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有求存本能，但千百前來，卻總不乏有人選擇提早結束生命，留給在世者無盡懸念。何以有人選擇死亡？這是哲學上深刻的問題，本文將以十九世紀末涂爾幹（Émile Durkheim，1858－1917）的《自殺論》（Le Suicide）為起點，考察近代社會變遷，思考當下香港處境。
塗爾幹《自殺論》的理念型
法國社會學家涂爾幹在1897年出版的《自殺論》中，透過分析不同時期的國籍、性別、年齡等不同數據，從宏觀社會學（Macro sociology）解釋自殺行為。《自殺論》現在已經成為探討自殺問題的典範。
他將自殺區分為四類，我們試引來詮釋香港現時處境：
一、自我本位型（egoistic）：
由於生物鏈緣故，人類是居於獅虎等猛獸，與老鼠兔子等繁殖率高的動物之間，所以人是社會性動物，透過合群互惠、智力來求生。人一旦與他人隔離，孤立於社會之外，便容易產生內在的分化，例如自卑、憂鬱。因此，家庭關係惡劣、獨居人士、自閉者、自我形象低落的個體，他們認為自己不被他人理解，逐漸斷絕與人接觸交往，長期經不起寂寞而容易有自殺傾向。
二、失序型（anomic）：
人需要安全感，當社會的結構無法維持穩定性，譬如經濟大蕭條、失業、暴亂、戰爭，社會悲觀意識便會冉冉瀰漫，自殺率會上升。例如SARS時期、佔中後的香港社會的撕裂，屬於價值觀念的失序。
三、利他型（altruistic）：
專指個人與民族或宗教有極強的精神聯繫，人會超越死亡的犧牲。例如屈原、文天祥之殉節、軍士為了榮耀自裁、狂熱信徒殉教，最具代表性當然是二次世界大戰的神風特攻隊。這在香港比較找不到對應例證。
四、宿命型（fatalistic）：
當個人感到被置於極度受禁錮的情境中，即使付出任何努力也無法控制自己的命運。例如奴隸、囚犯。香港九七之後，或由於社會缺乏流動性，或因為普選問題，或由於地產霸權等，香港年輕人興起一種宿命的泛政治化思維：覺得我們無法對抗中央，又不能獨立，政治上感到深深的無助感，從此，「我們沒有了未來」。
近代社會變遷的新壓力
香港年輕人的自殺現象，似乎結合了涂爾幹自殺分類的第一、二、四型。但時移世易，青年文化、家庭結構、人際溝通模式都有不小改變，百年前的理論也顯不足，筆者嘗試補充之：
一、拒絕成長的年代
我們將teenage譯作青少年，因為英文數字13至19的尾根是teen，於是將13歲至19歲的青少年稱為teenage。不過，對現代「青少年」的界定似乎可擴大外延，即使是25歲、35歲的成人，仍然有很多在眷戀童年時收集的變形金剛、超人、芭比。這個社會中，到處都是大孩子。
成長是一「個人化」（personalize）歷程。所謂個人化，就是孩童要從自我中心的世界脫穎而出，必須調節視野。但，此調節是痛苦的，他只會感到日益的孤獨。他越認識自己，越發覺他是一個與他人隔絕的個體。而他生活的世界常常是具威脅和危險的，成長代表個體的獨立，獨立即與他人分離。孤獨襲來，青少年會產生一種無力感和焦慮感。
青少年如果無法調節其適應能力，或者改變其原初的自戀思維，很容易就想到放棄，拒絕成長。他們會退縮，會把自己完全隱沒於自我之內或者完全順從外界，隱沒於潮流、群體之中，藉以克服其孤獨及無力感。
二、家庭結構改變，助長自我意識
現代的家庭子女較少，甚至是獨生子女。家庭結構成了「四二一」（即四個老人、兩個大人和一個小孩）。在中國傳統文化背景下，獨生子女往往成為上兩代人關愛的中心，這不僅削弱了孩子的自理、自立意識，更助長了他們的「自我中心」意識。
子女成為家庭的「核心價值」，自會出現望子成龍現象，父母着意為子女鋪好未來發展的路，欲將他們塑造為自己心目中的「傑出人士」，軟硬兼施的方式強逼子女去完成「使命」。
