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辑手记：政治文明都不同，政治评论怎么会相同？

【编者按】大陆生长的作者，与台湾编辑讨论评论文章写法、选题时，直接感受到两地差异。感概政治文明不同，政治评论怎么会相同。他羡慕的，不只是台湾的民主环境，更是这种制度保障下的言论自由：发表意见不必再恐惧、自我审查；时评政论中不用充满引起诸多解读的暗示、隐喻。然而这种畸形的政治语境，现在仍深深影响公共领域的表达方式。

在端传媒观点频道，观测中国的宏观政治走向是重要主题。

现在观点频道总监柏文是台湾人，锦源是香港人，我是大陆（内地）人。

柏文是社会学博士，学养深厚，富有洞见，是台湾公共知识分子界的大V；锦源深谙香港政治与社会变化，对香港发展的脉络有独到的梳理。

我们三人之间，常常交流对文章的编辑和读后意见。我想，这种组合尤其珍贵。似乎在两岸三地任何其他媒体，都不能享有这样的阅读、编辑和写作体验——很容易的，它会让人“精神分裂”，不免今夕何夕。

最直接的体验，当然是作为其中一人，我经常要在不经意间，去关注原本不会过多关注的议题，如台湾立法院立法委员对本地事件的质询，香港立法会补选的细节。当然，他们也会因为我的关注重点，而对大陆议题有更多关注……但这并非我最大的收获。

我最大的收获，往往来自于他们读完文章后的细节反馈。由此能够感受到两岸三地不同的写作特点，其中反映的恰恰是写作文化不同、市场环境不同、政治发展程度不同、公共言论需求不同……我尚没有系统研究，只能记录一些我的微妙感受，权当往后的素材。

近日在编一篇分析“传媒姓党”的中国政治分析时，总监柏文给出部分评论意见，他说：

似乎中国有些作者很擅长这种“训诂式”的评论，用领导的微言大义去推敲；之前习核心那篇也一样。本文结构大致完整成局，资料很翔实，但没有超越“用资料印证大家已经有的印象”的格局，读起来比较没有新意亮点。

总编洁平回复：

“用领导的微言大义去推敲”适用于中国政治语境，遵循一定规律方法去研究的开创者是现在港大负责中国传媒研究项目的钱钢，可以google“钱钢 语象报告”看看。

我也接着回复：

观察中国政治，实际上只有两种办法，一种是内部放料，“上面有人”；一种就是根据对中共政治特点的了解，通过政治话语去判断风向。这也是中国政治的特殊之处。

作为列宁主义政党，中共重视宣传、迷恋口号、习惯动员，政治表述是政治发展的风向标，通过观察这些“关键”词汇的诞生、消长与衰亡，可以从中读出中共政治的发展方向。

与之比附，可以称为中国版本的克里姆林宫学，从官方出版物、广播电视、口号宣传等各个途径透露出来的领导称谓、排名、座次、重要的新的政治表述（中共称为“提法”），研究政治变动的蛛丝马迹。

不过90年代末，香港中文大学的金观涛刘青峰展开了一项根据数据库的《观念史研究》，给这门“克里姆林宫学”注入了一种新的计量上的方法（钱钢将其用于中国传媒与政治研究），现在国内的媒体都在学（注：很多由于对中国政治运转逻辑和党史并不了解，因此是瞎学）。

以上是我们对话的部分内容。

为避免误解，我得再解释一下。金观涛与刘青峰所研究的，是根据中国政治术语的含义、在报刊杂志上出现的次数与消长，来重新研究近代思想史的轨迹和变化，并非直接关涉中国当代政治，但这种方法同样适合于传媒与中国当下政治的研究。

此前一次，柏文也给我讲过他对一些中国政治观测的阅读感受。他说这种评论让人想起的是台湾戒严时代的政论——总是要揣摩领导讲话的意图。

柏文学养深厚，当我说到这是中国特有的“克里姆林宫学”的时候，他大笑，原来还有这个说法——我并不惊讶他对于这个术语的陌生。其实不止对台湾人，对大多数民主政体下生活的人来说，克里姆林宫学早就成为历史，知道不知道，完全对自己理解台湾政治、理解公共政策没有任何影响。

但可悲的是，对于当下中国，这仍然适用。

从中国当代历史上看，这一套技术，香港《明报》最为擅长。现在是著名的“孙嘉业”，“孙嘉业”是笔名，嘉业是《明报》所在的嘉业街。而《明报》最早擅长此道的，则是金庸。

1966年3月1日，金庸在《明报》社评中分析：“林彪久不露面，这次出现，相信也有特殊意义。可以想象，中共内部正在酝酿着一种相当重大的变动。”

