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讀手記

編輯手記:政治文明都不同,政治評論怎麼會相同?

台灣的知識分子,可以兼具社會運動者和立法委員的雙重身份,可以自由發言。作為一個生長在大陸的媒體人,面對這樣的真實個案,我羨慕,更為大陸的環境感到屈辱。


【編者按】大陸生長的作者,與台灣編輯討論評論文章寫法、選題時,直接感受到兩地差異。感概政治文明不同,政治評論怎麼會相同。他羨慕的,不只是台灣的民主環境,更是這種制度保障下的言論自由:發表意見不必再恐懼、自我審查;時評政論中不用充滿引起諸多解讀的暗示、隱喻。然而這種畸形的政治語境,現在仍深深影響公共領域的表達方式。

2016年2月19日,國家主席習近平到中央電視台(CCTV)视察。攝:Ma Zhancheng/Xinhua via AP
2016年2月19日,國家主席習近平到中央電視台(CCTV)视察。攝:Ma Zhancheng/Xinhua via AP

在端傳媒觀點頻道,觀測中國的宏觀政治走向是重要主題。

現在觀點頻道總監柏文是台灣人,錦源是香港人,我是大陸(內地)人。

柏文是社會學博士,學養深厚,富有洞見,是台灣公共知識分子界的大V;錦源深諳香港政治與社會變化,對香港發展的脈絡有獨到的梳理。

我們三人之間,常常交流對文章的編輯和讀後意見。我想,這種組合尤其珍貴。似乎在兩岸三地任何其他媒體,都不能享有這樣的閱讀、編輯和寫作體驗——很容易的,它會讓人「精神分裂」,不免今夕何夕。

最直接的體驗,當然是作為其中一人,我經常要在不經意間,去關注原本不會過多關注的議題,如台灣立法院立法委員對本地事件的質詢,香港立法會補選的細節。當然,他們也會因為我的關注重點,而對大陸議題有更多關注……但這並非我最大的收穫。

我最大的收穫,往往來自於他們讀完文章後的細節反饋。由此能夠感受到兩岸三地不同的寫作特點,其中反映的恰恰是寫作文化不同、市場環境不同、政治發展程度不同、公共言論需求不同……我尚沒有系統研究,只能記錄一些我的微妙感受,權當往後的素材。

近日在編一篇分析「傳媒姓黨」的中國政治分析時,總監柏文給出部分評論意見,他說:

似乎中國有些作者很擅長這種「訓詁式」的評論,用領導的微言大義去推敲;之前習核心那篇也一樣。本文結構大致完整成局,資料很翔實,但沒有超越「用資料印證大家已經有的印象」的格局,讀起來比較沒有新意亮點。

總編潔平回覆:

「用領導的微言大義去推敲」適用於中國政治語境,遵循一定規律方法去研究的開創者是現在港大負責中國傳媒研究項目的錢鋼,可以google「錢鋼 語象報告」看看。

我也接著回覆:

觀察中國政治,實際上只有兩種辦法,一種是內部放料,「上面有人」;一種就是根據對中共政治特點的瞭解,通過政治話語去判斷風向。這也是中國政治的特殊之處。

作為列寧主義政黨,中共重視宣傳、迷戀口號、習慣動員,政治表述是政治發展的風向標,通過觀察這些「關鍵」詞彙的誕生、消長與衰亡,可以從中讀出中共政治的發展方向。

與之比附,可以稱為中國版本的克里姆林宮學,從官方出版物、廣播電視、口號宣傳等各個途徑透露出來的領導稱謂、排名、座次、重要的新的政治表述(中共稱為「提法」),研究政治變動的蛛絲馬跡。

不過90年代末,香港中文大學的金觀濤劉青峰展開了一項根據數據庫的《觀念史研究》,給這門「克里姆林宮學」注入了一種新的計量上的方法(錢鋼將其用於中國傳媒與政治研究),現在國內的媒體都在學(注:很多由於對中國政治運轉邏輯和黨史並不瞭解,因此是瞎學)。

以上是我們對話的部分內容。

為避免誤解,我得再解釋一下。金觀濤與劉青峰所研究的,是根據中國政治術語的含義、在報刊雜誌上出現的次數與消長,來重新研究近代思想史的軌跡和變化,並非直接關涉中國當代政治,但這種方法同樣適合於傳媒與中國當下政治的研究。

此前一次,柏文也給我講過他對一些中國政治觀測的閱讀感受。他說這種評論讓人想起的是台灣戒嚴時代的政論——總是要揣摩領導講話的意圖。

柏文學養深厚,當我說到這是中國特有的「克里姆林宮學」的時候,他大笑,原來還有這個說法——我並不驚訝他對於這個術語的陌生。其實不止對台灣人,對大多數民主政體下生活的人來說,克里姆林宮學早就成為歷史,知道不知道,完全對自己理解台灣政治、理解公共政策沒有任何影響。

