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卡倫 · 霍妮（Karen Horney）和埃里希·弗洛姆（Erich Fromm），兩位美國德裔心理學家分別對弗洛伊德的心理分析學說做出批判修正，對現代人的精神困境做出精準剖析。兩人也曾有過一段親密關係。
《逃避自由》是弗洛姆的代表作，這本以精神分析心理學為切入點剖析極權主義和批判現代社會的書，與哈耶克的《通往奴役之路》，波普爾的《開放社會及其敵人》並稱為反極權主義三大經典著作。
弗洛姆說現代人在「逃避自由」，個體日益加深的孤獨和無力，讓人產生了臣服於某個權威或高於自己的存在的衝動，通過新的紐帶來重獲歸屬感，這就是「逃避自由」，也是現代極權主義和人性異化產生的淵藪。
弗洛姆一語道破了現代人滿足外表下空虛的心靈，瀕臨消滅的自我和苦苦掙扎的靈魂，揭穿了樂觀主義表面下掩藏的深深痛苦與不幸。我們號稱自己是自由的，可卻放棄了自由思考的權利，而是只知聽從權威的言語。
這種「權威」有很多：道德輿論、心理分析、科學常識、廣告標語……於是偽思想代替了真思想，偽自我代替了真自我。只有自發性的創造與愛才能將「孤立無援的現代人」帶離所處的精神困境。
而霍妮的《我們時代的神經症人格》則指出了現代人的焦慮，正表現為神經症人格傾向，盲目地需要愛和讚美與社會認可、對他人不必要的敵意與攻擊、看不到自己身上的價值......
所謂「正常」「正確」的人生，只是時代、文化等等外部環境加諸於我們身上的一套行為標準、生活方式。其中困住了多少鮮活不安的靈魂，他們在自我和世界的夾縫中，看不到出路，深深陷入對自己難以認可的沮喪感。如果我們了解自己和身處的時代多一點，會不會能活得更坦然？
弗洛姆《逃避自由》（節選）
《逃避自由》（Escape from Freedom）
出版時間：2015年4月
出版社：木馬文化
作者：埃里希‧弗洛姆（Erich Fromm）
譯者：劉宗為
在我們的文化中，教育的結果經常是消除自發性，用加添的感覺、思想、和希望，來代替原有的心理行為。比如說，最早要壓抑的感覺之一是敵意與厭惡，教育的基本目的之一便是消除兒童對外界的敵意反應。
使用的方法是很多種，有的是採取威嚇與懲罰，有的是使用賄賂或「解釋」。起先，兒童是不再表示出他們的感覺，最後，他根本就放棄了這種感覺，此外，人們還教導兒童壓抑自己，不要注意別人的敵意與不誠實。
有時，這並不是件容易的事，因為兒童有種本能，可以注意到別人的這種敵意，而是像成人那樣容易受「文字語言」的欺騙。他們會「沒有理由」地不喜歡一個人——他們會直覺地感覺到從那個人所發出來的敵意而不誠實。這種反應很快地便受到打擊；兒童很快便達成一般成人的「成熟」，失去了辨別好人與壞人的感覺。
在另外一方面，成人在開始教育兒童時，便教育兒童種種根本不屬於「他的」感覺；例如教兒童要喜歡人，對人們要友善，要微笑。教育未完成的工作，在以後，社會的壓力通常會繼續完成之。如果你不微笑，人們便會認為你沒有「悅人的人格」——如果你想事業成功——無論你是侍應生，是推銷員，還是醫生——你必須具有「悅人的人格」。
惟有那些位於社會階層最底一層的人——靠苦力維生的人——和最高高在上的人，不需要有「悅人的人格」。友誼、歡欣，以及微笑可以表達出來的任何事情，變成自動的反應，好像電燈開關一樣，只要一開，便可以表現出來。