文革前夕，北京市委书记处书记邓拓和他的《燕山夜话》、《三家村札记》遭到批判后，金庸预测这是一场更大的运动即将来临的信号。

文革爆发前，金庸根据姚文元批《海瑞罢官》，直言“彭真危矣”——表面上批海瑞罢官是在批北京市副市长吴晗，但金庸分析，北京第一书记彭真会“头疼”，会完蛋。

再比如，在文革期间，林彪如日中天时，金庸发表社论“自来皇帝不喜太子”，预言林彪不会有好下场……

这套技术是观测中国政治被证明行之有效，当然也是无可奈何的办法。

尽管金庸精准的政治预测一直为人称道，但我曾采访《金庸传》作者，历史学家傅国涌先生。当时我问，为何金庸对政治走向的沙盘推演这么厉害？他一笑，因为人们就记住了那些准确的预测嘛，许多不准确的人们都忘了。

这就是“克里姆林宫学”的严重缺陷之一——没有任何苏联观察者成功的从苏联报刊、电视、广播等任何媒介中，预测出赫鲁晓夫的突然下台，当然就更没有任何人预测出苏联的突然解体。

当柏文提出这个疑惑时，作为同事，我未免感到郁闷。我的郁闷在于，我们同样生活在2016年，他关注台湾宏观政治走向，则完全是另外的生态。那是完全建立在共同享有真实信息之上的理念倡导、方案阐述、见解论证。

不同的作者，从研究生到立法委员，从学院派到社运人士，都在为端传媒写稿，他们见解各异，或左或右，但从来无需猜测执政党意图——他们甚至直接来自执政党。

而关注中国宏观政治走向，却总是在“猜”。

这种复杂感受在一下午的例会中愈加明显。例会中，柏文谈到台湾选题，他说下周会请台湾民进党的新科立委蔡培慧为端传媒写一篇文章——我之前并不知道此人。事后我Google了蔡培慧，才知道她本是世新大学社会发展研究所助理教授，担任台湾农村阵线发言人，过去积极参与社会运动。

而前两天，她首度站上立院质询台，便是从过去积极关注的大埔事件出发，要求行政院长张善政依2014年法院征收违法的判决，返还农民土地。

那一刻，我所遭遇的复杂而屈辱的体验，完全来自于这位新科立委的身份变换——她是助理教授，出身学院。她参加社会运动，为自己所相信的理念去倡导呼吁，将理念转化为行动。她是农村阵线发言人，关注农村、农民、土地的公平议题，她站在“穷苦百姓”一边，是一个彻底的左派。

而如今她站在立法院的质询台，以民进党新科立法委员的身份，质询行政院长和内政部长，考虑到民进党很快就将成为执政党——她也不会是在野党的立委，而成为“建制”的一部分。很快，她又会给端传媒写一篇文章，同时是一个可以自由发言的作家和评论人。

我能想象吗？在大陆也有这样一个多重身份的人？我转头联想，如果是在大陆，一位作家会因为出一本历史书得了国际奖项而无法出国，一位社会运动者会因为呼吁并践行自己的理念而很快被关进监狱，一位学者会因为开办读书会而被学校处分乃至被迫辞职，一位人大代表则绝不会在任何市场化媒体公开发表文章阐释政见……而在对岸，一个人可以结合如此多重的身份。

这是怎样的一种体验呢？在我这里，观察大陆政治、质疑公共政策、评论国际关系，关注法律维权事件的作者，很多时候连真名都不敢署。只是文字，只是记录事实，只是表达观点而已，已到这种境地，何况行动呢。

很多次，一些作者对我说，不知道写这些东西有什么用？既改变不了现实，也影响不了该看到的读者，甚至，连真名都不敢署一个，很容易让人陷入虚无。

那时候我只能回答，你的洞见与观察，至少能给这个时代留一份真实的底稿，一份最后的体面。百年之后，尘归尘，土归土，后世史家翻阅这个时代，辨伪淘沙，以清秽史时，还可以有所凭借。这几乎是我能想到的，当下记录者和观察家的全部意义了。

那位转行去当人生赢家的作者好友听完我的话，说，“这就是你还在这一行的原因啊。”

但我还能坚持这种生活多久呢，我不知道。需知人活一世，无非是追寻快乐（happiness）和追寻意义（meaning）。很大程度上，人可以不快乐，但不能没有意义。

而选择做一个媒体人，很自然地与快乐无缘，而全然在于意义追寻——当有一天，这种意义追寻本身，也丧失了任何意义时，作为个人还有什么理由去坚持呢？

当然，这就扯远了。我只是在说，在这种政治文明差距如此之大的对比下，两地的政治观察与分析，自然是两种风格。政论家、观察者需要掌握的，自然是不同的技术了。相比之下，香港事关本土的政治分析，也与台湾比较接近，但这也是后话了。

总之，政治文明都不同，政治评论怎么会相同呢。

记者简介：

我出生那一年，苏联突然消失了。后来我知道，没人预言到它的崩塌。我出生的重庆，曾有漫天导弹，来自东洋。也有高炮对射，来自互斗的巴人。幼时的文学启蒙导师，是1957年的右派和1966年的黑帮。在薄熙来主政重庆的2007﹣2012年间，终于逐渐看清历史不散的幽灵。如果没有这些，我应该会按照少年时的想法，一直在文学上努力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