兒童與年紀相仿的同伴共同成長，能一起溝通、遊戲，甚至競爭，都是成長的坦途。獨生子女則不然，他們雖然能獨享家庭裏的一切，但欠缺與同伴分享，父母對他們又萬般遷就，或者過度鞭策，這就使獨生子女普遍形成了自私、孤僻及不能體諒他人的性格。然而，社會卻是重競爭、精英至上的，性格脆弱的獨生子女便易在壓力下崩潰。於是，大量的宅男、宅女出現了，他們每天只對着遊戲機、電腦過活。
三、溝通模式改變，關係更疏離
八十後（1980年出生之後的人）至少曾經歷過沒有電腦的童年或少年，他們尚可意識到人際交往愈來愈疏離，但那些從幼稚園就開始接觸電視、電腦視像的九十後，他們的溝通模式已經徹底改變。
智能電話普及化，讓人隨時隨地得以與遠方親朋通話；視像的真實感，更可即時向對方展示自己的所見所聞。通訊工具的氾濫，使人們連聲音交談也可省掉。接上互聯網後，我們感到自身的交際網絡非常熱鬧，聊不盡的話題及取不盡的資訊，令人樂而忘返；關上電腦後，身處的現實世界卻像繁華過後的城市一樣冷清。從聲音交談發展到網上聊天，人際溝通有了緩衝區。
聊天工具、手機短訊及電郵容許我們在「交談」前先過濾淨化所思所想，與別人溝通不再有從前的壓迫感，與別人交談接觸的速度可以由自己控制，避免衝口而出或陷入彼此語塞的尷尬情況。
自殺者一般人際關係疏離，欠缺與同輩深交的機會，即使通訊工具發展愈來愈發達，外在而表層的「面書」，確實無法支援內心的缺失。
菁英社會的身分焦慮
考察現代香港，還有一個重要的焦慮來源，是社會對精英的崇尚。英倫才子迪保頓（Alain de Botton，台譯狄波頓）在《身份的焦慮》（Status Anxiety，台灣版書名為《我愛身分地位》）中分析：工業革命引發現代人的身份焦慮危機，我們好像較以前自由：戀愛自由、言論自由、信仰自由……可是自由的代價是不確定性：什麼都不確定。於是，年輕人不斷發問人生的意義，甚至為何我要活下去？
從「身份焦慮」出發觀察今日社會，有以下的特質：
一、壞標籤宛若「心理死刑」
社會大眾會以一個人來自哪間學校，是哪一階層，所用的名牌等等表象來判斷該人的能力，結果人的價值被該人的標籤所定義。標籤化會令到原來有能力卻被錯誤標籤的人感到氣餒和不忿，因為他們的能力被別人忽略而得不到發揮，付出和回報不成正比，漸漸失去努力的動力。一個壞的標籤，好像向一個人判上「心理死刑」，也產生了現代人的挫敗感的問題，成為身份焦慮的病灶。
二、盲目追求身份
精英主義既然促使標籤化效應，那麼人們自然地希望得到一個「好標籤」，好讓自己能在社會競賽中佔到優勢。而大家亦習慣用標籤看人，因為要得知一個人的能力所需的時間，遠比分辨一個「好標籤」來得久。
教育現象最易反映這種盲目追求，不少家長為求子女入讀名校，不惜費盡心機為子女安排大量課外活動、服務，以「充實」子女的的履歷表；或大費周章地搬遷往名校區，為的是提高入讀名校的機會；有的更加鋌而走險，花錢賄賂負責面試的老師，希望對方可以為自己子女的面試成績「灌水」。
漸漸地，大家就會把心力時間放在追求「好標籤」，反而忽略去發展自己潛在的能力，追求自我的理想。
三、不問過程，只計結果
精英主義只重視的是學生或僱員的結果（outcome）：學生需有優秀成績、僱員需有良好業績，但他們的學習或工作過程卻被忽略。這種「不問過程，只問結果」的制度往往會導致事情本末倒置，甚至不擇手段。
公開試便成了生死關，並催化了補習文化。補習社的「精讀班」抱着「摘A」目標，會花大量時間教授學生操練歷屆試題，卻忽視知識的基本概念，「因為考試唔會出」（考試不會考）。
四、虛擬世界，悲觀蔓延