當然，在許多情形中，人們是會發覺到，這不過是做作而已；可是，在多數的情形中，人們未能發覺到這種情形，因此，便失去辨識虛偽感覺，和自發的友誼之間區別。 人們裝腔作勢，抑制敵意，挽救友誼。不僅如此，很多自發的情感也遭抑制，而代之以虛偽的感情。
靠著符合他人的期望，靠著和他人沒有什麼不同，一個人就把對自己身分的懷疑壓制下去，同時，得到了一種安全感。然而，他所付的代價也是很高的。放棄自發能力與個人的特性，其結果是生命的挫折。
就心理的意義而言，生理的機械作用仍然活躍著，而情緒及心智的機械作用則息止了。固然，一個人仍舊生龍活虎地生活，但是，他的生命則像砂子一樣地從他的手上溜走。
現代人表面看起來是滿足和樂觀的，在這表面的背後，他是萬分的不愉快；事實上，他瀕臨絕望的邊緣。他拼命地依附著個人須有個性的觀念，他想要「有所不同」他極欲「標新立異」。
人們把他的名字縮寫，印在手提袋、撲克牌、及手提無線電上，使這些東西「人格化」所有這一切行為無非表示人們渴望「有所不同」；然而，這些幾乎是留下來的個人個性的最後遺跡了。但是，由於人成了機器，不能自發地經驗生活，他像是代表別人來追求興奮與刺激。
如果人能藉著自發性活動，來實現他自己，並使自己與世界，建立關係，他便不再是一個孤獨的微塵了。他與世界化成為一個有組織的整體的一部分；他有其適當的地位，因而，他對自己及生命意義的懷疑，也一掃而空。
如果人能藉著自發性活動，來實現他自己，並使自己與世界，建立關係，他便不再是一個孤獨的微塵了。他與世界化成為一個有組織的整體的一部分；他有其適當的地位，因而，他對自己及生命意義的懷疑，也一掃而空。他發現自己是活潑而有創造性個人，也體驗到，生命只有一個意義，那就是自發自動地生活。
如果個人克服了對於自己及對於他在生命中之地位的懷疑，如果他在自發的生活過程中與世界合為一體的話，他便獲得了力量與安全。但是，這種安全感與個人未獲得自由前的那種安全感不同。這種新的安全感不是依靠個人從外界較高權力所得之保護；也不是除去生命中悲劇成份的那種安全。
這種新的安全感是動態的；它不是依靠保護，而是以人的自發活動為根本。這種安全感是人從事自發活動而得到的這種安全惟有自由才能給予，這種自由不需要幻覺，因為它消除了需要幻覺的那些條件。
就實現自我而言，這種積極性的自由意味著，充分地肯定個人的獨有特點。人雖然是生而平等，但卻也是生而有所不同的。此種差異的本質就是人生而具有的，在心理及智力的本能，他們依賴著這種本能來開始生活，以後他們所遇到的許許多多特殊環境及經驗，還會影響到這種本能。每個人的人格的本質就如同兩件東西，是絕少相同的。
自我的真正發展，永遠是依照此一將有的本質而發展的；這是一種有機的成長，是因人而殊的核心的展開。相反地，機械行為的發展則不是一種有機的成長。個人的本質的成長受到了阻礙，硬把虛偽的自我加到自我的上面——換言之，就是接受外在思考及感覺模式。
惟有在極端尊重他人及我們自己的特性的情況下，有機的成長才是可能的。這種對自我的獨有特性的尊敬與培養，乃是人類文化的最有價值的成就，而現在，就是這種成就處於危險之中。
惟有在極端尊重他人及我們自己的特性的情況下，有機的成長才是可能的。這種對自我的獨有特性的尊敬與培養，乃是人類文化的最有價值的成就，而現在，就是這種成就處於危險之中。
卡倫 · 霍妮《我們時代的神經症人格》（節選）
《我們時代的神經症人格》（The Neurotic Personality of our Time）
出版時間：2011年5月
出版社：譯林出版社
作者：卡倫 · 霍妮
譯者：馮川
