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零一六年二月十九日，張伯笠牧師回北維州開布道會，講題是《踏上回家的路》，講的是聖經中浪子回頭的故事。我們一整天都在跟幾位老朋友們相聚聊天，我們共同的記憶與傷痕當然是六四。
就在布道會前夕，我跟張牧師幾乎同時從網上看到，北大校友江緒林在華東師範大學自縊身亡的消息。江緒林也是一名自我選擇的「天安門之子」。我還夢想着有一天回到北京大學，跟他一起堂堂正正地在三角地點燃一盞蠟燭；他卻突然轉身離開，不帶走一片雲彩。
比我小兩歲的江緒林，選擇以自縊這種極其痛苦的方式離開世界，並在遺書中寫道： 「上主啊，赦免我，我原以為總會有些好奇的，但好奇心顯然被壓抑了。上主啊，我打碎了玩具，你不要責罰我；然而，就是責罰我，也請給我勇氣面對未知的一幕。……上主啊，願你開啟希望之門。」
這段話有如一無所有的約伯，在曠野中撕心裂肺的呼告。這也讓我想起了俄國詩人帕斯捷爾納克的一段話：「我們的靈魂像口中的牙齒一樣，不可能沒完沒了地向它施加壓力而不受懲罰。」他也曾向天父發出類似的呼求：
「我珍視你既定的意圖，甘願擔當這樣一個角色，但現在演出的是另一場戲，求你豁免我這一回……然而戲的場次已經安排好，最後的結局已經決定了，我孤零零地，漸漸沉沒在假仁假義裏，人生一世實在不易。」
作為基督徒，江緒林當然知道包括自己在內的所有人都是上帝所造、都是上帝所愛，不應該以自殺結束生命。但是，因為精神的重荷無法承受，他又不得不狠心「打碎了玩具」。上帝會赦免這個大罪嗎？自殺的基督徒能不能進天堂，我不知道，但我對江緒林內心世界千軍萬馬的爭戰感同身受，我願意稱呼他是我「親愛的弟兄」。
此刻，我想起了江緒林此前為我遭遇秘密警察暴力虐待一事所寫的文章，不禁淚流滿面。他在那篇題為《其實我不熱衷政治，只是今夜還是很悲傷》的文章中提及，在得知我的遭遇之後「不禁十分悲傷而又無法自控的抑鬱」——那時，我的遭遇成為加劇他的抑鬱症的一根稻草。如今，我在遙遠的他鄉，為他秉燭，為他歌哭，為他撰文，為他祈禱。
我們在此生失之交臂
在那篇文章中，江緒林也提及我們在香港的一次失之交臂：「那時候我正在反出基督教，覺得基督徒基本上等於偽君子，就有意避開了余傑在浸會的講座。……但現在讀到他遭受迫害，卻突然有一種說不出的難受。」
我查了一下當年電郵，發現細節稍有誤差。其實，江緒林主動發給一封電郵，邀請我在香港訪問期間跟他見面。因為那時沒有智慧手機，在外旅行上網很不方便，我在香港奔波的那幾天一直無法上網，等到回到北京家中，才發現江緒林的電郵靜靜地躺在郵箱中。
江緒林的電郵是2006年3月24日發出的，信中提到其正在浸會大學讀一個博士課程，修讀John Rawls的自由主義和Michael Sandel的civic republicanism，也希望相約在香港一聚。他還提到他在學習攝影，若在尖沙嘴星光大道見面，或許還可以試一下他的攝影技術。很遺憾的是，我在香港的那幾天，每天都在外面奔波，住處也沒有網路，直到回了北京才看到他的來信，而我的回信是3月27才發出的。
或許，因為沒有收到我到回信，敏感而驕傲的江緒林沒有冒失地到我演講的教室裡來找我。殊不知，那一次的失之交臂，使我們此生再也未能謀面。那幾年，我的身份變得越來越「敏感」，我自己有意減少與外界的交往，一般不會主動地跟別人聯繫，害怕連累到別人。