最後，這一代青年人喜歡投入一些電腦線上遊戲，邊談「高登式」（編按：高登是香港一個著名的網上討論區）的政治議題，邊玩線上的攻擊性遊戲，既投入社會時事討論，好像一舉兩得；玩家的真實身份始終被遊戲中的虛擬身份所取代，於是自我得以暫時抽離現實生活中的挫敗感。
這種網上的「邊打邊談」習慣，容易為發洩而發洩，假若現實上，學業或工作不如意，悲觀意識便會蔓延，好像現實世界是人間地獄。
五、輕不着地的處境
捷克的文學家米蘭．昆德拉（Milan Kundera）說這時代裏，我們像得了一個「怪病」，就是得到很多外在的物質，內在卻少了很多基本的信念。我們只追求永無止境的物質充塞，這怪病稱為「虛無」。物質愈富足，我們理應愈順心，但事實卻不是呢！
反過來追問，那我活着為何？人又是什麼呢？這是很普遍卻又難以解答的哲學問題。那是源於我們心底裏、骨子中滋長出來的焦慮感。我們各人對生命也有所冀盼，但往往又不知其所指為。
那份虛無是來自現代社會，源於現今的生活：什麼也太快、太易得到。人只能在虛無的時空活着，使得我們什麼事情也掌握不了──如飄飄泊泊的站立於虛無邊沿。
米蘭．昆德拉的成名作《生命中不能承受的輕》（The Unbearable Lightness of Being ），點出現代人並非活在生活的重擔，而是活在「輕」之中，好像兩腳無法着地的感覺。他說：
「...... 最沉重的負擔同時也是最激烈的生命實現的形象。負擔愈沉重，我們的生命就愈貼近地面，生命也就愈寫實也愈真實。相反的，完全沒有負擔會讓人的存在變得比空氣還輕，會讓人的存在飛起，遠離地面，遠離人世的存在，變得只是似真非真，一切動作都變得自由自在，卻又無足輕重。……相反，完全沒有負擔，人變得比大氣還輕，會高高地飛起，離別大地亦即離別真實的生活。他將變得似真非真，自由的選擇變得毫無意義。」
形象化的敘述，卻非常深刻。
自殺潮？青年世代的詮釋
近日我跟幾位學生座談，聽聽他們對現時自殺風氣的看法，有些想法原來是我們這些「長者」從沒想及的。即便這些學生的「詮釋」，不必然代表自殺的真實動機，但至少提供了一組意義切片，讓我們窺見青年世代如何理解這個時代。
他們說「香港是我們的，我們要保護它，不要被『大陸文化』」同化。」他們也擔心「內地學生的成績較我們優勝，感到無形壓力。更害怕兩地融合之後，憂心工作出路更困難。」「我們現時20歲左右，但2047年，50年不變的承諾屆滿，我們的子女大約十多歲，我們不願他們活在專制的社會裏。」
他們抱怨「立法會的虛偽現象，難以入目。」雖然「『雞蛋對抗高牆』是理念，佔中之後理念已經幻滅，香港又絕無可能獨立，因此政治抗爭是無意義的，未來是絕望的。」而「網上的批判言論，讓我們覺得所有政治團體，如民建聯、民主派、激烈的本土派，都是表裏不一，政治是黑暗的。」
回歸校園生活，他們表示「大學的資源多了許多，但彼此的競爭風氣很盛，大家的關係緊張，互不信任。」「身邊許多同學都沒朋輩，特別是男孩子，獨來獨往，終日上網，有情緒問題，只能自我承受，或打遊戲機發洩。」「大部分同學是不關心政治的，但欠缺政治語彙的反應，我們感到落後（out），會被被同輩看不起。所以大家都習得一些政治名詞，例如普世價值、『雞蛋對高牆』等。」
「我們不敢參與激烈本土派的抗爭行動，甚至覺得他們不對，過分暴力，但卻又內心支持他們，為絕望吶喊。」
同學普遍將香港現時的悲觀情緒，全面歸咎於政治形勢、香港將失去往日的光輝等等。我表示理解，並補充說政治抗爭是恆久堅持之事；我相信政治覺醒，明天只會更好。可是我內心仍想着，歷史斷層中的年輕人，面對科技世界的大流，輕不着地，意義失落，才是問題重點。
（陶國璋，中文大學哲學系兼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