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連串青少年自殺事件，對香港所有家長、教育工作者，以至成年人，都有極大衝擊。一時間，我們都在問，為何有這麼多青少年會對生命感到絕望，甚至願意放棄生命？
當然，正如很多專家所言，連串自殺事件在傳媒報導下，會有「傳染性」，我們不知道個案中，有多少是受其他個案「感染」。很多教育界人士會從教育制度中找深層次原因，例如考試壓力、老師工作壓力太大，以至對學生支援不足等等。也有如前教育統籌局（教育局前稱）常任秘書羅范椒芬認為，每個自殺個案背後都有不同原因，不應太快將責任與政策拉上關係。和現任教育局長吳克儉一樣，她也指學校和家長應多加留意學生情緒，也應減輕學生壓力。
和香港現在所有公共議題一樣，因為缺乏系統研究（而自殺就更是極難研究），每次爭議都會出現「羅生門」式的眾說紛紜。我也留意到個案中的背景、情況確實有頗大多樣性，並未見到有模式可尋，因此現階段確實查找原因相當困難。
制度束縛，教師無暇關心學生
但應對方法呢？教育制度與政策可能未必是自殺的直接原因，但要尋找應付方法，政策與制度面的討論不能避免。現在政府方面除了承諾加強心理輔導與駐校社工服務，大概也只有呼籲老師「多行一步」關心同學，家長也應「每日暫停10分鐘，聽聽少年心底夢」。
不過，在教育界打滾這麼多年，我也知道，老師在現在制度的束縛下，在生命教育、輔導方面其實也是有志難伸。相信沒有老師會願意見到自己有學生尋死，但究竟他們每天面對一班三十多人，有大大小小的各種行政雜務，又或正在為殺校、縮班而煩惱，他們能仔細察覺每個同學的細微心理變化嗎？就算是察覺了情緒問題，在如此緊迫的課程下，又有多少空間時間能和同學在課堂外溝通？有時，未必是老師沒有空，可能是同學更忙啊！
所謂輔導服務，心理學家等等都要在有「個案」時候才會發揮作用。我不知道，有多少尋死的個案，是曾被發現但因為得不到跟進服務而發生？懷疑有動機、情緒有困擾的同學，能主動向老師求助，或被老師察覺而跟進的話，問題其實都已解決了近半。
最近有幾宗大學生自殺個案，也令我反思自己在大學裏是否有做到應做的學生工作。我首先想到的是，現在的大學制度中有多少老師能和同學建立一種能說話的關係？我相信，每個大學的同事，都熱心教學，關心同學，但現在無論哪一家大學，重點都在研究寫作，能放在教學的時間其實越來越少。在國際化的勢頭下，不少老師更要進行國際聯繫，或田野調研，究竟能有多少天待在香港，又有多少時間能和同學攀談，又有多少機會讓同學來向我們求助？
孩子問題，能全拋給學校？
我自己也是三個男孩的家長，將心比心，當然也明白現在青少年成長面對的是多方面的壓力，其實極需要老師支援。自己在工作崗位上，也是只能「盡做」。而在中、小學的前線老師們，也面對和我一樣的困境，我自己孩子的問題，又是否可以將之拋給學校和老師呢？
我家三個男孩的成長，「各自各精彩」，不能說是一帆風順。老大和老二在本地學校唸小學，但最後都輾轉到了國際學校完成中學。作為老么，老三在家中一直被當作小孩看待，他自己也覺得自己好像很小。他長得胖胖的，有點「baby fat」，個性率直、友善，有時候真的有點「天真可愛」。
讀幼稚園時，他的呼吸道出了點問題，喉管有地方發脹，所以呼吸不暢順，造成腦部有點輕微缺氧。醫生說他的腦部發展可能會比人慢，動了手術後應該可以慢慢追上來。
