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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舵:中國企業家的自我救贖

中國企業家們不但不能再「不談政治」,正相反,我們亟需大談特談這些政治,這些極為關鍵的政治常識。


復星集團董事長郭廣昌。攝:STR / AFP
復星集團董事長郭廣昌。攝:STR / AFP

如何談論中國企業家,是一個令人尷尬的話題。一方面,他們推動中國社會財富的增長;另一方面,他們也是互聯網上仇富浪潮的對象。一方面,他們甚至被寄予用經濟發展推動政治改革、法治實現的期望;另一方面,他們被普遍認為具有商業的「原罪」,和體制關係曖昧不明,甚至助紂為虐。

而最近兩年來,由於中國政治收緊,前路更加撲朔迷離,中國企業家的地位則更顯尷尬:

去年末,復星集團掌門人郭廣昌的「失聯」引發中國企業家一片哀鳴,幾篇網文極具衝擊力——

《中國企業家不是在監獄,就是在通往監獄的途中》,內容一望便知;

《徐明的羞處》,作者是著名企業家馮侖,說的是與薄熙來的企業家「密友」徐明秘而不宣、絕對不透明的被捕、關押和死亡,讓企業家們一面哀歎着自身的「軟骨病」,一面止不住地心驚膽寒、人人自危;

《郭廣昌學了半輩子的巴菲特,最後還是成了胡雪岩》,說郭廣昌信誓旦旦學巴菲特絕不行賄,並對中國改革給予高度評價,最終還是隻能走官商勾結的胡雪岩之路;

《徐明、郭廣昌、馮侖患了同一種病》,直指中國企業家們怨婦式的軟骨病應由他們自己負責。

對最後這篇文章,我曾發了幾句評論:

三年前一次餐後,我對企業家王瑛說,「走遍全世界,也看不見像中國企業家這樣沒有骨氣的群體」。後來的事大家都知道了,王瑛憤而退出「不談政治」的企業家俱樂部「正和島」,並且差點和既談政治又幹政治,結果進了監獄(2013年)的企業家王功權同樣下場。

此後,中國企業家更加不談政治,也更加怨婦遍地。「忍」或「反」無疑都不是路,那麼路究竟在哪裏?

正路當然是推動法治,但不要「中國特色」的法治

中共十八屆四中全會後,法治,「把權力關進制度的籠子」大致可以說已經成為中國各界精英的共識;要解決當前積重難返的種種亂象——包括前述企業家們的「軟骨病」、氾濫全社會的普遍腐敗,以及人人沒有安全感的社會恐懼症在內——非大力推行法治不可,這已經無需爭辯。

「人人沒有安全感」並非誇大之詞,不行賄就辦不成事的社會生態不但腐蝕了官場,更敗壞了整個社會,讓幾乎每個人都有罪案在身,「反腐」隨時可以反到每個人頭上——包括退休官員及其子女在內。可以說,「安全需求」已經成為解決了温飽問題之後,國人最殷切的需求。法治為什麼會應運而生?不是什麼人忽然大發慈悲了,是人的需求層次提升了,新需求在呼喚新公共產品的供給。

問題是,什麼是法治?如何達到法治(有需求不等於必定有供給,得有人去生產、會生產才行)?這兩個核心問題,一個都沒解決。

什麼是法治,原本並不複雜,各個法治先行國家早有成熟的先例可循,那無非就是rule of law,正義良法高於每個人,高於無論是一個人、少數人、多數人,高於一切組織機構包括政黨(需要特別注意的是,「正義良法高於多數人」也就意味着法治高於民主、先於民主)。

法治就是自由憲政、議會政治、權力制衡、人權保障。這些成功先例逐漸普及到全世界,就成為認同其價值的那些民族的共識,有人有點誇大地把這些局部共識稱之為「普世價值」,意思不過是說,只要有了足夠的知識和自由選擇權,凡正常人早晚都會選擇這些價值。

教條主義知識分子喜歡執着於字眼,專門在概念上兜圈子,他們抓住「普世價值不普世」的事實大做文章,質疑明明有幾乎半個世界不認同這些價值,談何「普世」?其實他們醉翁之意不在酒,真正反對的是這些價值本身。他們鍾情於和這些價值正相反、和改革開放以後的新價值正相反的,「極左」舊意識形態所宣揚的價值:階級鬥爭無產階級專政、一黨專制、國有經濟、等級特權,等等。