在我們的文化中，地位和財產的繼承無疑具有重要的作用。但如果權力、名望和財富必須通過個人自己的努力去獲得，那麼個人就不得不進入與他人的競爭。
這種競爭以經濟為中心，輻射到所有一切活動之中，並滲透到愛情、社會關係和遊戲之中。因此，在我們的文化中，競爭無疑是每個人都必須面對的一個問題，無怪乎我們發現它在神經症病人內心的衝突中始終佔據著一個核心的地位。
在我們的文化中，病態的競爭在三個方面不同於正常的競爭。首先，神經症病人老是不停地拿自己與他人衡量，甚至即使在不需要作這種衡量的情況下也是如此。儘管努力超過他人乃是一切競爭的本質，神經症病人卻過分喜歡拿自己與那些根本不可能成為自己潛在的競爭對手的人，與那些和自己沒有共同競爭目標的人衡量並比較。
他會不加分辨地把諸如誰最聰明，誰最有吸引力，誰最受公眾觀迎這樣的問題應用到任何一個人身上去。他對於人生的感受，可以與一個騎手在賽馬中對生活的感受相比較。對他來說，只有一件事是重要的，這就是能否超過其他人。
這種態度必然會使得他對任何事業都喪失真正的興趣。他真正關心的問題並不是他所做的事情的內容，而是通過這件事他可能得到什麼樣的成功和名望。神經症病人可能意識到自己愛與他人比較的態度，也可能只是機械地這樣做而沒有意識到自己的所作所為。不過，他很難充分意識到這種態度在他身上發揮的影響和作用。
病態競爭與正常競爭的第二點不同是：神經症病人的野心不僅是要比他人取得更大的成就，而且是要使自己顯得獨一無二，卓爾不群；與此同時，他可能認為自己的目標比較起來總是最高的目標。他可能完全意識到自己正被這種無情的野心所驅使，但也往往不是完全壓抑了這種野心，就是部分地掩蓋了這一野心。
在後一種情形下，他可能相信，他所關心的並不是成功，而只是他正在從事的事業；他也可能相信，他並不想在舞台的中央接受觀眾的喝彩，而只想在幕後做些打雜的工作。他也可能承認他過去的確一度很有野心，但那是在他一生中的某一個時期。
那時候，他雖然是一個小男孩，卻幻想有朝一日成為基督或成為第二個拿破侖，幻想把整個世界從戰爭中拯救出來。或者，她雖然還只是一個小女孩，卻希望有朝一日嫁給威爾士親王。
但神經症病人會宣佈說，自從那時候以後，他的野心就完全消逝得無影無蹤了。他甚至可能抱怨說他現在是這樣地缺乏野心，以致他簡直希望能夠再有一點過去的野心。
而如果他完全壓抑了自己的野心，他就很可能堅信，他本人與野心完全無緣。只有當某些保護性的岩層在心理分析醫生的發掘下發生鬆動以後，他才會回憶起自己曾經有過一些宏偉誇張的幻想，或者有過一些在頭腦中一閃而過的念頭。
例如，希望在自己的領域中成為最出類拔萃的人，或者認為自己特別聰明特別漂亮，或者因為自己身邊的某個女人居然會愛上別的人男人而感到十分驚奇，甚至回想起來還十分氣憤並懷恨在心等。
然而，在大多數情形下，由於意識不到野心在自己的反應中具有如此強有力的作用，他都並不認為這些幻想和念頭有什麼特殊的意義。
有時候，這種野心會集中在某一特定的目標上，例如才華、魅力或某些成就、某種德性。但也有一些時候，這種野心並不集中在某一明確的目標上，而是擴散到一個人的所有活動中。他務必要在他所滿足的一切領域中成為出類拔萃的人。
他可能同時希望自己既是一個了不起的發明家，又是一個名聲顯赫的醫生，又是一個無與倫比的音樂家。如果她是一個女人，她可能不僅希望自己在自己特定的工作領域中名列前茅，同時還希望自己是一個完美的家庭主婦和最善於打扮、穿戴入時的女人。
這種類型的青少年可能發現自己很難選擇自己的職業或投身於任何一種生涯，因為選擇一種即意味著放棄另一種，或至少是部分地放棄自己最喜愛的興趣和愛好。因為對大多數人來說，要同時精通建築、外科手術和小提琴演奏的確可謂困難重重。