當時我們的「如意算盤」是希望在主流學校中間「淘寶」，找一間沒有名氣但「關愛」的屋邨小學。不過，後來才發覺學校在教學方法上非常傳統，不但功課量大，又注重測考。到四年级下學期開始，老三每天返抵學校前都會開始喊頭痛，差不多每天的首堂都會在醫療室度過。老媽企圖和老師商量如何為老三減壓，但都不得要領。我們覺得讓老三繼續捱下去，精神狀況只會每況愈下，唯有再找另一間可以讓他「慢慢走」的小學。
後來經過幾個月的資料搜集，找到一家我們朋友的孩子在讀高小的學校，多番打聽證實是壓力較輕的，我們就將老三轉到這間小學。這間小學名副其實，不但功課量較輕，而且老師在各方面的處理上，都比較寬鬆，老三轉校後適應得很好。這小學比較重視足球隊，後來老三加入了球隊，在小五已是球隊的MVP之一。對男孩子來說，在運動場上的成就，往往比功課更重要，因此雖然他的成績一直都只是全級的中流，但校園生活卻非常愜意。
學習「馬拉松」，欲速不達
其他較重視子女學業發展的家長，可能會覺得是我們「放羊」式教養（他從來沒有補習）自食其果，令孩子「輸在起跑線上」。但事實上，我們明白欲速不達，事實上，他的起跑已比別人慢，對他來說，學習將會是一場艱苦的「馬拉松」。不過，我們更寧願相信，他現在做不到的事情，卻未必將來也做不到。
我們心知肚明，在公開試和其他制度壓力下，本地學校在照顧能力差異問題上，的確是「綁手綁腳」。學校不能等「孩子」長大，他們只能要求每一個小朋友在入中學前都已經有一定能力。而老師的工作量之大，也不容許他們對每一個學生都作「差別」處理。
那我們應怎樣做呢？硬把自信不足，能力不逮的老三推進中學，跟推他入火坑沒兩樣，現在制度中也沒有留級這選項。因此，我們想到了在外國大學生或中學畢業生之間流行的gap year（休學一年）概念。既然哈佛大學也可以在錄取同學的通知中，鼓勵他們休學一年，體驗生活，為什麼小學畢業生不可以也「依樣葫蘆」也來「gap一下」？
休學一年，裝備孩子
我們期望的gap year，不是單純去「hea」（無所事事）或玩一年，這是有計劃地好好裝備老三自己的一年──語文能力、解難能力、自省能力、獨立處事能力、群體協作能力。如果這一年的歷練能擴闊他的視野，增強他的自信心，這一年絕對不會是浪費啊！比同齡的朋友晚一年畢業，又何妨？他並沒有損失什麼呀！
跟着我們就和其他教育界朋友討論，再聯絡一些有差不多年紀孩子的家長朋友，最後就決定將老三和其他幾位小朋友糾合在一起，用一年時間，「優化學習、體驗生命」。我們找到一個社工當他們的「生命導師」，希望以一些形式上很另類，但理念上很主流的學習經歷，讓他們能整固、提高、深化小學階段所學，然後一年後再回歸校園面對中學的挑戰。
我們反覆思量，認為只有讓他們感到學習的樂趣，才能使他們繼續前進。這就要從學習課題入手了：一方面要切合孩子的興趣，另一方面亦要讓孩子近距離認識他們生於斯、長於斯的香港社會。計劃的重點活動，就是讓他們走訪香港各社區，發掘它們的特色和趣點。這點，其實也是國外進步主義教育家，所提出的「生成」或「萌發」課程（emergent curriculum）的道理，提醒教育者要呼應孩子對生活的需要與興趣，而共構課程。
走進社區大自然，體驗學習
其次，除了學什麼，還有如何學。我們的「優學體驗年」，正正就是要他們親身體驗，用自己的五官和身體去探索，提問、解難、尋求答案。所以，我們必須讓孩子走進社區及大自然。比起通過教科書，這種體驗學習（experiential learning）歷程確實要花多很多時間，但我們深信這樣才能學得通，學得深。步伐慢下來，不同能力的孩子就會有機會學習和發揮。