時至今日,除了極少數極端守舊分子之外,他們當中的多數人其實知道,這些舊價值已經千瘡百孔,甚至臭名昭著,於是不得不步步後退,祭出一面新旗幟叫作「中國特色」。

「中國特色」源出於「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這是中共十三大前後,黨內改革派為了抵禦極左守舊勢力的進攻,而發明出來的權宜之計。它在理論迷霧底下,傳達出的真實信息有兩條:

第一,黨內改革派絕不會放棄共產黨的領導,只要保證了這一條就是社會主義;第二,和公認的社會主義理論明顯不符的所有東西,都是「中國特色」,是中共的獨特創新,無損於社會主義的實質。

這套說辭當然不能服人,於是鄧小平發話了:不爭論,把經濟搞上去再說,「不爭論是我的一大發明」。

時過境遷,六四之後,改革派潰散,保守派奪位,現在集合在「中國特色」旗幟下的隊伍早已發生質變,「黃鐘譭棄,瓦釜雷鳴」,變成了三股勢力的合流:

反對改革開放的極左派;「緊跟」官方陳腐意識形態的吹鼓手和既得利益權貴分子;以及——千萬別忘記了——在「標準答案」教育體系下養育成的,「黨說啥就信啥」的平庸多數。

這支隊伍充分利用了「中國特色」的主要特色——自相矛盾、含糊不清,加上「辯證法」歷來鼓吹矛盾是大好事,於是,原本按照「普世」標準一清二楚的不管什麼問題,一遇到「中國特色」,就變得複雜無比、混沌一團,是非難分真偽莫辨。

比如法治,全地球人都知道它和憲政是一碼事,在「中國模式」裏卻變成荒誕之極的「不講憲政」;這還不算,更有等而下之的「堅持階級鬥爭無產階級專政不輸理」——也確實不輸理,《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不是明文規定了「人民民主專政」麼?

於是有人說,見過精神分裂的,沒見過把精神分裂寫在黨綱和憲法裏的。這話也許說得過分一點,但也不是毫無理由。

這個精神分裂症不治療,難免令人質問:官方所謂的「法治」,會不會根本是「依法治國」(rule by law) ,有權有勢者專門拿法律管制老百姓,而自己不受約束任意橫行。看看浦志強案,以及不時冒出來的其它政治案件,這種擔心顯然不是多餘。

改革的內在邏輯就是非驢非馬,「精神分裂」

什麼是中國的「精神分裂」,這需要合理解釋。

首先——對不起了,中國改革的「精神分裂」確有其存在的理由。本人歷來不憚於為改革開放辯護,今天依然辯護一次:

「精神分裂」或者說自相矛盾、非驢非馬、新舊夾雜,原本就是改革的內在邏輯。要想堅持演繹邏輯式的純粹理性就不會有什麼改革,只能去迅速革命。睜大雙眼,看看三十餘年的改革開放,哪一條改革開放措施不是精神分裂式的?

概而言之,所謂「中國道路」、「中國模式」,無非就是共產黨領導下的資本主義,這是讓全世界每一個理性人想破腦袋也想不明白的一具怪胎,沒有任何科學理性可言。然而,它居然不但生下來、活下來並且看樣子還會繼續活下去。

沒錯,所謂「中國模式」是當今全世界的頭號大謎,誰都看不懂。

於是,整個世界隨之精神分裂,有人說中國模式將超越西方模式;有人說中國模式是劇毒病毒,早晚會害死全世界;有人說中國模式長久不了,終究要崩潰。這也就罷了,還有俄羅斯和烏克蘭問題,歐盟和希臘問題,尤其是中東和恐怖主義問題,……等等等等,全世界現在處處着火,二戰後建立的世界秩序眼見得維持不住了。

確實,這是一個最好的時代,這是一個最壞的時代。經歷過毛澤東時代的中國人如果不是過於健忘的話,不會認為如今的中國是最壞的時代。任何人耳聞目睹中國當前的無數亂象,如果還有起碼認知力的話,也絕不會認為今天的中國是最好的時代——

去北京逛逛,往肺裏灌幾天pm2.5濃度超過1000甚至2000的霧霾,誰要是還能為「中國模式」大唱讚歌,那簡直就是喪盡天良。

「精神分裂」應往何處去?