這些青少年也可能抱著許多過分不切實際的空想和希望開始自己的工作。他們希望自己繪畫象倫勃朗一樣好，寫劇本象莎士比亞一樣好。如果剛開始在實驗室工作，他們就希望能準確無誤地計算血球數目。
由於他們過分龐大的野心使他們抱有太多不切實際的空想，所以他們根本不能實現自己的目標，因此很容易心灰意冷，很快就放棄了自己原來的努力而開始另起爐灶。許多天賦極好的人就這樣分散了自己一生的精力。
他們的確有在各個領域中取得某種成就的巨大潛能，但由於興趣太廣野心太大，所以在所有這些領域中，他們都不可能始終如一地追求任何一個目標。到頭來他們一事無成，白白地浪費了自己很好的才能。
無論能否意識到自己的野心，他們對野心所遭到的任何挫折卻總是十分敏感。如果不能滿足自己很高的希望，那麼即使是成功也會使他們感到失望。例如，一篇科學論文或專著所取得的成功，如果不能一鳴驚人，引起轟動，而僅僅產生了一點有限的影響，就仍然會使他感到失望。
這種類型的人在通過了一場困難的考試後，可能因為他人也同樣通過了這一考試而認為這算不上什麼成功。這種總是傾向於失望的態度，是這種類型的人為什麼不能享受成功歡樂的原因之一。至於其它的原因，我將在後面加以討論。自然，他們對任何批評也都極其敏感。
許多這樣的人在寫了第一本書或畫了第一幅畫以後，就再也寫不出書，或再也畫不出畫來了，因為即使是溫和的批評也已經足以使他們心灰意懶，深感失望。
許多潛在的神經症病人，都是在遭到上司的批評或遭致失敗的時候，顯示出最初的症狀來的，儘管這些批評或失敗本身算不了什麼，而且無論如何也不足以造成如此大的精神障礙。
病態競爭與正常競爭的第三點不同，是神經症病人這些野心中隱藏的敵意，即他那種「只有我才應該是最美麗、最能幹、最成功的人」的態度。當然，在任何一種緊張的競爭中，都必然包含著敵意，因為一個競爭者的勝利即意味著另一個競爭者的失敗。
事實上，在個人主義的文化中，存在著這樣多具有破壞性的競爭，以致作為一種孤立的特徵，我們甚至不敢說它具有病態性質。它幾乎可以說是一種文化模式。
但是，在神經症病人身上，競爭的破壞性方面總是比建設性方面更強大；對他來說，看見他人失敗比自己獲得成功要更加重要。更確切地說，具有病態野心的人的所作所為，就好象對他說來，擊敗別人比自己取得成功更重要。
雖然實際上，他自己的成功對他說來乃是最重要的事情，但由於他對成功有強烈的抑制傾向──這一點我們將在後面看到──所以唯一向他開放的路徑乃是成為優勝者，或至少感覺到比他人優越。而這就意味著擠垮他人，使他人降低到自己的水平，或乾脆踩在自己腳下。
在我們的文化背景上展開的競爭中，損人利己，打垮競爭者以提高自己的地位或榮譽，或設法扼制一個潛在的競爭對手，這一切往往不過是一種權宜之計。然而，神經症患者卻受一種盲目的、不可遏制的和不區分對象的衝動所驅使，拼命地去詆毀他人。
他甚至可能明知他人不會對自己有任何實際傷害，他人的失敗甚至可能對自己不利，但他仍然拼命地詆毀他人。他的這種感情可以清晰地描述為這樣一種信念──「只有一個人能夠成功」，而這不過是「只有我才應該取得成功」的另一種表達方式。
在他的這些破壞性衝動背後，可能存在著大量緊張的情緒。例如，一個正在寫劇本的人，當聽到他的一個朋友也正在寫劇本時，竟突然陷入到一種盲目的憤怒中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