第三，我們深信「少就是多」，在主流系統無可能認真、持續去做的生命、價值教育，在「優學年」（休學一年計劃）卻可以盡情去嘗試。—方面，當然是因為我們是一對六的超「小班教學亅。但更重要的，其實是我們的課程强調「慢學亅，有足夠空間、時間處理小朋友可能的情緒問題，並容許每次活動之後，都和他們反思、討論做得好與做得不好的地方，讓他們得以成長。
現在「優學體驗年」已過了一半有多。孩子們參觀了五個博物館、立法會（還跟長毛議員拍照，並請他寫揮春祝福語）、元創坊等，走訪了中環、灣仔、深水埗、石硤尾。除了市區，他們也到過坪洲，南丫島、蒲台島，還在長州和大澳都待了一個星期。為了讓他們挑戰自己，也勇戰了東涌昂坪、大東山、龍脊。為了讓這班都算是中産的小朋友，理解「共融」的概念，我們也找了一家幾乎全是新移民的小學，讓他們和校内同學—同活動。還有大量其他活動不能盡錄。孩子們的進步非常明顯，不但他們興趣滿滿，家長們也十分欣慰。
休息，是為了走更長的路
我們明白，生在香港的小孩命苦，如果留在主流教育系統，壓力是逃不了（其中主因是大學之門太窄）。我們卑微的要求只是能讓他喘一口氣、調整心態、做好「補底」工夫，方才再上路，而不是要他逃避（事實上也逃不了）。而且，我們也能令孩子明白，我們作為父母並不是要他孤單一人面對重擔，而是我們一起來承擔。
學習能力差異的老問題，學校、老師、家長都「有本難念的經」，我們只是就我們對小孩的理解，嘗試在體制以外為自己的孩子找一條活路！現在這一波輕生事件，更令我們明白，主流教育制度的要求，並不是每個同學都能做到，都能做得好。我們家長不能搞革命，改變不了制度，唯有「think out of the box」，盡量為自己的孩子籌謀，「自己的孩子自己救」！
我們亦認為不是每個孩子都需要休學一年。但在這學習馬拉松跑道上，總有人是喘不過氣來的。看到自己的孩子抽筋了，還硬要他跑下去嗎？休息，是為了走更長、更遠的路呀。
休學作為「公民抗命」
老三昨天跟我們的鄰居這樣分享﹕「今年我是在天堂，明年我便要回地獄去。」唉！我們當然不同意每一所學校都是地獄，認識的大部分老師都在教育現埸努力為他們的學生打拼，但孩子的感覺、情緒都是很真實的。我們也明白重回主流，壓力無可避免，也要接受現有課程和制度的種種缺陷，但起碼我們裝備好自己的孩子，讓他能面對「教育」的挑戰。
最後，回到主流，我們明白，必須要為老三找一家適合他的學校。世上没有完美的學校，家長千萬不要「得一又想二」，如果您覺得孩子需要的是一所壓力低、管理較寬鬆的學校，便不要埋怨學校的學術水平及不上「傳統名校」。有時，若學校能為家長「留白」，我們也可以自己做一些補底、拔尖的工夫，更或者是發展孩子的興趣（如我家老三的足球）。又好像，小學家長如果覺得小朋友感到太大壓力，是否應該去了解一下，那些「對TSA說不」學校的情况與理念，和是否適合自己的孩子？
當然，我們更不能忘記，大部分的青少年沒有「優學少年」的幸運，不可以脫離主流來喘一口氣。因此我們亦不能獨善其身，也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努力為其他家長與孩子發聲，也應鼓勵他們「走出來」。「優學年」的目的，不單是要解決自家小孩的問題，其實我們也希望通過這「公民抗命」，來衝擊現有制度，並刺激教育界和公眾反思如何面對我們現在的困局。「退一步，海闊天空」，正如家長組織「教育大同」倡議，取消TSA、「我要真假期」、「在家自學」、「少就是多」，未必能解決所有問題，但起碼是體現了我們成年人對下一代的責任！
（趙永佳，香港中文大學香港亞太研究所聯席所長、社會學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