但可悲的是,對於當下中國,這仍然適用。

從中國當代歷史上看,這一套技術,香港《明報》最為擅長。現在是著名的「孫嘉業」,「孫嘉業」是筆名,嘉業是《明報》所在的嘉業街。而《明報》最早擅長此道的,則是金庸。

1966年3月1日,金庸在《明報》社評中分析:「林彪久不露面,這次出現,相信也有特殊意義。可以想象,中共內部正在醖釀著一種相當重大的變動。」

文革前夕,北京市委書記處書記鄧拓和他的《燕山夜話》、《三家村札記》遭到批判後,金庸預測這是一場更大的運動即將來臨的信號。

文革爆發前,金庸根據姚文元批《海瑞罷官》,直言「彭真危矣」——表面上批海瑞罷官是在批北京市副市長吳晗,但金庸分析,北京第一書記彭真會「頭疼」,會完蛋。

再比如,在文革期間,林彪如日中天時,金庸發表社論「自來皇帝不喜太子」,預言林彪不會有好下場……

這套技術是觀測中國政治被證明行之有效,當然也是無可奈何的辦法。

儘管金庸精准的政治預測一直為人稱道,但我曾採訪《金庸傳》作者,歷史學家傅國湧先生。當時我問,為何金庸對政治走向的沙盤推演這麼厲害?他一笑,因為人們就記住了那些準確的預測嘛,許多不準確的人們都忘了。

這就是「克里姆林宮學」的嚴重缺陷之一——沒有任何蘇聯觀察者成功的從蘇聯報刊、電視、廣播等任何媒介中,預測出赫魯曉夫的突然下台,當然就更沒有任何人預測出蘇聯的突然解體。

當柏文提出這個疑惑時,作為同事,我未免感到鬱悶。我的鬱悶在於,我們同樣生活在2016年,他關注台灣宏觀政治走向,則完全是另外的生態。那是完全建立在共同享有真實信息之上的理念倡導、方案闡述、見解論證。

不同的作者,從研究生到立法委員,從學院派到社運人士,都在為端傳媒寫稿,他們見解各異,或左或右,但從來無需猜測執政黨意圖——他們甚至直接來自執政黨。

而關注中國宏觀政治走向,卻總是在「猜」。

這種複雜感受在一下午的例會中愈加明顯。例會中,柏文談到台灣選題,他說下周會請台灣民進黨的新科立委蔡培慧為端傳媒寫一篇文章——我之前並不知道此人。事後我Google了蔡培慧,才知道她本是世新大學社會發展研究所助理教授,擔任台灣農村陣線發言人,過去積極參與社會運動。

而前兩天,她首度站上立院質詢台,便是從過去積極關注的大埔事件出發,要求行政院長張善政依2014年法院徵收違法的判決,返還農民土地。

那一刻,我所遭遇的複雜而屈辱的體驗,完全來自於這位新科立委的身份變換——她是助理教授,出身學院。她參加社會運動,為自己所相信的理念去倡導呼籲,將理念轉化為行動。她是農村陣線發言人,關注農村、農民、土地的公平議題,她站在「窮苦百姓」一邊,是一個徹底的左派。

而如今她站在立法院的質詢台,以民進黨新科立法委員的身份,質詢行政院長和內政部長,考慮到民進黨很快就將成為執政黨——她也不會是在野黨的立委,而成為「建制」的一部分。很快,她又會給端傳媒寫一篇文章,同時是一個可以自由發言的作家和評論人。

我能想象嗎?在大陸也有這樣一個多重身份的人?我轉頭聯想,如果是在大陸,一位作家會因為出一本歷史書得了國際獎項而無法出國,一位社會運動者會因為呼籲並踐行自己的理念而很快被關進監獄,一位學者會因為開辦讀書會而被學校處分乃至被迫辭職,一位人大代表則絕不會在任何市場化媒體公開發表文章闡釋政見……而在對岸,一個人可以結合如此多重的身份。

這是怎樣的一種體驗呢?在我這裏,觀察大陸政治、質疑公共政策、評論國際關係,關注法律維權事件的作者,很多時候連真名都不敢署。只是文字,只是記錄事實,只是表達觀點而已,已到這種境地,何況行動呢。

很多次,一些作者對我說,不知道寫這些東西有什麼用?既改變不了現實,也影響不了該看到的讀者,甚至,連真名都不敢署一個,很容易讓人陷入虛無。

那時候我只能回答,你的洞見與觀察,至少能給這個時代留一份真實的底稿,一份最後的體面。百年之後,塵歸塵,土歸土,後世史家翻閱這個時代,辨偽淘沙,以清穢史時,還可以有所憑借。這幾乎是我能想到的,當下記錄者和觀察家的全部意義了。

那位轉行去當人生贏家的作者好友聽完我的話,說,「這就是你還在這一行的原因啊。」

但我還能堅持這種生活多久呢,我不知道。需知人活一世,無非是追尋快樂(happiness)和追尋意義(meaning)。很大程度上,人可以不快樂,但不能沒有意義。

而選擇做一個媒體人,很自然地與快樂無緣,而全然在於意義追尋——當有一天,這種意義追尋本身,也喪失了任何意義時,作為個人還有什麼理由去堅持呢?

當然,這就扯遠了。我只是在說,在這種政治文明差距如此之大的對比下,兩地的政治觀察與分析,自然是兩種風格。政論家、觀察者需要掌握的,自然是不同的技術了。相比之下,香港事關本土的政治分析,也與台灣比較接近,但這也是後話了。

總之,政治文明都不同,政治評論怎麼會相同呢。

記者簡介:

我出生那一年,蘇聯突然消失了。後來我知道,沒人預言到它的崩塌。我出生的重慶,曾有漫天導彈,來自東洋。也有高炮對射,來自互鬥的巴人。幼時的文學啟蒙導師,是1957年的右派和1966年的黑幫。在薄熙來主政重慶的2007﹣2012年間,終於逐漸看清歷史不散的幽靈。如果沒有這些,我應該會按照少年時的想法,一直在文學上努力下去。

編讀手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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