那時，我剛剛信主不久，在信仰上的思考尚且很淺薄，未必能與早已在哲學和神學上有透澈思考的江緒林做一番深刻的對話。但我至少可以跟他分享信仰見證，彼此鼓勵、彼此激勵、同走天路。他大概沒有教會生活，或許我也能推薦香港或上海的教會給他，這樣他就可以去教會參加禮拜，認識朋友。
如今，聽到江緒林離去的噩耗，我感慨萬千地對張伯笠牧師說，如果江緒林在我們身邊，在教會和團契中，今晚能來聽這場「回家就是回到天父懷抱」的布道會，或許他能被上帝的話語安慰，能勝過死亡的誘惑與權勢。雖然他還是一根壓傷的蘆葦，卻不致如此猛烈地折斷。
為什麼黑暗厚重如棉絮？
我更記得江緒林在2000年，在網上發表的那篇紀念六四屠殺十一週年的文章《愛之和解：燃起第11根蠟燭》。他希望用「愛與和解」來化解殺戮與仇恨；他呼籲北大同學在那一天到三角地去點燃一支蠟燭。然而，那一天，他還沒有走到三角地附近，就被一群保安綁架、塞上一輛麵包車帶走。
而真正看到江緒林的呼籲並來到三角地的同學，寥寥無幾——其中就有後來積極參與公共事務的郭玉閃。
那時，我已完成了碩士論文答辯，搬離了學校。此前，我跟江緒林有一年重合的時間住在四十七號樓的研究生宿舍，他比我低兩屆，他在哲學系，我在中文系。或許，在熙熙攘攘的人流中，我們曾背着書包和飯盒擦肩而過。本應成為朋友，本該相濡以沫，卻無比陌生，卻相忘於江湖。
在江緒林的那篇文章中，他也提到了劉曉波：「就拿我最尊敬的曉波老師來說，他說，他心中沒有仇恨，只有深深的愛。但那種經歷了煉獄的愛，與仇恨一樣，也有一種灼人的品質，與優雅或性感的愛截然不同，而我們普通人是天然親近後者的。」
他沒有跟劉曉波近距離接觸的機會，卻以極度細膩的心靈，捕捉到劉曉波身上最大的特質：不是對正義、自由的執著與勇敢追求，而是經歷了煉獄的、那種灼人的愛。這是我在跟劉曉波夫婦相處十年之後，才一點一點地發現的秘密。可見，江緒林對「愛」是那麼地敏感與敏鋭。但他本人身邊似乎未出現一個真正的愛人——沒有愛人的人生，是何其孤獨、何其不幸。（他離世之後，我才知道他是孤兒，親人只有一個姐姐）
他也曾提及我寫的那本《香草山》，「他還寫了本很文雅的《香草山》，大概是解讀《舊約·雅歌》」——其實，這個書名雖然來自聖經，但它並不是一本解讀聖經的書，而是我和妻子的愛情故事。江緒林顯然沒有讀過《香草山》。為什麼我沒有找到機會送給他一本呢？若是向他分享我和妻子的愛情故事，至少能鼓勵他相信愛情，即便不像北島那樣「相信未來」，但至少可以相信愛情啊。
當年的「蠟燭行動」遭到嚴厲打壓之後，江緒林漸漸淡出行動者的行列。北大碩士畢業，他赴香港浸會大學攻讀博士學位，然後返回內地，應聘到華東師大任教。他也許向當局作出過不問政治的許諾，這才得到體制內的教職——畢竟，當年的那次抗爭，必定在他的檔案中留下了永久的記載，政治警察們不會那麼健忘。
雖然放棄了改變中國的「大氣候」的雄心壯志，但他至少還相信可以參與改善身邊的「小氣候」。正如劉曉波堅持的立場——儘管生活在一個沒有言論自由的國家，卻以擁有百分之百言論自由的知識人的身份思考和寫作；江緒林的追求是：「在缺少自由和民主的國度也能淡定。並且，就是在一個缺乏正義的國度，個體仍然可以努力維繫個體的尊嚴，使得自己配得上一個正義國度（將到來的或烏托邦式的），做一個好的學者、一個出色的市民，一個有品位的人。
就自己而言，也能在書籍中找到自己的樂趣：在自己的能力範圍內，理解那些偉大的人物在人類複雜狀況中對人類知性、美好生活及其限度、生命意義的探討並予以汲取和實踐，是一件何其美妙的事情。」這種理想能夠在現實中實現嗎？