但精神分裂終究是種病,和健康人的「糾結」、「兩難選擇」不能等量齊觀;階級鬥爭、無產階級專政和法治水火不容,有如「方的圓、圓的方」,和現實最優的多元混合制度不能等量齊觀;價值衝突和邏輯矛盾也不能等量齊觀(詳細說明恕本文不能提供了)。

是病就該想辦法治,不應該把楊梅瘡自我美化成豔若桃李;當年不得不採取的權宜之計,現在已經惡變成繼續深化改革的絆腳石,很難再這麼繼續敷衍下去。

以下兩項基本認知是治病之始:

第一,如果「中國模式」如其鼓吹者所說,是一種成熟的樣板,已經定型、無需大改,甚至達到了制度優越頂峰的話,那麼所謂「中國模式」不過是自我誇大狂的舊病復發,一種降格縮水了的「共產主義宏偉理想」的廉價替代品。

幸好,中共最高決策層仍然認定,必須繼續改革開放才有生路,並且是「全面深化」的改革,「敢啃硬骨頭」式的、「傷筋動骨」的、不怕觸犯既得利益的改革。這已經足夠說明,「中國模式」的鼓吹者,確實是站在要改革的中共黨中央對立面的極左保守勢力。

第二,改革往哪裏改?當然是往現代社會改,這也就意味着,中國的前途命運繫於全方位、多層次的現代化之上,其中當然包括政治現代化。而政治現代化通稱為「民主化」,這民主是自由民主,是法治在先、以法治為基礎和前提的民主,不是什麼「推翻專制制度,然後一人一票投票普選」式的激進民粹民主——

道理非常簡單,自由憲政、議會政治、權力制衡、人權保障等等政治制度和法律至上的文化習慣,都不可能從這種民粹民主當中產生——只需要想想司法獨立需要具備多少苛刻的前提條件就夠了。

這就回到了本文開頭的主題:法治是當務之急,第一是法治、第二是法治、第三還是法治!問題是,我們歷史上從來沒有過法治,1949年之後(1978年以前)乾脆就是和法治對着幹,我們如何才能有法治?

這個問題太大,本文無法完全討論,那麼我們首先應該問問自己:靠誰來推進法治?

英國歷史的啟示:財產、組織和權利意識

歷史啟示我們,法治、自由憲政是英國出品,是不存在毫無監督約束的最高權力的封建分封制度之下,王權、貴族、基督教會、自由自治城市市民(所謂「資產階級」)等有財產、有組織、有權利意識的社會政治力量,多元博弈的結果。它既不是革命締造的,也和民主(多數決定民主)無關,和無財產的底層民眾(無產階級)無關。

因此,有財產、有組織、有權利意識這三大要件必不可少 。

「有財產」很重要,「有恆產者有恆心」,「恆心」是指會期待穩定可預期的秩序、制度,會需要安全和社會誠信。這些需求得到滿足,才能做出個人和社會的長遠規劃,才能防止無序的革命動盪。「有組織」,才能產生有序、可協調的利益訴求和交換,才能避免暴力無序的利益衝突。「有權利意識」,才能催生有效保障人權自由權的制度,避免落入專制秩序的陷阱。

至於具體是哪些政治社會力量,在推動這一進程並不重要——可能是政治家,是知識分子、專業人士,是企業家,是法律界人士,也可能是普通市民或工人農民。

改革開放三十餘年最大的成績,是讓絕大多數中國人成為了有產者,第一項條件具備了;現在仍然缺乏的是第二、第三項。

第二項是社會條件,也就是所謂「公民社會培育」,各種民間自組織自願團體的發育;第三項是主觀條件,亦即「公民教育」的普及、「公民文化」的養成。在這兩項當中,第二項也有明顯的進步,企業傢俱樂部「正和島」,不就是公民社會的一部分嗎?最落後的是第三項,應該承認,「不談政治」在其中起了很壞的作用。

企業家應該如何「談政治」?

我們首先要體諒中國企業家的苦處、難處。媒體上,企業家們被作為「當代英雄」、成功人士大肆吹捧,無數少男少女像追星一樣追捧他們,然而私下裏完全不是這麼一回事。

一位企業家朋友告訴我,一次他們幾個企業家請幾位官員吃飯,一言不合,一位科長級官員惡狠狠地對他說,「我一句話就可以讓你死,你信不信?」——請注意,不過是「蒼蠅大」的區區科長而已,就敢如此猖狂放肆,而企業家們除了低頭服軟、打掉牙和血吞之外別無選擇。

這就是中國企業家們身處的典型社會生態:「人為刀俎我為魚肉」,他們不過是權力砧板上,任人宰割的廚料罷了。久而久之,企業家們見怪不怪,其中還有點血性的企業家也不過是敢怒而不敢言,大多數恐怕連怒都沒有了,只剩下怨,私下裏抱怨抱怨,過過嘴癮而已,王功權、王瑛之輩誠屬鳳毛麟角。可悲嗎?可憐嗎?可恥嗎?可怕嗎?隨你怎麼想,總而言之,這就是目前中國「鐵一般」的現實。

中國企業家夠倒黴了,可還有數不清的「極左」知識分子,鼓動蠢蠢欲動的毛粉民粹勢力大肆醜化他們,揪住他們的所謂「原罪」大做文章。其中的潛台詞無非是:再來一次共產革命,重新「打土豪分田地」。如果官方意識形態至今還在大吹大擂的「共產主義信仰」,並非其真實意思(想必不是),那就應該及早徹底澄清,否則就不要責怪中國企業家以及越來越多的中產階級「用腳投票」,移民國外了。

論及「原罪」,什麼是原罪?是強姦犯有罪,還是被強姦的女性有罪?

