大人和一個小孩)。在中國傳統文化背景下,獨生子女往往成為上兩代人關愛的中心,這不僅削弱了孩子的自理、自立意識,更助長了他們的「自我中心」意識。

子女成為家庭的「核心價值」,自會出現望子成龍現象,父母着意為子女鋪好未來發展的路,欲將他們塑造為自己心目中的「傑出人士」,軟硬兼施的方式強逼子女去完成「使命」。

兒童與年紀相仿的同伴共同成長,能一起溝通、遊戲,甚至競爭,都是成長的坦途。獨生子女則不然,他們雖然能獨享家庭裏的一切,但欠缺與同伴分享,父母對他們又萬般遷就,或者過度鞭策,這就使獨生子女普遍形成了自私、孤僻及不能體諒他人的性格。然而,社會卻是重競爭、精英至上的,性格脆弱的獨生子女便易在壓力下崩潰。於是,大量的宅男、宅女出現了,他們每天只對着遊戲機、電腦過活。

三、溝通模式改變,關係更疏離

八十後(1980年出生之後的人)至少曾經歷過沒有電腦的童年或少年,他們尚可意識到人際交往愈來愈疏離,但那些從幼稚園就開始接觸電視、電腦視像的九十後,他們的溝通模式已經徹底改變。

智能電話普及化,讓人隨時隨地得以與遠方親朋通話;視像的真實感,更可即時向對方展示自己的所見所聞。通訊工具的氾濫,使人們連聲音交談也可省掉。接上互聯網後,我們感到自身的交際網絡非常熱鬧,聊不盡的話題及取不盡的資訊,令人樂而忘返;關上電腦後,身處的現實世界卻像繁華過後的城市一樣冷清。從聲音交談發展到網上聊天,人際溝通有了緩衝區。

聊天工具、手機短訊及電郵容許我們在「交談」前先過濾淨化所思所想,與別人溝通不再有從前的壓迫感,與別人交談接觸的速度可以由自己控制,避免衝口而出或陷入彼此語塞的尷尬情況。

自殺者一般人際關係疏離,欠缺與同輩深交的機會,即使通訊工具發展愈來愈發達,外在而表層的「面書」,確實無法支援內心的缺失。

菁英社會的身分焦慮

考察現代香港,還有一個重要的焦慮來源,是社會對精英的崇尚。英倫才子迪保頓(Alain de Botton,台譯狄波頓)在《身份的焦慮》(Status Anxiety,台灣版書名為《我愛身分地位》)中分析:工業革命引發現代人的身份焦慮危機,我們好像較以前自由:戀愛自由、言論自由、信仰自由……可是自由的代價是不確定性:什麼都不確定。於是,年輕人不斷發問人生的意義,甚至為何我要活下去?

從「身份焦慮」出發觀察今日社會,有以下的特質:

一、壞標籤宛若「心理死刑」

社會大眾會以一個人來自哪間學校,是哪一階層,所用的名牌等等表象來判斷該人的能力,結果人的價值被該人的標籤所定義。標籤化會令到原來有能力卻被錯誤標籤的人感到氣餒和不忿,因為他們的能力被別人忽略而得不到發揮,付出和回報不成正比,漸漸失去努力的動力。一個壞的標籤,好像向一個人判上「心理死刑」,也產生了現代人的挫敗感的問題,成為身份焦慮的病灶。

二、盲目追求身份

精英主義既然促使標籤化效應,那麼人們自然地希望得到一個「好標籤」,好讓自己能在社會競賽中佔到優勢。而大家亦習慣用標籤看人,因為要得知一個人的能力所需的時間,遠比分辨一個「好標籤」來得久。

教育現象最易反映這種盲目追求,不少家長為求子女入讀名校,不惜費盡心機為子女安排大量課外活動、服務,以「充實」子女的的履歷表;或大費周章地搬遷往名校區,為的是提高入讀名校的機會;有的更加鋌而走險,花錢賄賂負責面試的老師,希望對方可以為自己子女的面試成績「灌水」。

漸漸地,大家就會把心力時間放在追求「好標籤」,反而忽略去發展自己潛在的能力,追求自我的理想。

三、不問過程,只計結果

精英主義只重視的是學生或僱員的結果(outcome):學生需有優秀成績、僱員需有良好業績,但他們的學習或工作過程卻被忽略。這種「不問過程,只問結果」的制度往往會導致事情本末倒置,甚至不擇手段。