我們的故鄉已然淪陷，我們的信念正在崩壞，中國大學的黑暗超乎江緒林的想像。他單純得像一個孩子，豈能玩轉以瞞和騙為規則的權力遊戲？他也不會炮製那些發表在「核心期刊」上的論文，以及像磚頭一樣厚的「專著」。在華東師大網站上的教師簡介欄目，江緒林的名字下面沒有任何顯赫的頭銜，惟有屈指可數的幾篇論文的名字。數年之後，他依然停滯在講師這個最低職稱的位階上。週邊的教授博導們，頗多「滿口仁義道德，滿肚男盜女娼」之輩；學生則不乏「小粉紅」，不僅不願接受民主自由的啟蒙教育，反倒以喝法西斯的「狼奶」且呲牙咧嘴為榮，甚至有人加入「五毛黨」和告密者的行列。那麼，課堂上還能講述哪些「政治學」的思想呢？
在絕望中，仍然要尋求希望
在那樣的環境之下，江緒林的抑鬱症越來越嚴重。我記得李登輝在跟司馬遼太郎對談時，曾提及「身為台灣人的悲哀」；我更要說，「身為中國人的悲哀」乃是鋪天蓋地、撲面而來。在這個臭氣熏天的醬缸中，在血腥的暴政與無恥謊言的擠壓下，誰，又不是抑鬱症患者？
偌大的中國，已然擺放不下一張安靜的書桌，已然容納不下純潔的心靈和睿智的大腦。其實，一百年來不斷在獨裁專制中掙扎的中國，哪年、哪月、哪天不是如此？江緒林在遺書中留下小小一筆十萬元的存款給姐姐，可見他不是因為經濟的窘迫而走向死亡，乃是因為在精神上走到絕望的盡頭。江緒林最後讀的一本書，是桑德斯寫的《自由主義與正義的侷限》，這種左派自以為是、自以為義的價值觀，並不能給江緒林以慰藉和滿足——如果他讀的是班揚的《天路歷程》或者路易斯的《返璞歸真》，他能找到活下去的理由嗎？
向死而生，乃是對這個世界最後的抗議。江緒林不是這樣做的第一人。
在得知江緒林離去的消息前兩天，我正在寫關於王國維為何自沉的故事。一九二七年六月月二日，王國維向朋友借了五塊錢，僱人力車至北京頤和園，於園中昆明湖魚藻軒自沉。他不願坐以待斃地等候自己所預言的「以共和始，以共產終」的時代的到來，他不願意與那些張牙舞爪的邪惡者生活在同一個時空中，他不願意像舊約中的先知那樣眼睜睜地看着「慈心的婦人，親手煮自己的兒女作食物」。
六十二年後，1989年3月26日，詩人海子在山海關卧軌自殺，年僅二十五歲。海子隨身攜帶了四本書：《聖經》、梭羅的《瓦爾登湖》、海涯達爾的《孤筏重洋》和《康拉得小說選》。那一天，離學運爆發還有二十天，但海子已然感覺到，最壞的鐵與血的時代又要到來了。 又過了五年，就在江緒林服務的華東師大，青年學者胡河清在深夜的暴風雨中從公寓樓上縱身跳下。胡河清的名字正應了一句古老的讖語：「俟河之清，人壽幾何？」五年前廣場上槍聲響過之後，是似乎永不止息的商潮濤聲，「河清有日」夢想徹底破滅。胡河清很喜歡晚唐詩人許渾的一首《謝亭送別》：「勞歌一曲解行舟，青山紅葉水流急。日暮酒醒人已遠，滿天風雨下西樓。」他便是在這滿天風雨中與烏煙瘴氣的濁世告別。
又過了二十二年，輪到江緒林了。是無邊無際的絕望吞噬了他——「無法反擊，因為本身沒剩下值得捍衞的美好之物，公共正義也沒有燃燒我的心靈。」然而，抵抗絕望與荒謬、抵抗謊言與暴力，正是我們活下來的理由。如果他有摯愛的妻子與孩子，他會為了他們的自由和幸福而活著嗎？
1921年10月19日，卡夫卡在日記中寫道：
「無論什麼人，只要你在活着的時候應付不了生活，就應該用一隻手擋開點籠罩着你的命運的絕望……但同時，你可以用另一隻手草草記下你在廢墟中看到的一切，因為你和別人看到的不同，而且更多；總之，你在自己的有生之年就已經死了，但你卻是真正的獲救者。」
可惜，在江緒林生前，我沒有將這句話轉發給他。但是，我希望更多的絕望者能讀到這句話，重新振作起來，像《飢餓遊戲》中那群義無反顧的少年人，用雞蛋碰高墻的戰鬥來實現自我救贖。
（余杰，著名作家）