以此可見,我們這個了不起的「中國模式」已經黑白顛倒、是非混淆到什麼地步,而企業家還準備沉默到何時、「不談政治」到何時?「不談政治」似乎很有正當理由:政治是政治家的事,企業家把企業辦好就是盡到了社會責任,不應該越俎代庖,去犁他人之田。

這種說法混淆了職業政治和公民責任。每個人都有多重社會角色:在家是父母子女,在職場是教師、企業家、工人農民,在劇場裏是演員或觀眾……但在現代社會裏,每個人都是公民,都享有公民權利同時要履行公民義務——這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裏也是白紙黑字寫明瞭的;這也是政治,非常重要的政治。

我們那些被萬眾追捧的偉大企業家,難道不懂這些最起碼的現代文明常識,思想意識還停留在只有臣民,沒有公民的皇權專制時代不成?

自由不是什麼「天賦人權」,天並不如此偏愛我們人類;自由是一代又一代的自由先驅先烈艱苦卓絕、犧牲奮鬥才得來的寶貴文明財富。如果你不去爭取自由,那你要麼是專制的幫兇,要麼是搭便車的庸眾。

做庸眾也許沒什麼可譴責的——畢竟任何時代庸眾都是大多數,但也確實不值得上光榮榜。我們許多「精英」們的道德標準實在是太低了一點。

毋庸諱言,在官員權力肆意橫行的體制下談政治是有風險的,然而這風險有那麼恐怖嗎?十八大之後秉政的新領導人真有那麼危險嗎?企業家當真除了繼續當軟體動物,就別無選擇嗎?不可以推選一位會議主席,給他權力叫停過線的、可能惹大麻煩的激進政治言論嗎?中國企業家這麼欠缺政治智慧嗎?也許只不過是自我約束過了頭,「非不能也,是不為也」?

比如,中國企業家為什麼就不能發公開宣言,如「中國企業家堅決不行賄誓言」,首先從自己做起,然後互相監督,大家齊心合力阻斷貪腐的源頭,對索賄的官員堅決說「不」;進而,告發每一個索賄的官員,讓他們都知道索賄的悲慘下場?無疑,指望所有的企業家都這麼做是不現實的,但是,做就比不做好,只要有足夠多的企業家帶頭,中國的官場和商場一定會變得乾淨得多!我一直在擔心,沒有社會力量的配合,中共的強力反腐遲早難以為繼,企業家就這樣隔岸觀火,等着腐敗捲土重來嗎?

「原罪」是這樣獲得救贖的,道歉和懺悔都沒有用。中華民族不是一個以寬恕見長的民族。

務必不要誤會,我並非提倡對抗、鬥爭、仇視、敵我二分的激進「政治」,絕希望企業家們去談這樣的政治;我一貫倡導的漸進民主「公民文化」,恰恰是這種激進革命黨文化的對立面。

我冒昧地說一句吧,包括企業家在內,中國各界精英亟需補兩門至今幾乎還是空白的大課:「政治文化」這門課,以及,清晰區分好民主與壞民主這門課。進而言之,也許這麼說並不過分:以目前情況而論,中國各界精英、當然也包括企業家在內,對於現代政治文明不但沒多少知識,相反,還灌滿了一腦子的胡說八道——畢竟,我們每個人都是精神分裂的官方意識形態宣傳教育的受害者,難道不是嗎?

因此,中國企業家們不但不能再「不談政治」,正相反,我們亟需大談特談這些政治,這些極為關鍵的政治常識!

結論是:不需要拋頭顱灑熱血,不需要當先烈,不需要去坐牢,不需要當聖人,甚至不需要再糾結於什麼「原罪」,尤其是,決不要再去鼓吹革命、造反、「推翻」。只要在自己力所能及的範圍內,以各種方法(方法簡直無窮無盡,不需要任何人費心指點)盡力做推動中國法治進步的主力軍——這就是我所理解的「中國企業家的自我救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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