公開試便成了生死關,並催化了補習文化。補習社的「精讀班」抱着「摘A」目標,會花大量時間教授學生操練歷屆試題,卻忽視知識的基本概念,「因為考試唔會出」(考試不會考)。

四、虛擬世界,悲觀蔓延

最後,這一代青年人喜歡投入一些電腦線上遊戲,邊談「高登式」(編按:高登是香港一個著名的網上討論區)的政治議題,邊玩線上的攻擊性遊戲,既投入社會時事討論,好像一舉兩得;玩家的真實身份始終被遊戲中的虛擬身份所取代,於是自我得以暫時抽離現實生活中的挫敗感。

這種網上的「邊打邊談」習慣,容易為發洩而發洩,假若現實上,學業或工作不如意,悲觀意識便會蔓延,好像現實世界是人間地獄。

五、輕不着地的處境

捷克的文學家米蘭.昆德拉(Milan Kundera)說這時代裏,我們像得了一個「怪病」,就是得到很多外在的物質,內在卻少了很多基本的信念。我們只追求永無止境的物質充塞,這怪病稱為「虛無」。物質愈富足,我們理應愈順心,但事實卻不是呢!

反過來追問,那我活着為何?人又是什麼呢?這是很普遍卻又難以解答的哲學問題。那是源於我們心底裏、骨子中滋長出來的焦慮感。我們各人對生命也有所冀盼,但往往又不知其所指為。

那份虛無是來自現代社會,源於現今的生活:什麼也太快、太易得到。人只能在虛無的時空活着,使得我們什麼事情也掌握不了──如飄飄泊泊的站立於虛無邊沿。

米蘭.昆德拉的成名作《生命中不能承受的輕》(The Unbearable Lightness of Being ),點出現代人並非活在生活的重擔,而是活在「輕」之中,好像兩腳無法着地的感覺。他說:

「...... 最沉重的負擔同時也是最激烈的生命實現的形象。負擔愈沉重,我們的生命就愈貼近地面,生命也就愈寫實也愈真實。相反的,完全沒有負擔會讓人的存在變得比空氣還輕,會讓人的存在飛起,遠離地面,遠離人世的存在,變得只是似真非真,一切動作都變得自由自在,卻又無足輕重。……相反,完全沒有負擔,人變得比大氣還輕,會高高地飛起,離別大地亦即離別真實的生活。他將變得似真非真,自由的選擇變得毫無意義。」

形象化的敘述,卻非常深刻。

自殺潮?青年世代的詮釋

近日我跟幾位學生座談,聽聽他們對現時自殺風氣的看法,有些想法原來是我們這些「長者」從沒想及的。即便這些學生的「詮釋」,不必然代表自殺的真實動機,但至少提供了一組意義切片,讓我們窺見青年世代如何理解這個時代。

他們說「香港是我們的,我們要保護它,不要被『大陸文化』」同化。」他們也擔心「內地學生的成績較我們優勝,感到無形壓力。更害怕兩地融合之後,憂心工作出路更困難。」「我們現時20歲左右,但2047年,50年不變的承諾屆滿,我們的子女大約十多歲,我們不願他們活在專制的社會裏。」

他們抱怨「立法會的虛偽現象,難以入目。」雖然「『雞蛋對抗高牆』是理念,佔中之後理念已經幻滅,香港又絕無可能獨立,因此政治抗爭是無意義的,未來是絕望的。」而「網上的批判言論,讓我們覺得所有政治團體,如民建聯、民主派、激烈的本土派,都是表裏不一,政治是黑暗的。」

回歸校園生活,他們表示「大學的資源多了許多,但彼此的競爭風氣很盛,大家的關係緊張,互不信任。」「身邊許多同學都沒朋輩,特別是男孩子,獨來獨往,終日上網,有情緒問題,只能自我承受,或打遊戲機發洩。」「大部分同學是不關心政治的,但欠缺政治語彙的反應,我們感到落後(out),會被被同輩看不起。所以大家都習得一些政治名詞,例如普世價值、『雞蛋對高牆』等。」

「我們不敢參與激烈本土派的抗爭行動,甚至覺得他們不對,過分暴力,但卻又內心支持他們,為絕望吶喊。」

同學普遍將香港現時的悲觀情緒,全面歸咎於政治形勢、香港將失去往日的光輝等等。我表示理解,並補充說政治抗爭是恆久堅持之事;我相信政治覺醒,明天只會更好。可是我內心仍想着,歷史斷層中的年輕人,面對科技世界的大流,輕不着地,意義失落,才是問題重點。

(陶國璋,中文大學哲學系兼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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